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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直播的高三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今天非常高兴来和各位谈谈我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与大家所处的时代。各位所处的将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时代，它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也将是一个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时代。这是我想讲的核心观点。
现在大家在家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同时又在非常辛苦地准备高考。大家是年轻人，毛主席说你们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你们是国家未来的希望。高考结束后，你们将面临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次选择，你们的选择不仅会决定自己的一生，而且也会决定国家的未来。
我国每年有将近1 000万人准备高考，其中有超过100万人会进入经济管理学科，仅学习经济学的大概就会有25万人。我要恭喜这25万人，因为你们抓住了一个大好的时代，你们当中有很多人将来可能会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思潮的大师。
各位也许知道，经济学是在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以后，才从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从1776年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大师基本上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这些大师中，亚当·斯密、李嘉图、马歇尔、凯恩斯等都是英国人；马克思是德国人，在英国工作。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大师基本上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弗里德曼、萨缪尔森、科斯、哈耶克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例子。
为什么这些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大师会集中出现在同一个国家，而且集中在同一个时代？这是由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本质决定的。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每个理论都是几个很简单的变量之间的因果逻辑体系，而且这个逻辑体系越简单越好。
既然理论、逻辑越简单越好，怎么能说这个理论是重要的，那个理论不是那么重要？决定因素是这个理论所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一个现象越重要，解释这个现象的理论就越重要。什么叫重要的现象？发生在重要国家的现象就是重要的现象。
我们知道工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中叶的英国，也就是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的前后。此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引领工业革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是世界经济中心。发生在英国的现象就是最重要的现象。
在解释经济现象的时候，有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这是因为经济现象很错综复杂，怎么从中抽象出几个变量来构建一个理论？通常只有生长在这个国家，或者是工作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学家才能够比较好地把握。这就是为什么当英国是世界经济中心的时候，英国也是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是经济学大师辈出的中心。
到了一战之后，美国崛起，逐渐取代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到二战以后，美国的经济占当时全球经济总量的50%，美国的经济现象就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现象。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报纸上经常用的一个比喻是，美国经济打个喷嚏，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经济就会患重感冒。研究美国经济怎么“打喷嚏”，会比研究其他国家的经济怎么“患重感冒”的影响更大，所以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就转移到美国。
同样，由于“近水楼台先得月”，从二战以后到现在，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大师基本上不是美国人（如弗里德曼、萨缪尔森），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如科斯、哈耶克）。
沿着这个规律，我相信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会转移到中国来。大家知道，中国原来是世界鼎盛的国家，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曾领先于全世界。但是18世纪工业革命发生之时，中国没有赶上，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从一个文明鼎盛的国家变成“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落后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是以天下为己任，追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鸦片战争以后每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经过几代人的努力，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78年年底开始改革开放，中国实现了从1979年到2019年年均9.4%的增长率。在人类历史上，还不曾有任何国家、任何社会以这么高的增长率持续发展这么长的时间。
