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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哲学的根本特点，我现在给出一个关于它的工作定义：
哲学就是对边缘问题做合理探讨的思考和学问。
严格说来，这只是为了教学和理解的需要提供的一个说明。通过前面的论述，它已经呼之欲出了。这种领会与曾经乃至当下流行的对哲学的看法是不同的。一个常见的说法是认为哲学是世界观，科学只探讨世界的某一个部分，而哲学是要对世界和人生做根本性的和整体性的研究。这种看法已经不成立了。科学现在也探讨世界的根源问题，比如前面提到的大爆炸理论。它探讨世界的方式也可以是整体性的，比如系统论、混沌理论就都是这样。其实哲学和科学之间最重大的区别不在于它探讨的是整体还是部分，而是所探讨的问题达没达到边缘。科学在每次科学革命的时候也会出现边缘问题和边缘思考，就像牛顿、爱因斯坦、海森堡、玻尔所面对的和进行的，所以他们的思想里富含哲理。真正伟大的科学家也往往有哲学头脑，他们既是科学家又是哲学家。不过一般情况下，科学家都是在解决科学中的具体难题，已经预设了一个科学家共同体共遵的科学范式（paradigm）——比如大家共同认可的牛顿力学、相对论，以及与它们相连的实验手段、传播途径、鉴定方式等——并以之为研究前提。因为有这么一个范式，科学难题基本上能保证是有解的，不管它是正解还是负解（即证明此题无解）。数学也是这样，像哥德巴赫猜想、四色问题都是这样一些难题。有一些难题，在解决它们的过程中发现原来的那套范式不适用了，起码对于某些不安分的科学家来说是这样。他们发现的事实似乎与原范式下的相关推论有着根本的冲突，正解和负解都不合适，于是感到需要一个新的范式了。幸运的话，天才的科学家就会找到新范式，影响一些敏感的年轻人，科学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哲学的重要特点就是它并不主要活动在具体的范式内部，不以一个特定的范式为前提。当然我们之前也讲到哲学也有各自的传统（传统可以视为柔性范式），以某个柔性范式为立脚点，但是哲学研究的灵魂活跃或游离在
范式之间
。就它没有一个确定的范式规范而言，它是流浪汉；但同时也是开拓者，因为一旦一个形式上确切的研究方法确立起来了，研究对象被论域化、明确化了，它就让位给科学了，或者说就形成了有关的具体科学。历史上，西方哲学不断地孕育出科学。只要你能把某类东西当作对象，以范式化的方式来处理之，这种研究就成为科学了，所以哲学曾经孕育和分娩出物理学、宇宙学、生物学、心理学、医学，等等。而如果可以说“社会科学”的话，则哲学还产生或参与产生了政治学、宗教学、社会学等。就像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序言所说，传统哲学的核心形而上学自认是“一切科学的女王”，但后来不断受到人们，包括她自己生下的儿女的驱赶和遗弃，于是抱怨道：“不久前我还是万人之上，以我众多的女婿和孩子而当上女王——到如今我失去了祖国，孤苦伶仃被流放他乡。”
这不仅是形而上学的命运，也是整个纯哲学的命运。所以哲学永远在流浪，总在路上。它一直是个“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永远在开道，而不是在维修和完善已有的道路。
宗教也探讨边缘问题。宗教里涉及的重大问题大多是边缘问题，也是哲学要思考的，比如生与死、信仰、道德伦理，等等。而且一些宗教的开创者，尤其是东方的，很有哲学头脑。但是宗教一旦形成之后，开始依赖教条和教会机构，尤其是教义的解释权被垄断之后，基本上就只靠信仰了。它里面的边缘感就逐渐消失，需要那些能复兴宗教的伟大思想家才能再次挖掘出来。这就是类似于科学革命的宗教革命，比如路德的宗教改革，以及六祖慧能的禅宗变革。
接下来看定义中的“合理”。什么是合理的? 这本身就是个哲学问题。西方哲学特别强调合理性或理性。比如黑格尔就有一句被广泛引用的话：“凡是合理的就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也都是合理的。”表述得更准确些就是：“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
