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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节课过后，我收获了很多新的知识，加深了对中国过去发展成绩与经验及当下面临的问题、困难和机遇的了解，也有很多新的思考。总结下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林老师在课上提出了对北大学生的期许，十分鼓舞人心，这也让我回想起当时选择“林班”的原因。
虽然高考结束后选择经济学院更多的是因为经济专业好就业，但是在经济学院学习的过程中，我渐渐感受到了经济学的魅力和未来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可能性，感觉这是一个可以施展个人抱负、实现人生价值的职业方向。然而，在学习中我也时常感到，一些西方经济学理论、模型都十分理想化，很像一个数学模型，建立在一定的公理基础上，进行完美的逻辑推演；但真正结合现实思考的时候，似乎有一些格格不入，难以解释现实中的很多现象。 【林毅夫： 学而能思，很好！ 】
在接触到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后，曾经困扰我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一些用西方经济学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也得到了相对合理的解释，所以，尽管选择转入“林班”可能面临种种困难和风险（比如修不完课，比如一些人认为新结构经济学不成熟、“林班”培养方案不系统），但我依然决定转入。 【林毅夫： 敢于为选定的道路冒风险，佩服！ 】 我希望，如果我真的在经济学这条道路上继续走下去，能够不做象牙塔中的理论家，而是走进社会，用理论指导实践，成为一个实干家。 【林毅夫： 很好！“知成一体”是新结构经济学倡导的理念。 】
现实世界错综复杂，我们很容易一叶障目、管中窥豹。我们的确应该记住，如果一个经济现象可以用一个理论解释，那它也可以用很多个其他的理论解释。 【林毅夫： 确实如此，在《本体与常无》中对这句话有许多讨论。 】 我们很容易把现实中的相关关系解释为因果关系，尤其是当我们忽略现实中其他变量，使用理论模型、用计量方法检验前提假设时。如上课时，林老师提到了2010年以后金砖国家、新兴市场经济体、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速都有所下滑，而其他经济体没有“高储蓄”“国进民退”等问题，所以我们不能用这些问题去解读中国经济下滑的现实。 【林毅夫： 这可作为《本体与常无》里倡导的“一分析，三归纳”方法中当代横向归纳方法的例子。 】
个人感觉，很多错误的经济政策及相关认知都来自对发达国家的盲目崇拜，照猫画虎。 【林毅夫： 没错！ 】 所以，我想，如果要从事经济学的研究，一定不能过于依赖模型和理论，一定要真正了解社会现实，了解经济运行，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抓住经济运行的根本因素，抓住问题的根源，归纳出正确的、符合现实的经济理论。 【林毅夫： 确实如此，要从真实世界的现象去了解背后的逻辑，不要从现有的理论去看真实世界的现象，如此才能使理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两个功能统一，达到“知成一体”的境界。 】
课上林老师讲的许多知识和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相契合，也加深了我对中国经济现实和发展政策的认识。比如关于我国的政府债务、财政政策和投资机会，上学期我选修的“财政学”正好有关于新基建的内容，现在我更认识到新基建代表的投资机会及其对中国发展的意义。再比如关于中国未来发展潜力的问题，我看到了扩大内需的重要性，也想到了暑期参加无极县的实践活动时，林老师在讲座中提到，中国有8%的经济增长潜力，但不一定非要用尽这些潜力。我个人的解读是，经济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我们不能只顾一时的成绩而忽视长远的发展，比如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能给经济发展带来一些阻滞因素，但这种阵痛可能是必要的，单看现在欧美国家因为缺乏结构性改革而导致的经济问题，便能感受到我国能进行结构性改革是何等幸事。当然，如何在阵痛时尽可能改进政策、降低不利影响，也是不能被忽略的问题。 【林毅夫： 确实，许多结构性改革在短期内会使经济收缩，有些项目，例如补短板的投资，在短期内则可以增加需求，建成后可以提高生产力，所以，审时度势和选准推进的顺序也很重要。 】
1.林老师在做出中国
未来有8%经济增长潜力的判断时，以人均GDP差异作为衡量标准，并参考了“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状态。我的问题是，“亚洲四小龙”的经济体量都较小，而中国经济体量较大，并发展了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这些差异是否会影响中国和“亚洲四小龙”发展的可比性？
林毅夫： 在做出8%经济增长潜力的判断时，我参考的经验包括日本、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称得上是小经济体；韩国有5 000万人口，是中等经济体；日本有1.27亿人口，是大经济体。所以，它们不全是小经济体。而且，按2011年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我国在2010年的人均GDP为美国的19.2%，这四个经济体在相同的人均GDP水平下实现的20年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9.3%、8.4%、8.4%和8.9%，日本的体量最大，增长反而最快，所以，大有大的好处。这种好处可能表现在你所指出的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也可能表现在境内后发地区向境内先进地区学习比向境外先进地区学习相对容易，以及大经济体内容易形成足够大的产业集群，甚至同一产业有好几个产业集群之间的相互竞争，等等。不过，像中国人口这么多的国家，在利用后来者优势以取得快速增长时，容易在人均GDP还不是很高时经济总体规模就匹敌具有霸权的经济体，引起霸权国的不安，产生国际政治上的紧张关系。目前中美的摩擦就是由此引起，小经济体如新加坡，虽然人均GDP在有些年份已经超过美国，但不会引起美国相同的政治反应。所以，在这一点上小经济体处于有利的地位。但是，会想在技术上“卡我国脖子”的只是具有霸权地位的美国，其他发达国家不会为了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而牺牲我国的市场。所以，只要我国保持开放，需要我国以新型举国体制来攻关的将只是那些美国独有的技术，其他的技术我国应该还能继续靠引进消化吸收来获得，需要利用新型举国体制来攻关的项目不会太多，不会影响我国的整体发展态势。