过去这四十多年中国的变化真的是翻天覆地。根据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指标，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在2014年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我在这里解释一下，什么叫购买力平价呢？同样1美元在不同的国家能够购买的东西不一样。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一份麦香鸡汉堡包套餐，在中国需要15元人民币（约合2.2美元），在美国需要5美元，所以中国的物价比美国低，同样的1美元在中国能买的东西比在美国多。在比较各个国家实际的经济规模时，经济学家就根据各个国家的物价水平计算每个国家用同样的1美元能买到的东西（称为购买力平价），用它来衡量每个国家的经济规模。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我国在2014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而且面向未来看，中国的经济还会比发达国家更快速地发展。我想各位在读书的时候应该也注意到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原来是每年超过9%，从2010年开始就逐渐下滑到6%左右。但是6%左右的增长率是什么概念呢？发达国家过去一百多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是3%，从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发生开始，它们的经济增长也下了台阶，现在的增长率是2%左右。
中国即便保持每年6%左右的增长，增长率也比发达国家高了4个百分点，所以国际上有很多研究机构（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最迟到2035年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时候，即使按照不调整物价水平的汇率计算经济规模，中国也会变成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在人口这么多、底子这么薄的一个国家，怎么有办法取得这样持续的快速增长？国内外都称这是一个奇迹。所谓奇迹是什么？就是不能够用现有理论来解释的现象。但事情的发生一定有道理啊！
从二战后到现在，有两百多个发展中经济体都是像中国一样希望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但是成功从低收入进入高收入的，目前为止只有两个，一个是中国台湾地区，一个是韩国。估计到2025年前后，中国大陆就会变成二战以后第三个从低收入进入高收入的发展中经济体。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前面讲的，到2030年前后中国将毫无疑义变成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发生在中国的现象会是最重要的经济现象。了解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所提出来的理论将是最重要的理论。
2030年是什么概念呢？今年是2020年，大家在准备高考。你们进了大学，读四年本科，再读五年左右的研究生，拿到博士学位，如果继续从事经济学研究，那正好是你们的时代啊！因为那时候中国会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国会是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国家。了解中国的经济现象、解释其背后原因的理论将是最重要的理论。提出这样理论的经济学家就会是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思潮的大师。你们很幸运处于这样一个时代啊！就像毛主席说的：“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但是更重要的不是成名成家，而是你们提出的理论将会贡献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我们知道，现在生活在发达国家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只有16%，还有将近85%的人（包括我们自己）生活在发展中国家。你们提出来的理论也会帮助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他们和我们的共同追求：工业化、现代化、追赶上发达国家。
理论的功能是什么？是帮助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我想各位在读高中的思想政治课时都学了这个道理。二战以后，很多发展中国家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开始在自己国家的领导人带领下追求自己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它们的知识精英同我们一样，都觉得对国家、对社会负有责任。
当时整个发展中国家的知识界，包括我自己都有一种“西天取经”的心态，认为发达国家那么成功一定有道理，把那些道理学会了就可以回来改造自己的国家，让我们过上同发达国家一样富足的生活。这是有责任感的年轻人共同的愿望。确实有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知识精英到英国、美国去学习，包括我自己。
但是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也作为一名对历史感兴趣的知识分子，我想说的一点是，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按照发达国家的理论实践成功的。少数几个成功追赶上发达国家的发展中经济体，它们的政策在推行的时候，从发达国家的理论来看都是不正确的。
以我们自己的国家为例。中国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当时国际上主流的经济学理论是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怎么解释二战以后发展中国家努力追求工业化、现代化，付出那么大的代价，但不成功的现象呢？新自由主义的看法是，这些发展中国家（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对经济干预太多，造成的经济扭曲太多。这种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造成了资源的错误配置。政府对经济的扭曲创造了很多所谓的租金，社会上出现寻租，也就是腐败。
有资源的错误配置，又有腐败，经济当然发展不好，所以新自由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没赶上发达国家是由于政府失灵。那么，发展中国家要改善它们的经济，就应该和发达国家一样有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政府从经济当中退出，作为一个“守夜人”，除了教育、卫生、社会治安，其他事都不要管，交给市场就好了。
