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中国经济专题”的第一讲令我重温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变化，思考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未来的增长潜力以及可能面对的挑战。第一讲也是极富启发性的一讲，我将从研究方法与心态两方面展开我的体会。
研究方法方面，我的体会是要抓住主要矛盾。我在中学接触到“李约瑟之谜”时，脑海里冒出很多想法：例如古代中国采取重农抑商、闭关锁国的政策，而西方国家在重商主义背景下发展贸易，积累资本，提升技术；又如科举制使人才投身于八股文，而非科学技术的学习，专制主义与儒家思想使得资本积累与创新精神受到排斥……后来我了解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地理决定论、文明冲突论等理论时，愈发觉得每个理论都有道理，十分迷信采用综合分析法。但这也对我真正认识事物造成干扰，就如经济学家写出一个变量繁多的公式却不知何为根本的外生变量。林老师在讲有关“判断中国经济规模与增速”的问题时反复提到，要找问题背后最根本的东西，抓住“道”，从而理解变动不居的表象。我想，我需要锻炼抓住事物主要矛盾的能力，“学而知之”“困而知之”，多读多思考，并依据对问题本质的了解，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法。 【林毅夫： 很好！深刻！ 】
当然，主要矛盾是会发生变化的，就像新结构经济学考察的是任意时点给定的禀赋结构如何内生决定生产函数， 【林毅夫： 更准确地讲是决定生产结构，生产函数是对生产结构的一个数学素描。 】 而非一个一成不变的禀赋结构。同样，政策制定者如果仅以发达国家特定的限制条件为参照系，或者机械照搬别人的经验，政策可能就会失之偏颇。 【林毅夫： 很好！发展阶段不一样，限制条件也就会不一样。同时，任何经验和理论都以产生相关经验和理论的国家的发展阶段、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结构为暗含前提。 】 例如改革开放之前，尽管优先发展重工业是维护国防安全与政权稳定的需要，但“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等带有一定意识形态色彩的盲目的经济活动 【林毅夫： “大跃进”是对产业结构的内生性缺乏认识，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对制度的内生性缺乏了解而导致的好心办坏事。 】 会大大降低劳动者的积极性与生产效率。又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适合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中国，适合农场规模小的越南，却不适合拥有机械化大农场的苏联；乡镇企业在改革开放之初有较强竞争力，但当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新型民营企业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时，乡镇企业便负债累累。因此我们在进行学术研究与政策分析时，要以“常无”的心态来观察不同国家在不同时间的具体条件，不被复杂表象与他人的经验迷惑，不做既有理论与事实的奴隶。 【林毅夫： 很好！作为知识分子要在这点上时刻保持清醒，才能役书而不役于书。 】
如今依旧有许多疑惑有待探索，不过我也多了一份坚定与信念。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令人看到中国经济的活力，但其中出现的诸如城乡结构失衡、腐败问题与环境问题也令人反思：国家机器庞大而脆弱，做决策具有艰巨性与审慎性。 【林毅夫： 正是因为国家和社会存在许多问题，知识分子才有做出贡献的机会。 】 我很质疑一种态度：在事后批判时常常以“当时无更好的选择”收尾，当时真的没有更好的选择吗？ 【林毅夫： 好问题！ 】 从早期的优先发展重工业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四万亿元的刺激计划，再到如今的新基建投资，需要思考的问题还有很多，需要调整的细节、做出的改变也还有很多。 【林毅夫： 确实如此。 】
第一讲也令我重新反思自己的理想：理解中国故事，也要讲好中国故事，并且思考如何将中国经验运用到一个更大的背景中，助力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转型。 【林毅夫： 很好的抱负！ 】 物理学有从力学到熵的世界观的革命，借鉴到经济学便是从静态的、可预见的、机械的模型到动态、有机的研究。相信我能在学习“中国经济专题”这门课的过程中，更加理解我所在的这片土地，并踏入改变范式的大门，为更多人的福祉做出贡献。 【林毅夫： 很好！有志者事竟成！期盼你做出贡献！ 】
1.关于我国核心技术问题：在《解惑集》一书中林老师指出，“当我国在技术上和发达国家的差距缩小时，就需要从引进、消化、再创新的模式转向自主研发的创新”（第9页），可有时技术与制度存在共时性矛盾。例如将产业分为五大类后，采用引进政策的追赶型产业是否会制约自主研发的领先型产业，从而制约我国对核心技术的掌握？我国财政对高校的数理化等基础学科建设有大量补贴，可科研成果却不太理想，这是不是一种低效率的错误激励？
