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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实证精神的普适化和唯一化在学术研究中的具体表现是：一方面，一切研究的进路都被化约为某种特定的实证研究；另一方面，实证研究的标准被扩大为衡量一切研究的共通的标准。这种倾向与我们当下所处的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状况（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治色彩在各个领域的全面褪色以及经济变革中功利主义取向的恶性膨胀）相互作用，就形成了一种被称之为“纯学术”的特殊的学术形态。这种学术形态又助长和催生了一种对学术工作的特定理解，即将学术工作归结为某种个人的兴趣和爱好。由此，学术成了一种拥有相对稳定的爱好者群体的游戏。作为一种游戏，学术研究除了自身的“胜负”之外，也就不需要承担任何其他的责任，也无须面对任何与“胜负”无关的问题。与此相关地，一方面，学术成了天下的“公器”，可以不分国界、不分种族，无论是谁，只要有兴趣都可以玩；而另一方面，如一切风行世界的游戏一样，看似无关紧要的游戏里，却总是凝结着“民族大义”。具体到传统研究领域，我们历史悠久的国学研究，早已受到日本和欧美的汉学传统的正面冲击，以至于时至今日，如果还有谁敢于轻易地相信我们的研究水准比日本和欧美的汉学界水平高的话，要么是由于他过于天真，要么就是由于他过分强烈的民族情感在作怪。这种情况便仿佛十几年前，当国人发现由中国人最早发明的围棋，在其故土的发展远远落后于日本的时候，那种羞愤交加的复杂心态。这样的心态带来了两个相关的倾向，其一是全没来由的过度自信，认为我们的国学研究还在独步天下，这种倾向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在面对海外的汉学研究时，我们会在对方细小的知识性错误中找寻安慰；其二则是急于与海外的研究一较高下，其结果是，不仅在研究的质量上，大量仿效汉学的研究开始出现（有时这种仿真的效果无论在问题意识上还是在处理的技巧上都能达到逼真的程度，从表面上看，学术似乎真的有了进步和改观），而且在研究的范围和数量上，我们也在疲于奔命地与欧美和日本的研究竞赛。这无疑是一种游戏心态的最为直接的表现，游戏的胜负关系着参与者的自尊心，在这个意义上，传统研究像足球和围棋一样，其间的胜负得失，都成了维护我们脆弱的民族自尊心的“砝码”。
很显然，兴趣和爱好并不是引导我们走向学术的唯一原因，也不是学术研究得以延续的主要根据。逼迫我们走向学术的动力，更多的是我们面临的生存困境。一种向问题和生存开放的学术研究是无暇顾及胜负的，这样的学术研究迫着我们踉跄前行。这样的学术所具有的内在张力，使得我们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学术超市”中，可以始终保持自己的关切，我们对其他研究方式和领域的注目，绝不会左右自己的脚步，而只会丰富我们对自己的问题和处境的理解。我们没有必要在面对别人的研究时丧失了自己的平常心，一切的知识成果都可以给我们的处境和问题带来方便，当我们以平常心对待它们时，它们才可能成为我们的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