那么，怎样才能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呢？新自由主义认为价格应该由市场决定，要市场化，所有企业都应该是私有的，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都应该私有化，然后要自由化，政府不要干预市场的运行。
这个理论非常严谨，非常有说服力。有一个笑话经常被用来揶揄经济学家，就是拿一个问题问五个经济学家，经济学家们往往会给出六个答案，每个答案都头头是道，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是在1992年时，当时世界银行的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他后来当过美国财政部部长、哈佛大学校长）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提到，经济学家对经济问题一般会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但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或者是像拉丁美洲那样政府干预太多的国家，经济学界有一个共识，就是这些国家的经济转型要成功，就必须根据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用休克疗法，把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这些市场必须有的制度安排一次落实到位。
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转型不是这么做的。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采用渐进的双轨制。所谓双轨制就是“老人老办法”，原来的国有企业继续保持国有，政府继续给予保护补贴；“新人新办法”，有很多新的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出口产业，允许乡镇企业、民营企业进入，而且还积极招商引资，按照市场的方式来配置资源。所以在双轨制下，既有市场在配置资源，也有政府在配置资源。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际上的共识是，政府必须退出，让市场来配置资源，只有这样经济转型才会成功，认为像中国那样的既有市场又有政府的制度安排是最糟糕的，比原来的计划经济还糟糕。因为政府的干预会带来大量腐败的机会，有了腐败以后就会有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就会有各种社会问题，所以主流经济学界当时认为这是最糟糕的制度安排。
但是40年过去了，我们回过头来看，主流经济学界讲的腐败现象有没有？确实有。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有没有？确实有。但是我国是过去40年中全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而且是唯一没有出现系统性的金融经济危机的国家。少数国家像越南、柬埔寨，维持了经济稳定和快速发展，采取了和中国一样的被认为是最糟糕的渐进转型的方式。
回过头来看，苏联、东欧、拉丁美洲国家是按照当时国际主流的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华盛顿共识”，以休克疗法来实施转型。但是，它们出现了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中国的稳定和快速发展它们没有。中国出现的腐败与收入分配问题，它们有没有？不仅有，而且普遍比中国还严重。
从这种经验比较来看，新自由主义在分析、预测中国作为一个转型中国家存在的问题时头头是道，认为政府的干预会造成了资源错误配置，造成寻租腐败，道理很清楚。但是按照新自由主义的建议去转型的国家，结果更糟糕。
不仅在转型问题上是这样，在经济发展问题上也是如此。二战以后，很多发展中国家取得了政治独立，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开始追求工业化、现代化，希望能赶上发达国家。
当时从主流经济学中分出一个独立的子学科，叫发展经济学。第一代发展经济学称为结构主义。结构主义的看法是什么？发展中国家的目标不就是赶上发达国家，实现民富国强吗？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现在那么穷？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为什么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高，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低？因为发达国家当时有先进的资本密集的重工业和大规模的产业，发展中国家普遍的产业是农业以及小规模的制造业或者矿产资源产业，生产力水平很低，所以经济落后，收入水平低。
发展中国家要赶上发达国家，就应该在生产力水平上赶上发达国家，这样其收入水平才能赶上发达国家。生产力水平要赶上发达国家，就应该去发展和发达国家一样先进的现代化资本密集型大产业，这个道理是不是很清楚，很有说服力？可是主流经济学界发现这种现代化资本密集型大产业在市场经济中不能自发地发展起来，所以就认为市场不起作用，存在市场失灵。当时盛行的宏观经济理论是凯恩斯主义，强调政府的作用。在这样的理论思潮影响下，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就提出发展中国家必须由政府主导，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来发展现代化资本密集型大产业。
发展中国家原来都是出口农产品、矿产资源产品，进口工业制成品，现在要去发展现代化的制造业，自己生产，这种发展方式也被称为进口替代战略。二战以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听到这个理论都觉得很有说服力，所以基本都这么做。但是这么做的普遍结果怎么样？跟中国一样，中国当时实行计划经济的目的也是发展现代化资本密集型大工业。这些国家在政府的动员与支持下，会有一段时间的投资拉动的经济快速增长，但是把这些产业建立起来以后，这些产业都没竞争力，经济就停滞了，停滞了一段时间后就出现危机。因此，这些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而且在扩大。
那些主流的思潮——结构主义的发展经济学或者凯恩斯主义——在解释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上很有力量。但是按照这些理论的建议去制定政策的发展中国家，不仅没有实现追赶上发达国家的目标，而且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二战以后，有少数几个东亚经济体没有这么去做，在五六十年代发展的产业都不是现代化的资本密集型大制造业，而是传统的小规模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当时从结构主义的理论来看，发展传统、落后、小规模的加工业，生产力水平那么低，怎么能赶上发展现代化的大规模的先进制造业的发达国家？