林毅夫： 首先，共时性矛盾是一个好问题。在思考这个问题时要了解像中国这样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大国，有些产业的技术和世界技术前沿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处于追赶阶段，还可以依靠技术引进来取得技术进步。引进的方式包括购买更好的设备，购买专利，招商引资，到拥有这个产业的发达国家设立研发中心，雇用当地的技术人员来从事技术研发，在国内设立研发中心来进行技术攻关。有些产业则已经处于世界的技术前沿，要在这个产业继续领先则必须自主研发新技术、新产品。不同产业所需要的技术创新方式不同，需要的人才、企业的努力和政府的支持方式也不同。政府可以针对不同产业的需要给予不同的政策支持，包括设立不同类型的大学和技术学校，这种差别性的支持政策会比“一刀切”的政策更有效，更有利于追赶型产业发展成领先型产业，领先型产业继续维持领先，不仅不会制约自主研发，而且有利于更多的产业更快地变成领先型产业，更多的企业从引进技术转向自主研发。现在的主流经济学理论通常假设一个国家只有一种产业，而且不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产业的不同，这样的理论所主张的政策适合于领先型产业则不适合于追赶型产业的需要，适合于发达国家的需要则不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的需要，以至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想发挥因势利导的有为作用时缺乏理论的指导，造成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经常处于“过犹不及”和“不及犹过”的困境。克服共时性矛盾的最好办法是分类施策，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克服了主流经济学缺乏结构概念的弊病，给分类施策提供了依据。
其次，关于“我国财政对高校的数理化等基础学科建设有大量补贴，可科研成果却不太理想”的问题，美国在20世纪初也有同样的问题，这是一个需要时间和积累来克服的问题，就像在《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我国企业的数量一样，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科研力量的积累，我国的科研创新力也会不断提高。实际上我国近几年专利申请数量已经高居世界第一，目前我国申请的专利大多属于外观设计和实用新型专利，发明专利则相对较少。相信随着我国越来越多产业的技术位于世界前沿，发明专利就会越来越多。同样，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科研投入的增加，我国的基础科研也会越来越走向世界前沿。就像我相信21世纪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新思潮的大师会辈出于中国一样，我相信，随着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在物理、化学、医学领域也会产生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
2.关于中国政府补贴用于投资、外国政府补贴用于消费的问题：政府主导下的投资效率可能更低，而外国用于消费的财政支出会转化为投资，并在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中，以更高的效率转化为新的收益。在此基础上，考虑我国政府负债率红线时，是否应该更加谨慎？
林毅夫： 首先，外国政府的财政支出更多用于失业救济和社会福利等支持消费的活动是事实，但是“外国用于消费的财政支出会转化为投资”的看法并没有任何理论和实证经验的支持，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政府确实在失业救济和社会福利方面提供了许多支持，但是美国实体经济的投资直到今天也还在恢复之中；同时，“在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中，以更高的效率转化为新的收益”的看法同样没有任何实证经验的支持。如果上述论断是正确的，外国政府就不应该有比我国政府高得多的负债率。例如，美国政府积累的负债达GDP的130%，日本政府的负债则更是高达GDP的260%，而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负债，包括由地方政府担保的投资平台负债，加起来还不到GDP的60%。而且，我国政府的负债普遍用于投资，形成了资产，净负债率则更低。所以，我们不能听到、看到一种来自书上或是报上、由有名的专家提出的观点，就认为是正确的。我们需要批判的思维，自己看看事实是不是这样，其推论是不是经得起验证。其次，我国政府的投资主要用于基础设施，消除了增长的瓶颈，大大降低了经济运行的交易费用，这一部分属于基础设施投资的外部性，很难计算在投资项目的回报率中，所以会有基础设施投资效率低的表象。但是，发展好的发展中国家都比发展差的发展中国家有更多的基础设施投资（我和江深哲老师正在写一篇这样的论文），证明了基础设施投资在发展中国家经济追赶过程中的重要性。尤其在经济衰退时进行基础设施投资，不仅从长期来看有利于经济发展，而且在短期内还可以创造就业，降低失业率，是一石二鸟，所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4年的《世界经济展望》中还专门倡导各国在经济衰退时以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反周期的政策措施。当然，上述论点并不是说基础设施投资不用考虑回报率或者不用考虑项目是否合适。我国在进行基础设施投资时确实必须有规划，考虑能否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是否可持续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