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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研究的特殊形态还与一种特定的评价标准有关，这种评价标准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从表面上看，这句话似乎解决了实证研究的评价问题，但细加思索，我们便会发现，这一看似清晰明确的结论背后掩盖的恰恰是实证研究根底里的混乱。“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实质在于：由于“事实”或“真相”的注定缺席，使得实证研究在没有可资比较的参照系的情况下，失去了方向。面对一项研究时，我们并没有有效的手段来评判它的内容和结论，只能从它的技术性层面来评判：即它的材料是否周详，它对材料的运用是否恰当，它的论证是否合乎逻辑。而这种评判在具体的运用中，又往往超越它合法的限度：技术层面的失败被等同为结论的失败。这种僭越在它的反命题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即技术上的圆熟也就意味着结论的正确。这样一来，“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就不再像表面看上去那样简单，其中已经隐含了某些潜在的预设，即我们相信技术上的正确必然带来结论的正确。于是，这里便产生出了一个我们可以称之为“技术神义论”的问题，即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技术上完整无缺但结论却荒谬无比的研究（如纳粹的人种理论）。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并不难理解。因为材料本身并不能替我们说话，我们总要通过某种特定的“拷问”方式让材料呈现出对我们有利的色调，而任何一种特定的提问方式都有其固定的倾向（而且常常是某种价值倾向），同时材料本身又具有无限多样的可塑性，我们完全可以用相同的材料得出截然相反的结果。其实，即使是实验科学，通过对实验数据的分析得出的理论，无论这种分析的过程多么无懈可击，这种理论的有效性仍然要用根据其理论要求设计出来的实验来验证。
退一步说，即使我们相信分析过程的完美可以保证分析结果的正确，以“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为唯一的评价标准仍不无问题。因为，材料本身（特别是历史资料）并无指涉功能，或者说材料除了材料自身的内容外，往往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对象和目标，而分析本身也并不必然能够赋予材料某种指涉功能。因此，一项“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研究，极有可能形成某种封闭的循环，即研究的结果所完成的只不过是自身的指涉。
近十年来，我们已经开始注意到研究首先是向问题开放的，问题意识本身是衡量一项研究的重要判准。问题本身以及提问的方式，甚至比分析的过程和结果还重要。然而，我们如何判断某个问题或某种提问方式的价值的高下呢？当我们说某个问题“很有意思”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么说有什么道理呢？我们对某个问题是否有价值的判断，完全可能出自某种个人化的原因，如一个我们长期关注的领域的新问题（或我们关注的问题的一种新的提问角度），对于我们而言就显得格外有吸引力。这里面有没有一些可以公度的标准呢？这里，我想试着提出两个标准：其一，一个问题或一种提问方式是否有价值，首先取决于这种提问方式是不是为进一步的质疑和追问提供了可能，或者说，这种提问方式是否为纵深的探索提供了起点。一种糟糕的提问方式总是将进一步提问的可能性消解，当然，它往往也会带来一个相关的问题域，但它引出的所有问题却总是像摊大饼一样平平地摊开，所有问题都被安置在同一个层次上；而一种有价值的提问方式，则总能引出更多深层次的追问。其二，一种有价值的提问方式应该向我们个体的生存开放。这种提问，总在某种程度上凝聚着我们的内在紧张和焦虑，总在某种程度上照应着我们生存的时代（当然，这里所说的显然有别于“现实意义”之类的“垃圾”标准）。这种提问姿态中，总是隐含着通向实践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