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成功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甚至赶上发达国家的正是那些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推行了从当时的结构主义来看是错误的发展政策的经济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学习理论的目的是什么？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但是现在从发达国家学来的这些理论，在认识世界上很有力，可以把发展中国家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解释得一清二楚，可是按照这些理论的建议去制定政策的发展中国家基本上都失败了，道理在什么地方呢？
主要的原因是社会科学理论和自然科学理论一样，是不是适用取决于理论的前提条件，只有前提条件成立，这个理论才适用。这一点对自然科学来说不成问题，自然科学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自然科学，比如说物理学，拿一个圆球放在一个斜坡上一定往下走，不会从下往上跑；在海平面上烧水，达到100摄氏度一定会沸腾。不管在美国还是在中国，一定都是这样的。因为自然科学、自然现象的前提条件不会因为时间、地点而变化。
但是社会科学理论是怎么来的？社会科学理论是来自对重要国家的社会经济现象的总结。正如我前面讲到的，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绝大多数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二战以后，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绝大多数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他们的理论都是解释所在国家的重要经济现象，理论模型里只有一两个变量，某个是因，某个是果。可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有很多社会经济变量，包括产业是什么，社会组织是什么，以及文化、价值体系、政治体系是什么，为了理论模型的简化，就把那些变量舍象了。所谓舍象是指那些变量是存在的，但是和解释这个现象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就暂时存而不论。存而不论的这些变量就变成这个理论的暗含前提。
如果这些被舍象的变量中比较重要的变量发生了变化，理论也会发生变化。这就是为什么在发达国家经济学理论会像时装一样，流行几年，过一段时间以后就会被另外一个理论取代。因为作为理论暗含前提的条件在发达国家发生了变化。
各位想想看，如果发达国家的理论在发达国家都做不到是“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真理，拿到发展中国家来怎么能放诸四海而皆准呢？理论是有前提的，都“内嵌”（embedded）于提出这个理论、产生这个理论现象的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结构当中，将这个理论运用于这些暗含前提不一样的国家，就会出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问题。那些理论看起来都很漂亮，好像很有说服力，但是由于前提条件不一样，拿到发展中国家来苍白无力，应该是显然的。
在座的高三同学大概会有100万人读经济管理学科，在经济管理学科里有一门最重要的课程叫金融经济学。现在大学的金融经济学课程都会教现代金融。什么是现代金融？股票市场、风险资本、大银行、公司债，金融经济学认为这是现代的，是有效的。
但是各位想想看，金融的目的是什么？是服务实体经济。这些大银行、股票市场、风险资本、公司债在发达国家很合适，因为发达国家的资本很丰富，它们所从事的产业资本很密集，它们的生产活动需要大量的资本，它们的技术必须要自己发明，有大量的风险。大银行、公司债和股票市场可以动员大量资本，风险资本、股票市场则有利于分散风险，所以，这样的金融安排在发达国家很合适。
可是在发展中国家，百分之七八十的就业都是在农户和中小微型企业。它们所用的资本非常少。它们当然有风险，但是最大的风险是什么？最大的风险是企业家、经营者的能力。这样的农户、企业能不能到股票市场去上市？能不能发公司债？能不能用风险资本？跟大银行借钱，大银行会借给他们吗？在座的很多同学可以去问长辈，如果他们在经营中小企业，可不可以到股票市场上市，可不可以发公司债，跟大银行借钱容易不容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按照发达国家的金融经济学所教的这些现代金融知识去制定金融制度安排，就会出现金融没有办法服务实体经济的问题。
在亚当·斯密之后出现了很多经济学大师，这些大师都来自最发达的国家，研究最发达国家的经济现象，总结背后的道理，在这个过程中，就把这些最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条件作为暗含前提。如果把这些理论直接拿到发展中国家来用，难免出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现象！
正因为认识到这一点，我这些年来倡导自主理论创新的新结构经济学。我们作为知识分子要贡献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必须要有理论的指导，但是所用理论必须是根据我们自己国家的经验总结的。
新的理论来自新的现象，中国的现象是发达国家不曾有过的。但是怎样来总结中国的现象并形成新的理论呢？我提倡的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必须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历史唯物主义主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是由生产力和由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共同组成的。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水平比发达国家低，生产关系与发达国家不会一样，与这样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包括我前面讲的金融以及货币、财政等制度安排都不会一样。而且，由于制度安排不一样，经济运行的规则也会不一样。所以，在总结中国的经验和现象时，新结构经济学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
