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庄同样强调天命变化无常。老子本人是周朝的史官,对于变化有着深刻的领会。一般人看不到这个变化本身的真实性,认为真实的东西是不变的,可以被抓握到。或者,当人们看到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被牢牢把住,金钱、权力都留不住实在,一个很强大的帝国、一个很兴盛的家族最后都没有了,就感到希望完全破灭,以为人生没有真理可言,一切“都付笑谈中” (杨慎:《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于是持一种历史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看法。但老庄的回答是不一样的,他们认为天下确实有终极真理和终极实在,只是它不能够被固定化、对象化、定域化,它就是道。道并不超越变化,不是那超时空的最高本体或总规律,而是一种 让我们能够理解变化 、 进入变化、感受变化 、 协调变化的原结构 ,所以也是一种终极的意义发生机制。近百年来,由于深受西方传统哲学的影响,中国哲学史界常把老子的道解释为根本的实体,或者是统辖世界万物的总规律,我觉得都不妥当。
老子深刻地了解历史和世界的沧桑巨变。他发现时间浪潮的变化太可怕了,任何固定的东西都经受不住,一定要被风吹雨打去,这甚至比孙子讲的兵争还要变化莫测。你的每一个具体的坚持和执着,即便想尽一切办法,也还是守不住。那人是不是就对自己的命运完全无能为力了呢? 当然不是。老子和庄子说,就在这让一切目标绝望的地方,在这似乎完全虚无的时刻,还有道。你一旦得了这个道,变化过程就无法摧毁你了,反而会为你所用,越变动就越来看护你、越来保持你,你就能够长生久视,这时你就“得道”了。
老庄对于道的看法和《周易》对于“易”或终极实在的看法是很类似的。只是老庄都不用易象,因为老子讲“大象无形” (《老子》第41章),不用再画出这些卦爻象来了,而是直抵那易象所要表达的枢机本身。在这个意义上,道和一般的无论什么规律都不同。
第一,它并不去规范世界,也不会像规律那样,被硬性地用来改造世界,因为道的本性是冲虚。它讲“道冲”(《老子》第4章),讲“致虚极”(《老子》第16章,后文省略书名)。金庸小说中的一些名字(令狐冲、冲虚道长)都是从《老子》来。冲就是虚,虚到极处,就“万物并作”。而且老子还爱用隐喻,说道就像水一样柔弱之极(第8、43、66、78章),所以人也一定要柔弱,不柔弱就会失去对原发的变化过程的敏锐感受,而原发的变化过程叫自然,自然而然(第25章)。你一旦离开这种感受,你的思想就会将道硬化成那能被人所利用的规律了。规律是概括和规范变化的,而道是追随和协调变化的。所以 规律是可以被反用的 ,敌人知道了你行事的规律,依照它来预测你、控制你和击垮你。 但道不可被反用 ,因为它不是老老实实地听人摆布的,而是与时俱变的,你在这儿等它,它却到别的地方去了。
第二,人一旦得道,生活、言语、德性、行为、风貌全都会发生变化。当然,变化可能不止一种。比如,老庄描绘了多种得道者,有的吸风饮露,像处女一样清新;有的形残貌丑、疯疯癫癫,像济公一样怪诞;等等。但无论如何,得道之后,你一定会变得更质朴、更柔弱、更无我、更天真,也更天趣盎然,因为你已经与道相合,随天性而动,逍遥起来了。老子还说,得道者“如婴儿之未孩[还不会笑],傫傫兮,若无所归! 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 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 兮,若无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 (第20 章)。别人都是那么聪明,而得道者却显得又昏又愚又闷,像海像风,像是一个婴孩,总是依恋自己的、同时也是万物的母亲,即道,只吮吸这位万物之母的乳汁。西方传统的哲学与科学基本上是崇尚男性成人式的理性,而道家崇尚婴孩,崇尚阴柔,显得很天真,但深意在哪儿呢? 婴孩是天地阴阳的孩子。如果你能够天真柔弱到那种程度,天地阴阳的变化就不会摧毁你,而是像父母一样看护你。你就不会被天地所憎所妒,而是被天地所疼所爱,总是想把你越养越好。这样就将本来不利的东西变成有利的了。
