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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经济专题”的第一节课上，林毅夫老师的形象在我心中更加生动了起来。董志勇院长在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开班仪式上谈到林老师是“特别怕辜负时代、辜负别人甚至辜负学生的人”。我的的确确为林老师的家国情怀所感染。我也在思索，作为“林班”的学生，我应该拥有什么样的目标和格局。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GDP的增长速度会有所放缓，但是，坚定增长的信心和中国经济的韧性仍然会让中国继续保持世界上最有活力的经济体的地位。作为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的学生，面对这个时代，面对这样的机遇，更应该做到心怀家国，以民族复兴为己任。一方面，努力继承已有学术成果，理解主流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接续新结构经济学的观点，总结中国发展经验，发展新的学科体系。“受光于庭户见一堂，受光于天下照四方”——目标要定好，格局要大，才能拥有更持久的发展后劲和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林毅夫： 很好！ 】
林老师介绍的中国经济发展，是一场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进行中的奋斗。这节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细节很多。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多年里，中国保持了年均9%以上的增长速度，从世界上最为贫困的国家之一跃升为中上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而大家对中国在接下来30年的发展潜力看法纷纭不一，甚至“中国崩溃论”甚嚣尘上。林老师基于历史比较的观点显得更加稳健。对比发达经济体，我国目前的人均GDP相当于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70年代中期的韩国。这些经济体仍然拥有以7%～8%的高增长率持续发展20年的潜力，那么类比到中国，我们还拥有维持8%增长潜力20年的能力。 【林毅夫： 在这个地方用“可能”比用“能力”更贴切。 】 这种思考方式接近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它从历史角度给出的见解很有力地驳斥了种种悲观论调。虽然这种观点看上去过于激进， 【林毅夫： 对中国还有20年每年 8% 增长潜力的观点，用“乐观”来描述比用“激进”合适。 】 但是林老师在20世纪末做出的预测也曾遭到同行们质疑，但中国高速增长的历史事实证明这个预测是合适的。 【林毅夫： 用“客观”来形容比用“合适”更贴切。 】
我曾经读过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为历史背后隐藏至深的规律所折服——每件大事都有其内在的原因，但是在其发生之前，借助分析来预测和把握却只是少数人能够做到的。 【林毅夫： 确实如此！ 】
我对接下来的学习有着这样的愿景：希望能够静下心来广泛阅读经济学经典著作，理解大师的思想，最终做到批判性地发展他们的学术观点，深化创新我们自己的学术观点。新结构经济学需要新视角，也需要知识的积累。我认识到自己前路漫漫，更要努力和虚心学习，争取能够在“林班”老师和学长学姐的精心指导下，把学术之基打扎实，更好地走学术之路。 【林毅夫： 很好！方向对了，有志者事竟成！ 】
1.关于学术方法，林老师说过我们研究经济学应该“知成一体”，要求我们为实际服务，但是做理论研究，也需要尽可能简化问题，这就要求我们更多地脱离实际。想请问林老师，我们应该如何调和这两种观点？
林毅夫： 好问题！理论有两个来源：一是对过去经验的总结，例如亚当·斯密《国富论》里提出的分工和自由市场理论；二是对当前问题的解决，例如凯恩斯的积极财政政策理论。每种理论都是一个简单的因果逻辑，但是，现实中则存在着千千万万个社会经济变量，一个能够解释现象或是能够解决问题的理论则需要在这万千变量中抓住主要的因变量，其他变量则存而不论，用哲学语言讲，就是被舍象而成了这个理论的暗含前提。一个理论在被其舍象的变量不发生关键性变化或不存在关键性差异时，具有指导作用，也就是按理论去做会得到理论所预期的结果，但是，如果被其舍象的变量发生了关键性变化或存在关键性差异，该理论就失去了原来的功能。来自发达国家的理论必然以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制度为暗含前提，一般来讲，发展中国家会与其存在关键性差异，因此，拿来自发达国家的理论到发展中国家来运用很可能会出现“南橘北枳”的问题。要实现“知成一体”，就要求发展中国家的学者自己总结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或面对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来提出理论，这也就是新结构经济学所做的努力。同时，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也在不断地变化，所以，要实现“知成一体”还必须有“常无”的心态，不以现有的理论或经验为出发点，而是以“初生婴儿的眼睛”来观察世界，这是我在《本体与常无》一书中所倡导的方法。要以“常无”的心态面对现象，确定现象背后的决定因素。如果这个决定因素是过去的理论里已经提出来的，就引用过去的理论，如果和过去的理论不同，则提出新的理论，这样就能实现“知成一体”的目标。