在研究方法上，新结构经济学则是用现代经济学通用的研究方法，把现象背后的逻辑弄清楚以后，必须用严谨的数学模型来表述，用严格的统计数据来检验理论的各种假说，这是我这些年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的内涵；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让我们了解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基础不一样，和经济运行相关的上层建筑不一样；然后用现在国际经济学界通用的方法来研究中国自己的经验，当然也包括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进而总结出新的理论。
对于这一点，我是在1988年就认识到的。1986年我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到耶鲁大学做了一年博士后，1987年回国。当时我是抱着“西天取经”的心态，认为我学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经济学理论，可以回来“指点江山”。但是1988年出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第一次高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达到18.5%。过去比较高的年份是1985年（通货膨胀率达到8%），在其他年份中国基本没有出现通货膨胀。
按照我在芝加哥大学学到的理论或者国际上通行的理论，治理通货膨胀就应该提高利率。利率提高以后，投资的成本增加，投资需求就会减少。利率提高了，储蓄的意愿就会增加，当前的消费就会减少。投资和消费减少，总需求就会下降，通货膨胀不就下来了吗？而且当时这被认为是一种好办法。如果提高利率，投资的成本增加了，只有好的项目付得起高成本，会被保留下来。那些差的项目付不起高成本，就会被淘汰掉，这样还有利于资源的配置。
当时中国没有按照这个理论去做，而是采用了“治理整顿”的方式，用行政办法砍投资、砍项目。从经济学理论来讲，用行政办法砍投资、砍项目一定会出现“乱指挥”的情形，会有不少好的项目被砍掉，这样就会没有效率。我当时看好像确实有很多这种情形。比如1988年国内旅馆非常少。当时在北京二环路附近有一个新大都饭店正在盖一个新楼，原来的设计是18层，但盖到13层的时候这个项目就被砍掉了。在北京二环路的黄金地段新盖的一个高楼，盖到13层就被砍掉，变成一个烂尾楼了，这是多大的资源浪费啊！
当时我有很强烈的冲动，想写一篇文章指出有更好的办法，可以聪明一点，提高利率，用价格配置资源的方式来治理通货膨胀。可是后来我又反思了一下，如果中国政府像这个理论所认为的那么不理性，那么中国经济一定搞得一塌糊涂！可是从1978年到1987年的9年间，中国平均的经济增长速度是9%。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取得一年9%的经济增长都很不容易，而中国取得了9年的高速增长，而且又是在转型期。其他很多转型中国家的经济都崩溃了，中国经济不仅没有崩溃，而且还高速增长，这说明中国的政府一定是非常理性的。
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开悟。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大量的国有企业资本很密集，违反了当时中国资本短缺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它们的生存有赖于政府的低利率补贴。如果把利率提高了，它们的成本增加了，就会亏损得非常厉害。用现在常用的观点来看，它们中很多都是“僵尸企业”。让它们关了可不可以啊？这样做行不通，原因有几个方面：第一是有大量的就业依靠它们，如果把它们关了，大量的失业会造成社会不稳定。第二是其中很多国有企业都与国计民生有关，不能把电力公司全部关了，不能把通信企业全部关了，没有电力、通信，经济怎么运行啊？第三是很多国有企业与国防安全有关，如果把它们全部关了，就没有国防安全了。
这些资本很密集的产业存在，是违反我国的比较优势的，但它们又是与国计民生、国防安全有关的，不能让其中的企业倒闭，有亏损就必须给予补贴。如果提高利率，企业亏损增加，财政必须弥补，财政赤字就会非常高，国家就要增发货币来弥补财政赤字。增发货币，通货膨胀就又来了。
发达国家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发达国家的资本很多，关于国计民生、国防安全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符合比较优势，企业在市场里自己能生存，不依赖政府的保护补贴来维系，碰到通货膨胀就能够使用提高利率的方式来治理。它们的前提条件跟我们不一样，所以适用的理论跟我们也不一样。从那时起，我基本上就不照搬西方盛行的理论来看中国。面对中国的现象和问题，我会按照中国的实际状况来想这个问题是怎么产生的、要怎么解决。
1994年，我和蔡昉、李周合作出版了《中国的奇迹》。在那本书里，我们解释了中国为什么会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怎样转型，在转型过程中怎样取得稳定和快速发展。并且那本书作了一个预测：如果沿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道路来转型，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在2015年的时候会超过美国，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到2030年的时候会超过美国。
那时大家都认为我们太乐观了。我很高兴的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在2014年时就已经超过美国了；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2030年将超过美国已经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发展机构的共同认识了。更让我高兴的是，这本书里面分析了中国改革的道路会遇到什么问题、怎么解决，基本上过去这二十多年我国就是这么一路走过来。
2007年我应英国剑桥大学的邀请去做在国际经济学界影响巨大的年度马歇尔讲座，我就用上述来自中国经验总结的理论解释二战以后中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转型实践，为什么绝大多数失败，只有少数成功。
2008年，我很幸运到世界银行担任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这是第一次由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担任这样的职务，过去都是由来自发达国家的著名经济学家担任，包括前面讲的劳伦斯·萨默斯，还有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斯蒂格利茨。
在工作中我发现世界银行的同事很令人敬佩，他们中有很多人来自发展中国家，受过很好的经济学训练。他们也都是想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消除贫困。从1945年成立到现在，世界银行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发展机构，我领导的经济学家有一千多位，都受过很好的训练，也有很好的意愿。这些发展中国家也普遍跟我国一样，有发展经济、消除贫困、追赶发达国家、实现繁荣的梦想。但实际上，如果把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减少的八亿多贫困人口剔除，世界贫困人口总数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还在增加。