2.林老师上课时提到，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老旧，改善基础设施的经济效益不如发展中国家。但当下，因为技术更新换代很快，可能很多基础设施也很快会被淘汰。比如我之前了解到，4G、5G等技术一般奇数代会有较大的突破，而偶数代则是对奇数代技术的完善。一些人预测，5G技术发展之后，6G也会较快成熟普及。那我们如果大力兴建与5G技术相关的设施，是否会导致在后续更新换代时乏力？之前也有观点说，新基建更多地依赖企业，依靠企业投资。但这似乎也不能避免后续更新换代乏力的问题。类似的，英国在蒸汽机普及后，由于蒸汽机使用时间不长，很多资本家不愿意改换更先进的内燃机等机器，影响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普及。现在，我们应该如何避免这种问题？
林毅夫： 首先，在通信技术上奇数代会有较大的突破，而偶数代则是对奇数代技术的完善。这是从对过去经验的观察而来，未来是否一定如此则未可知。在《本体与常无》中，我主张以“初生婴儿的眼睛”来观察真实世界，了解所观察现象的本质和决定因素，形成对现象或问题的判断，不主张以现有的理论和过去的经验来看当前的现象和问题。5G是否会被6G迅速取代，需结合5G和6G技术的特性、创新的决定因素和普及的难易等来分析，而不是从过去的经验简单类推。其次，我国在5G技术上已经领先世界，如果因为担心6G技术有较快成熟普及的可能性而不铺开5G技术的运用，那么就放弃了在5G技术上的领先，在6G技术上也难以领先而只是跟随者。所以，最好的策略还是率先推广5G技术的应用，推动经济进一步发展，积累更多可用于支持6G技术研发和将来推广运用的资金。
关于“英国在蒸汽机普及后，由于蒸汽机使用时间不长，很多资本家不愿意改换更先进的内燃机等机器，影响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普及”，这是相对于尚未使用蒸汽机的后发国家如法国、德国而言，这些后发国家产业升级时可以直接使用内燃机，而先发国家若要使用内燃机则需要支付淘汰蒸汽机的机会成本。可是，英国如果在发明了蒸汽机以后不使用蒸汽机，就不会发生工业革命，也就不会成为先发国家。针对技术换代可能产生机会成本的问题，在新技术出现时，政府可以出台加速折旧的税收措施，或直接给予企业补贴，企业也可以把原有的设备作为投资转移到收入水平较低、无力购买最新技术设备的国家或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企业到中国内地来投资的生产线很多属于这种情形，在当时我国资本短缺的情况下，使用那些旧的设备属于双赢，既帮助了外来投资者汰旧换新，也帮助了我国在资本稀缺的条件下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制造业。
3.林老师觉得现在的经济学在文章发表和评奖（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上是否存在政治、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
林毅夫： 文章发表要经过审稿，审稿人通常以发达国家的理论、经验和感兴趣的问题作为参照。为了发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通常以发达国家的理论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现象，或以发展中国家的数据来检验发达国家盛行的理论，或去研究发达国家经济学家感兴趣的问题。这样的研究仅是为发达国家的理论做脚注，或是邯郸学步，即使发表情况再好，对推动人类知识的进步贡献有限，自然不可能得奖，而且对发展中国家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也不会产生多大的帮助。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若要对人类知识的进步做出贡献，则必须从自己国家的经验和问题中总结出新理论，这样的理论创新即使不得诺贝尔奖或其他奖，也会对帮助发展中国家的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做出贡献，而后者是发展中国家知识精英责任之所在。而且，就像我在这堂课结尾以及在“新结构经济学和迎接世界级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时代的到来”（本书第一部分第一篇）的讲演里所提到的，世界经济中心必然是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大师辈出的中心。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经济必然成为世界最大最有影响的经济，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也将转移到中国来。中国经济学家要抓住这个历史机遇，就必须有勇气不以满足现在国际主流期刊审稿人的要求、能在国际主流期刊上发表为研究的导向，而要以了解中国现象背后的道理、学理、哲理，总结出新的理论为努力的方向。只要提出的理论内部逻辑自洽，理论的各种推论能够得到经验事实的支撑，这样的文章我相信一定能发表，能在主流顶级期刊上发表最好，即使在一般期刊上发表也没有关系。科斯的“The Nature of the Firm”于1937年发表在一本新杂志“Economia”的第4卷，这本杂志当时没有影响力，到今天也没有什么影响力，在一般经济学院的职称评定中，这本杂志只属于D级，但是这篇文章却开启了新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开创了合同理论，等等。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我常鼓励学生要“坐在金矿上挖金矿”，不要“坐在金矿上挖煤矿”，就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能在顶级期刊上发表文章为目标，而要以抓住中国经济发展所给予的理论创新机会为学习和研究的目的，这也是创办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的理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