2.关于中国宏观政策，我了解到有这样两种声音：其一是认为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是负责任的大国；其二是在最近的中美贸易谈判中，我看到双方签订的协议中有很多条款是中国对美国的让步，而这又似乎反映了我国对知识产权保护的不足，以及对竞争市场的保守态度。同时这种让步似乎是对中国市场规则的完善。这种大国经济形象的对比，您觉得应该怎么看？或者我们应该如何对此做出贡献？
林毅夫： 关于这个问题的第一点，在亚洲金融危机时，其他国家的货币大幅贬值，按理论来分析，会影响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同时，按理论来说，每个国家是自利的，中国为了保持竞争力，人民币也会贬值。可是，其他国家出现危机是因为外汇储备用尽，无法维持币值，才出现货币大幅贬值，为了稳定币值，必须增加出口，积累外汇，以扭转贬值的趋势。所以，如果人民币贬值，其他国家的货币只好继续贬值，将会出现“竞争性贬值”，各国的宏观经济和政策都难以稳定下来，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所以，从上述理论的视角来看，人民币维持不贬值是发挥大国的作用，为其他国家走出危机做出了牺牲。不过，出口竞争力不仅取决于价格，还取决于能否按时保质保量完成交易，而后者对于进口商来说更为重要。发生危机的国家金融崩溃，生产受到极大影响，即使货币贬值使其出口产品的价格下降，国内企业拿到订单以后，也可能因无法得到必要的流动资金或是供应链中断等情况，无法按时交货。而中国在危机中金融和实体经济未受影响，虽然人民币未贬值，出口产品价格较高但能够按时交货，其实出口竞争力并不受影响。当年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人民币没有必要贬值》的评论文章，阐述了上述观点，说明人民币不贬值既是大国的担当，也是理性的选择，中国的承诺是可信的。后来事实正如我当时的预期，1996—2000年，我国的出口额分别为1 510.5亿美元、1 827.9亿美元、1 837.1亿美元、1 949.3亿美元和2 492.0亿美元，并没有因为人民币不贬值而受到不利影响。这也是我前面所讲的，在面对问题时必须以“常无”的心态来了解问题的本质和决定因素，而不要以现有的理论来看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的第二点，即中美贸易谈判问题，首先，中国做出的让步不是在“知识产权”上，而是在关税、进口和投资的限制上。我国自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采取的是渐进双轨的转型方式，实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对改革前建立的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采取了保护政策，关税高，进口有限制，外国不可投资或必须与中国企业合资；对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则采取了开放的政策，关税低，放开外国的投资。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本积累，比较优势发生了变化，许多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变得符合比较优势，保护政策就从“雪中送炭”变为“锦上添花”。改革必须与时俱进，这些保护措施就可以取消掉。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并设立了自由贸易区进行试点，把外国企业可以投资的产业从“正面清单”变成“负面清单”。“正面清单”指的是只有中国政策允许，外国企业才能投资，“负面清单”则是只要中国政策没有禁止，外国企业都可以投资。在“负面清单”里的产业数量少，主要是涉及国防安全和国计民生的产业，这是各国通用的办法。
就知识产权而言，中国在1980年就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签约国，中国有知识产权相关法律，也有知识产权法院，如果中国企业有相关侵权行为，外国企业可以诉诸法律。过去10年，外国企业对中国企业的侵权诉讼中84%是外国企业胜诉；同期，外国企业在美国对美国企业的侵权诉讼中，外国企业胜诉的情形只有50%左右。这些数据表明，中国政府并没有像美国政府所指责的那样以国家行为鼓励中国企业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美方还指责中国政府强迫美国企业转让知识产权或技术。不过美国企业到中国投资，目的不是把产品卖到中国市场就是以中国为生产基地把产品卖到国际市场，不管是在中国市场还是在国际市场，产品要有竞争力必须用最好的技术来生产。美国企业在中国用最新、最好的技术生产，这是它们为了自身利润最大化所做的自发选择，不是中国政府政策的强制。
其实，美国对中国的各种指控和采取的措施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是为了抑制中国的发展。美国是目前全球唯一的霸权国，中国改革开放采用渐进双轨的方式，经济取得稳定快速发展。1978年中国还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到2010年，按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4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经济规模逼近美国时，美国也采取了类似的手段来压制日本以维持其全球霸权地位。所以，我们在面对媒体或外国对中国的一些流行看法时，需要有自己的分析，而不能人云亦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