和在国内的经验一样，在世界银行的工作让我发现，单单有良好的意愿是不够的，单单有很漂亮的理论也是不够的。这些经济学家和我过去一样，接受的都是来自英国、美国的主流经济学理论，都用这样的经济学理论来看发展中国家的现象，讲它们的问题都可以头头是道。但是按照那样的理论去实践，基本都不成功。这个工作经验让我觉得有必要把我自己过去二三十年探索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所总结出的新理论正式命名为新结构经济学，以区别于主流的经济学，也区别于第一代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强调经济发展过程是一个技术、产业、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等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从低生产力水平的结构转变成高生产力水平的结构，需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才能认识清楚，需要从发展中国家自己的经验来总结提出新的理论才能适用于发展中国家，需要用现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来进行研究才能和国际经济学界交流。
在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一周年的时候，我正式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2010年我应邀到耶鲁大学去做库兹涅茨讲座（国际经济学界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讲座），正式把新结构经济学向国际经济学界推出。
2012年，我在世界银行的任期结束，回到北京大学后就积极推动成立专门研究新结构经济学的机构。2015年，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成立。这是我国第一次有一个机构专门来研究、深化依据我国经验总结出来的自主创新理论体系。
理论是为了认识世界，更是为了改造世界，所以，我提出理论应该达到“知成一体”，不仅要帮助我们认识世界，而且要能够帮助我们成功地改造世界。只有能够帮助人们成功地改造世界的理论，才是真正帮助我们认识世界的理论。
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在北京大学我们不仅是在做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还在做经济学的实践。我很高兴非洲有不少国家请我去为它们做咨询，这些非洲国家在二战以后和中国有共同的追求，过去走了很多弯路，付出很多代价但不成功。现在我在埃塞俄比亚、卢旺达、塞内加尔、贝宁这些国家做实践，我很高兴根据来自中国经验的理论形成的政策在那些国家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而且我很高兴根据该理论制定的政策不只是在非洲的发展中国家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波兰是东欧率先转型的国家，转型开始以后也是按照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政府退出，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2015年，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成为1989年后第一个在选举中获得议会过半数席位、可以单独组阁的政党。该政党上台以后，正式宣布以新结构经济学作为波兰经济政策的基础，而且效果非常显著。波兰的人口是欧盟的十分之一左右，2017年波兰在制造业的新增就业占欧盟新增就业的70%，成效显著。
新结构经济学是第一个来自中国，也是第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自主创新，也可以说是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自主创新。它以发展经济学为切入点研究经济发展和转型，但实际上涉及关系现代经济运行的货币、财政、金融、产业、区域、环境等等每一个子学科，是对现代经济学的一场革命。这场革命要改变亚当·斯密以来发展中国家都抱着“西天取经”的心态去学西方的主流理论但是经济发展不成功的现状，这场革命的理论是来自中国自己的成功与失败经验的总结。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条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接近，因此这样的理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有更大的参考借鉴价值。我在非洲和东欧的实践印证了这一点。
今年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和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共同创建了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用两个学院最优秀的师资力量来办这个班。这是为了改变现在大学里的经济学教科书和理论都来自发达国家的现状，我们希望这个班所教的理论来自我们自己的创新。
中国现在正在倡导这样的办学方向。2018年教育部印发了《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等文件，强调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是新文科建设的一个重要基地。教育部也在推动新时代国家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项目，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也是新时代国家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项目之一。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召开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邀请了学界十位代表去汇报，我很高兴代表经济学界做汇报，汇报的内容就是本次讲座谈到的这些观点。我很高兴在这个会上听到习总书记的号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就是响应习总书记的号召，为不辜负这个时代而创建的。欢迎有志于抓住这个时代的机遇，以理论创新来贡献于民族的伟大复兴，引领世界经济学的新思潮，成为经济学大师的时代青年，报考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参加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