正是因为道家在预设阴阳互补对生的前提下看重阴柔,老子才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第48章)为道就是进入道,需要日损,也就是越来越减少自己所把持的东西。最后达到无为,好像什么也不做,“群龙无首”,你就进到更高境界了,因为你的这种无为恰可以应机切中而为,所以无不可为。道是唯变所适的,也就是随着变化而生成和再生成的,不是任何现成的规范和知识。假如你把自己固定在一个确定的知识体系里,你就离道越来越远了,就像抱着越来越多的石头去游泳,你就会越来越不能感受水流本身的浮力和流向。这反映了中国古代哲理的非对象化、动态化的特点。它不是朝向某个确定的目标,为了追求它而执着于许多东西。这样的话,变化的潮流一下子就对你不利了,你得到的东西就终会被时浪淘尽。而是一定要进到无形无名,让变化之潮总也找不到冲击的实点,反而以其力为你所用,就像打太极拳一样,这样妙处就出来了。
老子、庄子乃至管子都认为水几于道,或者说是道的隐喻。水虚柔至极,没有自己的硬性存在形式,随势改变,而且还愿意往低处走,去往别人不喜欢的地方。但是水可以因势应时地变化,形成巨大的势态,也就是对变化趋势(即时机)极其敏感,能够乘变化之势来摧毁坚强者,出其不意,变卑下臭腐为高贵神奇(《庄子·知北游》:“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资料》,第222页右)。所以攻坚强者莫甚于水,水滴石也穿。道也像水一样能够消泯一切坚强者,只是不会消泯那些像水一样柔弱随几的事物。后来兵家、法家都将老子这种“无为而无不为”的思路,用到兵争和权争中,但是法家在里面加入了对象化的目的和心机。比如韩非讲的法术势都是为君王个人的权力去服务,这是他理论不变的出发点。当然他讲要用术势来控制臣民,而不是只依靠可对象化的规则、命令、知识,这很合道性,可一旦有了那个不变点,它的作用在某些情况下就会失灵。韩非的遭遇和秦朝的速亡恰恰表明法家的局限,和老子讲的无处不在、化掉心机的天道还是很有出入的。孙子兵法讲得比法家更妙。孙子也讲势,要理解势和用势,而势是跟得上变化的趋向及其领悟。这些我们以后再讲。
第三,道是不能用概念化的语言来表达的,因为这个道太湍急、太沸腾了。“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第21章)可见此道虽然恍惚,不是逻辑范畴和因果律可以充分管辖的,但它也并不是不可知、不可道的。这种惚恍变化中有或才有象(无形大象)、精、真、信,就像非定域的量子态中也有或才有更深邃的真实和微妙。所谓“道可道,非常道” (第1章),是说道不可被那种概念化的、逻辑化、定域化的语言说出来,巴门尼德式、柏拉图式的表达在这里无效了。但是道在某种意义上又是可言道的,它能被对交式的、反着说的语言或惚兮恍兮的非观念化语言来道出。比如“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第42章)、“有无相生,难易相成” (第2章)等,就是阴阳对交式的语言;“无为”“无状之状”“反者,道之动” (第40章)等,就是反着说的语言。老庄之书,充满了诗的语言。《老子》几乎都押韵,许多章都是诗意盎然,所以海德格尔称老子所言为“诗意的思想”。而《庄子》开篇《逍遥游》里,已经溢满了中国式的浪漫语言了(《天下篇》称之为“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这种言道之道言又可称之为“象语言”。老庄讲的“水”“谷”“婴孩”“大鹏”“大树”“风”等都是这样的象语言。其实“象”(这里不是指卦象,而是意象)是一种体会道、表达道的可行途径。庄子还讲一种“卮言”。卮是一种酒器,根据情况改变它的形态,空的时候就立起来等你来灌酒,灌满了就斜下来给你倒酒。卮言就是应合动态形势的话,用它们来“应于化而解于物”(《庄子·天下》,《资料》,第234页左)。比如后来受道家思想影响的禅宗里,有一个叫夹山的和尚去请教德诚禅师。德诚正在撑船,夹山就用隐语问他到底怎么悟道。德诚一桨就把夹山打到水里。夹山从水里刚爬上船,德诚就大叫:“道!道!”夹山刚要说,又一桨打下去,煞住他平日的说话习惯。夹山忽然开悟,乃点头三下(《五灯会元》上卷)。这才是“道”! 在突转的时机中道出自身,绝不被所道者稀释。可见,危言或合乎时机的道言可以是无声之言。
1 《周易·系辞上》:“《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周易·系辞下》:“夫《乾》,确然[刚健貌]示人易矣。夫《坤》, 然[柔顺貌]示人简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2
《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见《周易辞典》第21页,图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