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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专题”课程的第一讲主要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回顾、现状分析和未来展望。林老师用微观的个人故事和宏观的统计数据，全方位为我们阐释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兴衰。在这讲当中，我主要是在思考方式上受到了几点启发。
第一，作为一个会思考的人，要学会理清因果关系。林老师在讲解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时，提到很多学者将经济增速下降归因于中国的结构性问题。但他指出结构性问题存在不代表经济增速下降就源于这些问题，并结合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提出，外部性因素才是更主要的原因。这一段讲解让我更深刻地意识到：人们在判定因果关系的时候往往迫切地想要认定出谁是因、谁是果，却往往忽视了两个事物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这一重要分析前提。 【林毅夫： 能得到这一点启发，非常好！ 】
那么如何能不武断地定义因果关系，冷静地判断因果关系是否存在呢？我认为，这需要我们能看到一个现象背后的更多作用因素。 【林毅夫： 我们不仅要能够看到一个现象背后可能发生作用的更多因素，还需要有能力甄别出哪个因素才是根本的决定因素，“十全大补”式地把各种可能因素罗列出来，对改造世界来说，作用有限。 】 这也引出了我的第二点体会。
第二，作为一个关注祖国经济的学生，切忌将目光局限在国内，要学会跳出中国，以国际视野分析中国经济发展。 【林毅夫： 很好！在《本体与常无》一书中，我提出用“一分析，三归纳”的方法（“一分析”指了解现象的本质、谁是这个现象背后的最主要决策者、决策者所要达到的目标、可动员的资源、不可逾越的限制条件和可选的方案等，来找出根本决定因素，并构建可以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的假说；“三归纳” 指历史纵向归纳、当代横向归纳、多现象综合归纳）提出一个假说以后，也要经由历史纵向数据、当代横向数据和综合数据来检验。可进一步参考《本体与常无》一书。 】 上学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部分）时，我出于思维的惰性，只偷懒学习了国内经济的历史变革及其理论，至于课程中提及的其他国家的数据，如果不去细究，也不过是为了印证中国经济发展的正确与出色而存在的，是从中国立场出发去比对国外的状况。所以我忽视了从别国经济发展状况出发来思考中国经济这一视角。而林老师的课堂中有诸多着重强调由外国的经济发展历程类比中国经济的案例。 【林毅夫： 这就是“一分析，三归纳”中的当代横向归纳法。 】 正如在第一点体会中提及的，在分析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原因时，林老师先尝试抛开本国的结构性问题，类比其他金砖国家及新兴经济体同期的经济状况来分析，这样能看到更本质的原因；再如，在分析中国的后来者优势时，林老师没有直接去比对中美之间的技术水平差距从而测算追赶速度与时间，而是通过分析日韩等国在相同状况下的经济发展历程来推算出中国经济在未来10年还能有8%的增长潜力。站在国际视角分析中国经济，而不是局限于本国视角，就能更好地避免“不识庐山真面目”的常见错误。 【林毅夫： 很好！ 】
第三，作为一个学习中国自己的经济理论的学生，不可以只会从理论推出结论，而是要学会从实际现象出发，严格考察理论的前提条件是否符合等，并推导出相应的结论。 【林毅夫： 很好！我常对学生耳提面命：“要从真实世界的现象想背后的道理，不要从现有的理论去看真实世界的现象。”只有这样才不会成为现有理论的奴隶，才不会越学越笨。 】 以分析中国未来增长前景部分为例，其中中国进入新常态这一观点实际上更多的是以中等收入陷阱、高增长是非常态等一般性理论为依据的。但现实情况是，中国由于后来者优势空间仍巨大，故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非常态”发展时期，这样新常态观点的一些理论依据也许就未必适用。这也即林老师多次强调的“理论的适用性在于前提条件的相似性”，如果现实情况并不符合理论的前提条件，就不能轻易由理论对实际状况下论断。 【林毅夫： 很好！ 】
以上是我在本节课收获的一些心得，逻辑上应该有很多幼稚和不足之处，还请林老师和各位助教多指教！
1.在《解读中国经济》的第一讲中，您提到改革开放某种程度上是资源的再分配，必然会损害到部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但由于中国采取的是渐进的双轨制改革，原来的国有企业依然获得补助，发展得越来越好，新兴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企业也蒸蒸日上，那么，哪些群体是在改革开放中利益受损的呢？
林毅夫： 举几个例子说明。例如，在农村，原来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失掉了对资源的配置权，其利益是受损的，虽然他们也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受益；在城市，国有企业的投资和流动资金由免息的财政拨款改为付息的银行贷款是一种损失，虽然国有企业从放权让利上得到了自主权并分享了增收减支的好处。另外，有些损失是相对的，改革前收入分配比较平均，改革后，有些人先富起来，导致分配收入差距扩大，收入增长慢的人有失落感，虽然他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与改革前比普遍提高，这解释了为何许多人怀念20世纪50年代、60年代。
2.为什么只有中国能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坚持不进行货币贬值，防止竞争性贬值呢？其他国家不也是明知本国货币贬值会导致竞争性贬值吗？
林毅夫： 发生危机的国家的货币大幅贬值是因为外汇储备耗尽，当外国投机者攻击其货币时，政府无力维护币值稳定，对于它们而言，第一轮的大幅贬值不是主动的选择。中国外汇储备充足，没有受到外国投机者的攻击，如果货币贬值，是政府主动选择的结果。一般认为和中国出口竞争的东亚国家货币大幅贬值会损害中国的出口竞争力，中国会使人民币贬值与其对冲以维持出口竞争力。若中国这么做，其他发生危机的国家为了积累外汇以最终达到稳定币值的目的，只好让货币进一步贬值，也就是会发生竞争性贬值。但是，中国政府没有这么做，所以说，中国政府的选择避免了竞争性贬值的发生。中国这么做的原因，我在回答黄卓楷的第二个问题时已经详细做了解答。
3.其实某种程度上，学者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预测都是应用理论和借鉴别国实际情况的，但是很多学者都只看到了高增速是非常态，由此得出中国经济 该降速了，而林老师则是看到了高增速是源于后来者优势，因此仍拥有较大后来者优势的中国的潜在增速依然高达8%。是什么让林老师能注意到更本质的因素呢？为什么其他学者就没有发现这些因素呢？
林毅夫： 发达国家的学者习惯以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来判断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则普遍有“西天取经”的心态，也习惯以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来判断发展中国家的现象。但是，任何理论和经验都是以产生这个理论的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结构因素为暗含前提的，这些前提在发展中国家不完全一样，所以，照搬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会产生误导或误判。我在2020年3月28日晚在“云开讲”给高中三年级学生的直播课“新结构经济学和迎接世界级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时代的到来”（见本书第一部分第一篇）上提到，1988年我发现中国不以盛行的主流理论所主张的提高利率而是以行政手段的“治理整顿”来治理高通货膨胀的合理性，此后就不再以现有的理论来看中国的现象，而是直接从中国的现象分析其背后的道理。从那以后，我也倡导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和知识精英要学会自己从现象的本质和决定因素来做判断，而不是从现有的理论或经验来做判断。既然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利用了后来者优势，那么，要判断中国未来经济快速增长的潜力还有多大，就要依据后来者优势还有多大、过去利用同样后来者优势的经济体实现了多快的增长等信息来做推论。我对中国的许多问题的看法和大多数学者不同，就是这种分析和判断问题的方式不同所造成的，事后证明我的判断一般是正确的，说明这种直接“从问题的本质和决定因素来做判断”的方式比“从现有的理论和经验来做判断”的方式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