那么“理性”又是指什么呢? 对于传统西方哲学家的主流来讲，最典型的理性形式就是数学和逻辑。在黑格尔这里是所谓的辩证逻辑。如我们以上说过的，他们一般都认为形式化的数学及其衍生的形式/概念逻辑是一切理性的标准。因为它是普遍的、自明的、可核查的、不可错的，又可以用来解释或规范世界现象。但我们这里所理解的哲学及其“合理”，不限于这样的逻辑。当然它里面是有广义逻辑的，只不过不一定是形式逻辑和概念逻辑。这儿所说的“合理”，是指那些有助于加深你的理解和领会，也就是有助于你对一个问题的边缘思考和解决的思维活动，而不一定会加深你的现成信仰或帮你解决具体的科学难题。
在这样的哲学活动中，要形成一个“学-问”传统。这个词不局限于黑格尔式的灰色意义上，而是在“学”和“问”的动态过程中，两者回旋互补，在学中问，在问中学，然后再继续追问的过程。哲学出自发问。你之所以会发问，是因为你已经感受到问题的边缘性了。你还不能确切知道所问，对吧？要是那样，都已经知道了所问的东西，你就没必要去问了。但你如果完全不知道所问，你也发不出这个问来，所以“问”永远出现在知与不知之间。你好像已经感受到什么东西，但却抓不住它。哲学就是要把问中的学阐发出来，也把学中的问唤将起来。“学-问”还有一个重大含义就是我刚才讲的，形成一个哲学传统，找到一个哪怕隐蔽的下棋规则，使问学或学问可以持续下去。无论中、西、印，都有自己的哲学化方式和一套话语，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悠久的哲学传统。
问一： 边缘是生死现象呢，还是因为你想不通，引发了一个边缘性的问题? 另外，相对于边缘性的问题，我们在一生中不边缘的问题是什么？
回答： 生死现象本身可以是边缘问题，也可以不是。比如你们听到伊拉克自杀袭击造成许多人的伤亡，一般也就当新闻听了。想到自己的死，就比较可能引出边缘意识。但也不一定，人也有逃避边缘、躲开它的恐惧和痛苦的某种本能。如果你想不通生死的含义，却要面对它，寻找答案，那么它就成了边缘问题。不边缘的问题太多了。我们平常所遇到的绝大多数问题都是在某个框架里面的难题。比如钥匙丢了，如何开门进去? 理工科学生解题、科研攻关，你们写读书报告、参加考试，几乎都是在应对非边缘的问题。只要带有很强的对象性，不管是目标的确定，还是手段的现成，实际上是范式的预定，因而只需你努力勤奋地去大干、去解决的，都是不边缘的活动和问题。当然，如果你在奋斗中，忽然有了创造性的领悟，想到了用现成手段不能完全解决和确定的问题和思路，那么就可能进入边缘形势，提出边缘问题。从负面角度讲，你的奋斗如果突然被一个不幸乃至灾祸打断，那么你也可能会面对边缘情境。
问二： 在以前，哲学被看作是一种世界观，但现在您说这些都是过时的看法，哲学是对边缘问题的合理探讨。其中“边缘”这个词语是不是可能意味着，现在这个世界发展到了一个新模式，它追求一种新的生存方式。比如要生活得更新潮啦，要有更多财富啦，要认识以前不知道的事物啦。是不是这些情况才把人生问题、科学问题推到了一种边缘？
回答： 不是，主要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被新情况推到边缘，有很多人面对新情况也谈不上进入边缘形势。而是说人在生活、学习、科研、宗教等行为中，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就会遭遇边缘形势，形成边缘问题。从无到有是上升的边缘形势，从有到无则是下降的边缘形势。这些都不是只有我们这个时代才出现的。人类一开始就生活在边缘之中。当然这个时代有它的新边缘，但也要个人、家庭、社团去在各自的经验中体会出来。
问三： 生死是边缘问题，但是在生之前和死之后，我是不知道的。生死都是从我的经验来，经验通过我的感性和理性才能够得到确证。边缘问题的思考是不是可以得到一些确证呢？
