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唐时韩愈曰：“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在各门各派的学问中，道是学问的根本，业是道在具体情况下的运用。道如老子所云“玄之又玄”，学者不易把握。古时老师之所以能够经由授业、解惑来传道，在于当时为师者通常一段时间里只教导几位弟子，弟子拜师学习老师所专攻的术业，并经由业的学习来体悟道，师生朝夕相处，老师不时提问以了解弟子对所授之业是否掌握，是否融会贯通，弟子对所学之业有疑问随时提出以求解于老师，在学习交流和日常相处之中，老师经由孔子所主张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适时点拨来启迪弟子对道的开悟。

现代社会为普及教育，授业的方式从传统的师徒制转变为课堂制。受限于课时，课堂教育侧重课业的知识传授。尤其有些课，学生人数众多，师生互动交流很受限制，老师难于为学生解惑，更遑论愤启悱发的启迪。以我在北京大学多年教授的“中国经济专题”为例，一个班通常有四五百位学生参加，每周两学时，课上难以互动，课后交流也不易有效进行。而且，中国发展改革过程中的各种现象总是有许多理论可以解释，学生学习渠道多元，每种理论读来都头头是道，孰是孰非？如何取舍？学生对所受之业的疑惑难免时时有之。我自己则常常为有些学生因“一傅众咻”，修完课、考完试就忘了我所授的理论或是临事无法自如应用而感到挫折。

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春季学期的“中国经济专题”课改为网上授课。我要求学生在每堂课前先自行学习我在2016年上这门课时录制的视频，授课时改为网上答疑，稍微弥补了难于为学生解惑之憾。然而，这种方式缺乏直接互动，仍然无法做到传道所必需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朱熹《读论语孟子法》引用程颢所言：“读《论语》《孟子》而不知道，所谓‘虽多，亦奚以为’。”未能帮助多数学生掌握所学之道，一直以来是我作为老师的最大遗憾。

2020年秋季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和经济学院合办“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第一期学生从北京大学各院系入学一年的学生中二次招生，九位优秀学生入选。“中国经济专题”作为实验班第一学期的必修课，每周安排两个小时的授课时间，另外，每两周安排一次两个学时的讨论。每周授课时除了讲解课程内容，我着重阐述如何观察中国的经济现象，如何分析、归纳、总结现象背后的因果逻辑以产生课程内容所讲授的那些理论、观点、政策主张，以及如何检验和批判性地学习各种竞争性的理论和观点。由于是只有九位学生的小班，同学们有不能理解之处，课中可以随时提问，而且，同学们对课程内容可能有的许多疑惑在根据2020年春季“中国经济专题”网课中同学们的提问编辑而成的《解惑集》一书里已有解答，因此，我把每两周一次的小班讨论课的重点放在“道”的切磋上。同学们在课前先书面提交两周以来的学习心得和希望请教的两个问题，课上同学们口头汇报学习心得，我当场给予点拨，课后再对同学们提交的心得和问题逐一给予书面点评作答。这样的课程安排要求修课学生投入大量的时间和心力，让我深受感动和鼓舞的是同学们问道之心切而学道的潜力大，四次作业表现出同学们在所学之道上一次比一次精进。一个学期下来，同学们已经从懵懵懂懂的门外汉“登了堂”，快要接近“入室”了，若能坚持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的困知勉行来修习所学之道，假以时日，我确信这九位同学的成就可期。

近代以来中国受辱于西方列强。为了民族的复兴，中国知识精英普遍怀有“西天取经”的心态，认为西方所以富强一定有其道理，只有诚心学习、努力践行这些道理，才能够推动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实现民族的复兴。为此，大学教育以西方理论为本，学生需要诵读熟悉，即使论文课也是以用西方现有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现象或是用中国的数据来检验西方现有的理论为要求。学生们从言必称孔孟转而以言必称希腊、罗马为傲，在应试教育中“过关斩将”胜出的北大学生更是擅长此道。

理论的适用性取决于理论的前提。自然科学理论的前提不会因时因地而不同，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然而，社会科学主流理论来自对西方社会的经验总结或为了解决出现于西方社会的问题，出于简约的要求，每个理论只从复杂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变量中抽象出几个因变量来建立因果关系而舍象其他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变量，那些被舍象的变量就成了每个理论的暗含前提。因此，每个西方主流的社会科学理论必然是内嵌于产生这个理论的国家当时的发展阶段和相应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变量之中，当那些被舍象的变量发生关键性变化时，盛行一时的理论就会被新的理论所取代。所以，社会科学的理论不管多么盛行，都不是“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真理。中国作为一个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变量和发达国家有质的差异，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在西方国家既然做不到“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自然在中国也难以做到“放诸四海而皆准”。其实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是“刻舟求剑”，如果不能从学习现有的理论中掌握学问之道，以提升自己从观察到的现象或问题中了解背后的因果逻辑并自己提出理论来解释现象、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么学习的理论再多，也如程颢所言“虽多，亦奚以为”。

