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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从事传统学术研究（或者所有不提供直接工具价值的研究）的人，似乎都无可回避地要面对这样的困惑：学术研究除了自身的追求以外，是否还有别的意义？由这个问题引生出了对待学术的两种根本态度：一者是所谓纯学术的态度，即为学术而学术，学术除自身之外，别无指向；另一者则是所谓经世致用的态度，即认为学术要服务于某种现世的目的，学术应该或必须提供某种具体的功用。这两种态度构成了某种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每一个以学术为业的人，都似乎要有意无意地在二者之间作出抉择。难道在这两种选择之外，就真的没有其他的可能了吗？显然，在对上面两种态度作出起码的检讨之前，我们无法给出任何有意义的回答。
纯学术，或者说为学术而学术，作为一种姿态之所以成为可能，有哪些必要的条件呢？首先，需要有从事此种纯学术工作的主体，而从事一种独立于其他目的之外的学术工作的人，其自身应该具有某种自足的独立性；其次，存在着一个所谓纯学术的知识领域，即这个领域与其他领域无关，或者至少没有直接的关联。就后者而言，这样一种纯学术的知识领域存在吗？我们以最为“悬虚”的哲学为例，它自身可以构成一个与其他领域无关的知识领域吗？哲学与其他知识领域之间的关联是众所周知的，毋庸赘言，同时，作为一个知识领域的哲学，什么时候曾经与政治、权力等这些具体的实践领域摆脱过干系？什么时候曾经与人的德行和品格这些道德领域“了无牵挂”？我们甚至可以在最市侩的灵魂深处、最庸俗的意图背后辨认出哲学的印记。而就前者而言，我们要追问的是：作为学术主体的学者具备这种自足的独立性吗？从外在的生存条件说，有哪一个学者不是隶属于这样那样的机构？有哪一个学者不是陷身于自己无可如何的生存境遇之中？从内在的立场看，又有哪一个人能超然于各种具体的立场和价值取向之外？对于一个从精神到肉体都未摆脱依附地位的人来说，他所标榜的纯学术又会是怎样一种“纯”学术呢？在学者通过独立的、无所依傍的学术追求建构起自己独立的人格之前（在这种意义上，学术已不仅仅是指向自身的了），纯学术的追求，不过是奴隶的精神胜利而已。退一步说，即使我们有可能为学术而学术，但当我们将自身的印记（所有的价值取向、立场）从具体的知识生产中抹去的时候，在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我们将全部的个人品质从知识生产中抽离出来了。而通过这种抽离了个人品质的知识生产产生出来的知识，将不再有起码的自制力和免疫力，它可以毫无障碍地在作为上帝的使者与作为魔鬼的帮凶之间“变脸”。学术在得到了它梦寐以求的“清纯”的同时，却又陷入了“人尽可夫”的危险。在这种意义上，学术研究，特别是人文学科的研究，就不能不建立在某种基本的品格之上，而这种基本的品格则不可避免地打上了研究者自身的烙印，甚至可以看作研究者个人品格的凝聚和映射。当然，这绝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一种有品格的学术研究，最终也将给研究者本人带来深刻的影响。
如果我们放弃为学术而学术的立场，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就必定要采取经世致用的姿态呢？事实上，这样一种学术上的急功近利所隐含的危险，只会更大。如果学术研究（特别是一些较少工具性的学科）总是直接地指向现实，以回应当下的现实为目的，那么，至少会带来下面几种潜在的危险：其一，学术成了某种即时性的反应，健康的理论生活所必备的审慎精神和反省能力，将丧失殆尽；其二，既然一切只是为了切于实用，过多的积累无疑成了累赘，而此种积累对于学术的深入开展，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其三，由于现实的即时性和多变性，使得以应对现实为其主要目的的研究者，不能不对其本已颇为有限的理论资源加以过度地利用，而且利用的方式往往只是采取常识化和简单化的手段——对现实的经验进行“粗加工”，这样做既增大了理论本身的负面作用，又消化和消解了现实经验带来的紧张，从而使现实经验不再可能成为思想和理论建设的起点；其四，对思想资源和现实经验的简单化、常识化的操作，使得无论是思想资源还是现实经验中本来具有的多样的可能性，都变成了研究者个人经验的简单重复，这样既伤害了原本可能的学术成长，也使得对研究者自身的丰富被减少到最低。当研究者以这样的态度面对学术研究时，他在相当程度上，就已经等于背弃了他作为一个学者的职责，并从根本上丧失了学术的尊严。而更为有害的是，当他以这样的态度对现实发言的时候，他的常识性的平庸见解在他学者身份的辉耀下，获得了某种特权，这种特权则为这些平庸见解的传播和更为滥俗的复制提供了方便。当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者可以本着自己的良知对现实问题表达意见，但他必须将这种表达与审慎的学术工作区分开来，同时清醒地意识到此时的身份与作为审慎的研究者的身份的不同。
经过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超越上述两种非此即彼的态度已不是一个可能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学术成长得以健康和深入地进行的必要条件。当然，具体的超越方式显然不是唯一的，每一个以学术为业的人都可以探索出自己的姿态，但无论如何，这些具体的姿态中都会有如下一些共同的基点：其一，学术研究与研究者之间，并不构成单向度的创造者与被造者的关系，而是相互含摄、相互作用的关系，在这种互动中，每一项具体的学术研究都打上了研究者个人风格的烙印，而与此同时，每一个研究者也在学术研究中丰富和改变着自身；其二，学术研究作为从事研究者的个体实践，构成了研究者建构自身的重要方式，也构成他安置个体自由的重要方式，在这种意义上，学术对于研究者而言，也就意味着某种终极意义上的苦行，而通过这种苦行，人获得了既有别于上帝又有别于一般被造物的独有的尊严；其三，学术研究通过不断地限制和否定既有的知识，成为新的批判的起点，为人的心智解放提供可能；其四，一切学术研究最终都不可避免地指向当下，但这种关涉并不是简单地以当下为自己的核心问题，而是通过开放各种异质性的资源，开掘各种陌生的可能性，从而最终丰富我们对于当下的理解。建立在这些共同点上的新的姿态，使得学术获得了新的意义，即无论就其实质还是最终指向说，学术都是实践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