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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节课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从经济增速、脱贫进程、应对危机的能力来看，中国的经济状况比社会上的普遍预期乐观许多。 【林毅夫： 更准确的词是“好许多”而不是“乐观许多”。“乐观”“悲观”适用于描述人的预期，经济实际发展的情况则只有好坏之分。 】 这些增长数据都是客观事实，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获取。为什么很多学者依然对中国经济持悲观态度，甚至有“中国经济崩溃论”呢？ 【林毅夫： 那些数据是对过去客观事实的反映，学者的悲观态度则是对于当前情况和未来发展走势的预期。 】 诚然，中国经济还存在许多问题，亟需我们研究解决，但在革除问题的过程中，稳定的经济增长使得政府有能力补偿利益受损群体，也是矫正各种扭曲的首要条件。 【林毅夫： 很好！ 】 因此理应将中国的高增长潜力作为主要方面， 【林毅夫： 问题是对中国未来增长持悲观态度的学者认识不到中国有高增长的潜力。 】 而将尚存问题作为次要方面。但还有许多人本末倒置。我想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西方国家企图通过舆论诋毁中国。 【林毅夫： 有不少中国学者对中国经济也持悲观态度，有一些学者也认为中国经济即将崩溃。所以，我想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持悲观态度或认为中国经济即将崩溃，未必是“通过舆论诋毁中国”，更主要的原因是按他们的理论和经验，无法理解中国为何能够实现高增长，却可以看到中国的许多问题和不足，因此，只要中国经济增长一放缓，就根据他们的理论和所看到的那一系列问题推断中国经济即将崩溃。 】 基辛格在《论中国》中指出，美国是传经布道式的，认为有义务向世界的每个角落传播其价值观，而中国则不试图改变他国的信仰，不在海外推行本国的现行体制，而是更看重万国来朝的朝贡体系。不仅仅是美国，其他许多发达国家也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当复制自己的体制与政策。 【林毅夫： 这是因为它们认为自己的体制是先进的、优越的、普适的、放诸四海皆准的，是现代化的前提，中国有些学者像杨小凯等也持这种观点，才会认为在改革时先发展经济而不先去学习西方的制度是后发劣势的表现，即使开始时经济发展好，到最后也必然会崩溃。 】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本就受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排斥。 【林毅夫： 中国在1978—2010年间并未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排斥。即使到今天，排斥中国的也主要是美国，欧洲国家普遍没有排斥中国。美国近几年排斥中国是因为中国的经济规模快赶上美国，威胁到美国的霸权地位。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也受到美国的排斥，虽然日本和美国同为资本主义国家。所以，美国排挤中国的真正原因是中国的快速发展，眼看中国要超越美国了，威胁了美国的霸权地位，其他原因都是借口。 】 同时，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践违背了西方主流理论（例如推行双轨制而非使用休克疗法）却取得了成功，为了维护自己国家的理论信仰，一些西方学者或出于主观的爱国，或由于政治上的利益交换，故意夸大了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 【林毅夫： 受利益集团绑架的媒体确实存在这种倾向。 】
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少中国学者主动忽视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对于学术新人而言，他们研究的一大激励是在主要期刊上发表论文，目前这些期刊普遍受到了西方主流观点的影响，因此许多年轻学者出于未来发展的考虑选择了迎合主流观点； 【林毅夫： 确实如此。 】 对于有所成就的学者而言，他们可能发现了既有理论的问题，但是指出这些问题意味着推翻自己从前的观点，因此更是需要魄力的。 【林毅夫： 很好，你对这点能有清晰的认识。 】
也有不少人被动地接受了西方主流理论。他们往往从本科开始学习的就是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受发达国家理论的影响较大，难以转变思路。他们往往只看见了发达国家具有的优势，便认为中国应该尽快变得和它们一样，以获得这些优势。 【林毅夫： 先入为主的影响确实很大！ 】 但其实发展中国家也具有优势，例如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比较优势、后来者优势，发展中国家应当了解这些优势，并充分利用它们。 【林毅夫： 没错！只有能够清醒地看到自己的缺点，客观地看到自己的优点，才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