我于1987年回国，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位在海外留学后返回大陆工作的经济学博士。在研究探索中国发展转型的现象时，我一再体认到在中国若直接套用西方发达国家盛行的理论来解释现象、解决问题必然会有“南橘北枳”的局限。因此，1994年我在北京大学创办中国经济研究中心，1995年开始开设“中国经济专题”时，就抛弃既有主流理论，以自己求索理解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诸多现象问题的研究心得为讲授内容。这些内容时间跨度大，涉及面广，自成一以贯之的理论体系。诸多分析论断，在提出时常常有悖于主流学界的定论，然而一再为中国后来的发展所证实，并且逐渐深化成为这几年我倡导的探索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转型和运行理论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根源。任何理论都是“刻舟求剑”，当然包括我提出的理论，中国又在不断发展。若要使“中国经济专题”这门课有助于同学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就要求学生经由这门课的学习体悟到所学之道，并能够从现有理论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蜕变为新的理论知识的主动创造者。如果同学们能够实现这个飞跃，实验班培养从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奇迹所蕴藏的理论创新富矿中创新理论、做到“知成一体”的新时代人才的目的也就能够实现。

1995年《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时我应邀写了《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的祝贺文章。文中指出，每一个经济学理论都是一个简单的因果逻辑，理论的重要性取决于所解释现象的重要性。重要国家的经济现象就是重要的现象，解释重要国家现象的理论就是重要的理论。因此，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国家必然成为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新思潮的大师辈出的中心。那篇文章也预断，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最终实现，21世纪的世界经济中心会转移到中国，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和大师辈出的中心也必然随之转移到中国。这是时代赋予中国经济学工作者的百年不遇的机遇。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也是为了不辜负这个时代的机遇而设立，希望为我国培养出能够抓住这个时代机遇的人才。

作为以传道授业解惑为职志的经济学教育工作者，我感谢身处这个从“西潮”渐变为“东风”，让我有底气可以推动理论创新的时代。我也感谢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董志勇院长、锁凌燕副院长和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胡博老师、颜建晔老师、王勇老师、徐佳君老师以及两院其他同仁能够认同我的理念，志同道合地为创建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做出许多默默无闻的奉献，为我提供这个传道授业解惑的平台。我更感谢本科实验班第一期的毕斯源、郭若菲、黄卓楷、赖端仪、吴梦、叶子欣、赵佳雯、赵祥瑞、钟睿煊九位同学，在新结构经济学还没有像西方主流经济理论那样成熟的体系、实验班没有像现有专业那样完备的课程安排时，愿意承担诸多风险，勇敢地加入了第一届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并且在课上付出了比其他专业的同学更多的努力来学习。作为创立者，我相信就像我在2020年6月30日和第一届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的同学们见面时所宣讲的，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将会像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一样，虽然条件很差，但是同学们不仅将参与推动一个属于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的到来，而且许多同学也将抓住这个时代机遇，引领时代的新思潮。这是我的承诺，也是我鞭策自己和实验班的同学们携手一起不断努力前进的目标。

本书初稿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收录了三篇文章，涵盖我在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成立之前对实验班的宗旨、目的的宣讲，在实验班宣讲会上对同学们提出的问题的解答，以及在第一届实验班的师生见面会上的讲话。第二部分则包括实验班小班课的四次作业和我的反馈。将这些内容整理成书，原因有二：一是学问之道需要反复玩味，参与这门课的九位同学随着学习和研究经历的加深，再回过头来阅读，每次会有不同的收获。二是如朱熹在《读论语孟子法》中引用程颐之言：“学者须将《论语》中诸弟子问处便作自己问，圣人答处便作今日耳闻，自然有得。虽孔孟复生，不过以此教人。若能于《语》《孟》中深求玩味，将来涵养成甚生气质！”未来读此书的其他学子若能设身处地体会第一届实验班九位同学的心得，问处便作自己问，那么也将如亲自参与这门课矣！

林毅夫
2021年2月11日庚子年腊月三十

补记： 2021年春季学期，我和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的同学如约每个月进行一次午餐会，多数同学们提交了他们一个月来的学习心得和疑问，我也提供了我的反馈意见，现将这些交流内容补充于本书第二部分。在春季学期时，我也常在微信群里提出一些问题和同学们讨论，内容都和本书探讨的如何观察现象、如何分析问题相关，因此，将这些专题讨论作为第三部分收录在本书中以供参考。最后，黄卓楷同学在9月8日写了一篇《如何学习做好新结构经济学研究》的学年心得，体会很到位，正好附在全书最后，作为“代后记”，也作为全年师生探讨交流学问之道的总结。

林毅夫
2021年9月21日辛丑年中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