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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有人坐下来沉思？这个问题在一个经验法则肆行的时代里，显得尤为尖锐。
思考意味着什么？即使我们不借用现代语言哲学的既有成果，我们也能知道，思考总是意味着在词与物之间建立和发现新的关系。任何内在于某一个文明传统的人，都从根本上丧失了挣脱对词的依赖而直接与物建立联系的能力。词的这种中介作用，既意味着一种揭示，同时也构成了某种遮蔽。而且，任何一个词在指涉某个对象时，也在赋予这个对象以某种意义。然而单独的事物并不构成意义，只有在某物与他物的关系中，才有所谓意义。这样一来，任何一个词与它所指涉的对象之间，就不可能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它总是牵扯到了其他的对象。于是，这里就出现了两个关系序列：一个是词的关系序列，另一个是物的关系序列。在一种理想的状况下，这是两个平行的序列。然而，实际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在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中，由于传统长期积淀的结果，词的关系序列构成了一个相对自足的完整的系统，它完全有可能摆脱，而且实际上也总是在摆脱对于物的关系序列的依附。也就是说，在现实的语境下，词与物之间关系的断裂总是不可避免。只是在一个良性的状况下，这种断裂只是局部而非全面的。思考者通过不断地在语词与经验对象之间建立关系，从而维持或赋予语词以新的活力，最终使整个文明保持鲜活的生命力。然而，当一种文明面临生存际遇的巨大变革时，词与物的全面断裂便不再是一种潜在的可能，而是一种真实的危险。在这种情形下，这个文明要么断裂成为碎片，最终走向毁灭；要么重新整合，获得新生。
词与物之间构成了某种类似于土壤与植被的关系。我们可以将这种关系称为“文化生态”。一个文化生态中植被层次的丰富与否，决定了它究竟会成为一个热带雨林还是一个沙漠地带。在这个意义上，沉思者是树，他们在沉思中尽可能地将根须深入泥土，将枝叶展向天空，他们的存在护持着一方水土；而机敏者则是蔓草和野花，在树木的护持下，才有可能始终生意盎然。当一个文化生态中，只剩下机敏浅近者用快餐式的灵感造就的各种各样精巧的小玩意儿时（当然，这些小玩意儿总比那些全无半点生机的巨大的体系化的垃圾要强得多），我们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一个真正死寂的沙漠就会出现。
对于我们来说，汉语文化中词与物的全面断裂早已不是一个耸人听闻的预言了。我们早已生活在一个沉思者消亡的时代里了。在这样的境况里，重建汉语文化，也许只是毫无希望的梦想。然而，我们只有执着地挣扎下去。
也许我们的沉思已不能让我们长得足够高大，甚至不能让我们长成一棵真正意义上的树。然而，我们仍然必须沉潜下去。因为，至少我们还可以成为抗拒沙漠的最后的荆棘，虽然丑陋但却顽强的荆棘。
（本文原载《中国哲学史》200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