因此，尽管我们都希望学术界能够成为脱离于政治、文化纷争的象牙塔，但事实情况却并非如此。 【林毅夫： 深刻！ 】 这就对我们自身提出了要求：必须要保持独立的思想，不受“权威”左右。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掌握合适的思维方式。我认为本次课程中，一个重要的思维方式是以史为鉴。具体包括三方面：（1）通过总结中国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从过去的成就与错误中吸取经验和教训；（2）学习各国的历史，尤其是与我们较为相似但发展程度略领先于中国的国家的历史，也能培养我们经济学上的直觉，有助于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进行预测；（3）经济学没有办法通过控制变量的实验来检验理论，必须从现实世界中获取实证性的检验，因此历史是检验理论的重要方式。好的理论应当能够一以贯之。因此，在批判性地研究既有理论的时候，可以通过控制变量的方法对理论提出质疑。 【林毅夫： 很好！在《本体与常无》一书中有系统的讨论。 】
当然，我们也应该理解，其实许多学者选择迎合主流理论也是理性的，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认识到好的理论的正外部性，为社会的更大利益牺牲自己的部分利益，因此必须改变学术发表的激励机制，例如，应该呼吁期刊在筛选文章的过程中鼓励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 【林毅夫： 很好，不过这一建议仅适用于国内的期刊，国际主流期刊的编辑部和论文采用权掌握在外国学者手里。 】
1.老师在“中国经济继续增长的潜力”一节中提出，技术决定了要素积累。但是生产使用的技术应当与现有的要素禀赋相适应，即使国外还有更先进的技术，如果所需的人均资本远高于现有的要素禀赋，也不应当引进。这样看来，是否一国的技术又反过来由要素禀赋决定？按我的理解，决定要素积累的不一定是真实发生的技术进步，而是一种对未来技术进步的预期，或者说技术进步的可能性。例如，要想让农民有资本积累的激励，不一定是直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使国内发生现期的技术进步，再让农民储蓄，而只需要让他们知道，如果储蓄，就有技术进步的可能性。又如，对自主研发而言，要带动投资，重要的也不是现期有怎样的技术进步，而是是否存在有潜力的研发项目。这样理解是否准确？
林毅夫： 适用的技术是由要素禀赋和其结构所内生的比较优势决定的。如果采用了适当的技术，会提高效率，增加剩余，剩余储蓄起来就变成资本，于是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就会发生变化。此时如果有适合新的禀赋条件和比较优势的新技术，就会得到采用，如此反复进行而不断提高技术和收入水平。如果没有新的合适的技术，人们会因为边际报酬递减而减少储蓄、投资，甚至不储蓄、不投资，经济就会增长放缓，最后陷入停顿。
在第一个例子中，要想让农民有资本积累的激励，只让他们知道有技术进步的可能性还不够，需要使他们在市场上可以买到合适的、可以提高生产力水平的技术；需要有能够让这些技术得到运用的基础设施，例如农业要用现代良种必须有灌溉，制造业要用现代化的机器设备必须有电力；还需要有支持采用现代技术所需的金融安排等。
在第二个例子中，对于自主研发的投资是要建立在对新技术突破的判断之上的，投资者只有认为有突破的可能性才会去投资。发达国家的技术已经处在世界前沿，因此必须自己研发新技术，包括基础科研和新技术的开发。只有在基础科研取得突破以后，新技术的开发才不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新技术开发成功以后可以取得专利，企业会有积极性进行新技术的开发，但是，基础科研的突破通常只是一篇论文，属于公共知识，需要政府的支持。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则在能够引进时还是引进好，只有不能引进时才需要自己研发。
2.如果每个发展中国家都能充分利用后来者优势，全球各国的经济是否会最终达成收敛？在这样的情况下，各国处于大致相同的发展阶段，均失去后来者优势，而需要靠研发来获得技术进步。当其中一国或多国获得了关键技术上的突破，由于专利权的限制，就可以领先其他国家约十年的经济发展时间；在十年之后，其他各国再通过后来者优势追赶上领先国家；如此循环往复。这样的推理是否正确？
林毅夫： 在理想的条件下，如果每个发展中国家都能充分利用后来者优势，全球各国的经济最终应该是可以达成收敛的。如果全世界只有一种技术并只沿着一个方向前进，而且专利保护是严格有效的，那么你的推论是正确的。但是，首先，技术是多样的，不是只有一种而已，发达国家的技术发展是多头并进的，不同国家可以在不同的技术领域取得突破。其次，专利保护不是绝对的，现实的状况是，一家公司在一项新技术上获得专利并生产出新产品以后，一般在半年内其他公司也可以在不侵犯既有专利权的情况下，生产出功能基本相同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