回答： 边缘思考当然可以而且势必利用一些得到确证的东西。比如“凡人皆有死”就是一个迄今得到确证的东西，“受到残酷压迫的奴隶就大多数而言没有幸福可言”也是一个得到确证的东西。它们是我们讨论边缘问题如有死的人生的意义、幸福的意义的一些支点和脚手架。但这些问题无法仅从这些确证事实得到真切的回答。人无法以确证的方式经历他自己的死亡，但这并不能排除他能够以非对象化的方式经历自己的死亡。比如罗近溪面前的死刑犯，岂不就具有这种让人绝望的经历? 这些经历不在边缘之外，而是就在边缘处。康德讲物自体不可知，但他为什么还能谈到物自体? 因为他的本意是说，物自体不能够作为一个经验对象来被人知道，但它却在他的哲学中发挥着非对象化的重要思想功能，所以这物自体就在边缘处，参与造就边缘问题。你说你生之前和死之后对你不可知，但是谁敢否认自己的死亡对本人而言是一个充满含义的问题? 这其实也就隐含着，你从发问的角度上隐约知道了自己死亡的含义，虽然还很恍惚。就此而言，它不是一个科学问题，也不是世俗意义上的宗教问题。你要是能以对象化的方式来经验自己的死亡，比如像有些宗教人士讲的人死后还能够打量自己的尸体等，那就不是哲学问题了。
问四： 您说到哲学和宗教的区别。但我想到，难道从事哲学的人的内心对自己所从事的事情，没有一种信仰感或者没有一种宗教感吗? 我自己是哲学系的学生，我就觉得信仰很重要。
回答： 只有做些区分才能回答你的问题。搞哲学的人可以有明确的宗教信仰，也可以没有，都没问题。一个有信仰的人从事哲学的时候和他仅仅从事信仰活动的时候，思想方式是不太一样的。从事哲学活动的他要思考，要讲道理，要感受到边缘性才行。比如存在主义的早期创立者克尔凯郭尔，他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但是他跟教会的那些牧师不一样，他提出的关于信仰的问题和他的深刻回答，是具有强烈边缘感的。搞哲学的人对自己从事的职业也是有热爱和不热爱的区别。如果他/她有幸找到了边缘问题的答案，在这个问题上就有了信念，叫信仰也可以。但不是一开始就靠明确的信仰来思考哲学问题。不过说到底，几乎没有人不信着什么的（哪怕潜在地）。 “信则灵”也有非对象化的道理，但那种自然的相信与明确的宗教信仰不同。
问五： “边缘”基本上等同于模糊的或者多解的吗？
回答： 不一定是模糊的。我只能说，边缘问题本身可以是很清楚的。你想想，我面对我的生病、我的挫折、我的死亡，这都是很清楚很重大的问题。但是，说到对这类问题的解决，就没有一劳永逸的定解和唯一解。情况不会是：这个问题被永远解决了，像二加二等于四一样，再也不会产生怀疑了。不同的人或在不同的时候，所感受的边缘问题可以是不一样的。但是毕竟，有大家一起感受到的边缘问题，比如整个家族、社团、国家、民族乃至人类共同面对的生死抉择问题，且正是它们造就了团体的凝聚力和内在认同。如果你要用量化了的或很实用的方式来思考和解决它，那就不是在应对哲学问题了。只要面对的是哲学问题，比如幸福、长久安全，它就不能够被充分对象化，但却能被真切地思考。从对象化的角度看，它们的边界是模糊的。但是哲学完全有理由认为，自己正是在思考那些对象化的思维达不到的要害处。所以边缘问题本身具有自己的清晰性和严格性，用别的方式，比如实证的方式，就连边儿也碰不到，何谈真正的解决？
问六： 实用型的科学家不研究边缘问题，而哲学家去研究；但如果每一个科学家都去研究各自的边缘问题，是不是我们就不需要哲学家了？
回答： 不是。科学家之所以是科学家，就是因为他不能够老去研究边缘问题，不然就是哲学家了。为什么? 我给你讲一个道理，这是西方一位很有名的科学哲学家库恩讲的。一些人觉得，科学比哲学强。科学永远在进步，在解决一个又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哲学呢，对“什么是哲学？”还充满了争论。那些哲学问题争了两千多年了，还争不清，所以哲学好像总在原地踏步。库恩解释了科学不断进步的原因。因为科学家们在成熟科学的阶段，都属于某个科学家团体，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从其合理的经验出发，承认了一些共有的前提，也就是一个科学研究的范式，然后研究才可能深入。如果大家对自己团体的前提（比如牛顿三定律的真理性，什么样的实验可以判定某个假说是否成立）还在争论不休，那么就绝不可能把那时的物理学推进到那么深入的地步。这就是“信则专，专则深入，深入而更信更专”的道理。如我们前面讲的，比较成熟的哲学也有自己的游戏规则，但那不是严格的科学范式，只是柔性的工作范式、话语范式而已。所以哲学的思考更自由，更能进入范式间的空隙来应对边缘问题，但付出的代价是得不到完全普适的、总可重复的和可明确操作的解决方案。哲学活动可以对边缘问题获得确定的解，但是没有人能证明这个解就是唯一的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