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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一： “阴阳”展示的或让我们追随的是一个发生的过程，但发生的过程怎么能是终极呢？ 终极好像总应该是个根本性的东西，像古希腊哲学家讲的，要么是水，要么是原子，要么是数、理式、实体，等等。可《周易》这儿讲的就是一个阴阳相对生的关系啊，它又不是个什么存在，怎么能是终极呢？
回答： 这个问得好，要点恰恰就在这儿，中国古代终极观和西方不一样的地方也就在这儿。发生源头、发生过程本身就是终极，中国古人就是这么看问题的，所以中国古代文明跟西方文明不一样。你们受西方传来的常规科学和哲学氛围的影响，对中国古代的思想方式已经比较陌生了。许多讲中国哲学史的书也是尽量将中国古代哲理往西方传统哲学的框架中套。其实，中国古人理解的天、天道和西方主流讲的上帝和存在不一样。上帝本身、存在本身能变吗? 它绝对不能变。可中国古人讲“天命靡常”，天也在变，作为终极实在的太极，就是一个阴阳关系或动态的生成关系。所以西方传教士在明代后期到中国来传教，其中的代表利玛窦就觉得，要让中国人理解西方的上帝困难之极。因为中国人总是觉得天是无声无臭的，它本身一定没有任何像人那样的具体位格、意志和事迹，也不说我们人类的语言，不像耶和华，对着摩西说话（《旧约·出埃及记》），和他签了十诫之约。总之，耶和华是一个有超越能力的人格神，还能干好多事情，能够六天内创造世界，和人签约，别人拜了异神他会很嫉妒，人不听他的话还要用烈火和洪水消灭人。这在中国人看来怎么能是天呢? 这怎么能是上帝（“上帝”这个词来自我们的先秦经典）呢? 所以利玛窦为了让中国人理解什么是他们说的上帝，就先让你学几何学，与徐光启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因为他很合理地认为，只有理解了几何学，你才知道有那种纯形式的存在者，慢慢地你才能理解上帝的神学特点。徐光启也的确相信了天主教，从一个发生终极观转到了一个不变的形式化的终极观，或者说让两者依不同境况而各行其道，并在科技（农学、天文历法、军器）和数学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
问二： 存在和终极实在是一样的吗? 存在等于终极实在吗？
回答： 当然不等于。在西方传统哲学里，它们基本上是一样的，终极实在就是纯存在。在中国古代的哲学传统中，则不是这样。终极实在是天道或太极，它既存在又不存在，它可能存在又可能不存在，它处在一个正在生成的过程的源头。一句话，它是非定域的。对中国人来讲，这才真实。一旦把它定住了，无论多高级的东西，马上贬值，所以中国人不会认为它是最根本的或确定不变的存在。为什么孔子是最高的圣人? 因为他“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9.4），是这么一位非常艺术化、动态化的思想家。不像墨家追求名实逻辑，或追求某种不变的原则。名家也是追求自身独立的名相，如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但是那些人都没有成为中华的圣人，中国人觉得那些学说都不够真实，只有孔子、孟子、老子、庄子才行。佛教传入中国，就要适合中国的思维方式，后来就衍生出了禅宗。禅宗点悟人和传统佛学太不一样了。以前的佛教在天竺乃至到中土，都要坐禅入定，叫“定慧双修”。到了禅宗就把“禅定”（三昧）完全动态化了，一定要在人生的时机化过程之中实现，行、住、坐、卧处处有禅。你要是到不了这个境界就不算体会到真禅。为了打消执着，老师和学生之间说些机锋话语，甚至有打有闹，疯疯癫癫，在一霎那间开悟。印度人会觉得这无法想象，怎么庄严静修的宗教最后闹成这个样子？中国人则觉得这才是大智慧。唐朝禅宗六祖开出新风，风行天下，创造了人类宗教史、精神史的一个奇迹。这就是中国人的思想品质结出的硕果。
问三： 实在怎么能是变化的呢? 实在应该就是实心的啊！
回答： 我们这门课讲的“实在”在英文里是reality，这个词的意思就是真实，并不意味着实心。西方传统的本体论，亚里士多德讲的终极实在是“实体”，英文是substance，它在下面支撑着变化，这个实在就是实心的，它不能变，它一变就全都变了。在它上边的现象或性质，却都可以变，变来变去，只要无碍于实体就无所谓。中国的主流终极实在观是互补对生的结构，包括我们要讲的老庄， 这个实在是空心的 、虚极而作的。但是在中国古人看来，它是更真实的，因为它能跟得上人生的变化过程，能够进入我们的生命，能够帮助我们丰富和保持这个人生。
我来总结一下《周易》的几个要点。
第一， 变有理 。有变化的地方才能产生新的可能，才可能应对将来不可测的变异，所以才有真理，也就是真切的、让生命可能的道理。相反，不变的地方反而没有真理，因为它那里已经失去了新的可能。因此在《周易》里头，什么地方有变化，就“吉”就“亨”，没变化的地方就“凶”就“悔”。实际上，《周易》卦象的要害就是去体现变化和领会变化——“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周易·说卦》），“《易》穷则变，变则通”（《周易·系辞下》）。这就是说，有变化处才行得通，才有活转和生命的延续。 “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 （《周易·系辞上》，《资料》，第127页左）中国人后来特别喜欢讲“生生”，生生不息，它的根子就在阴阳易象上。
第二，
简入微
。“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同上页右）这番意思我们以上已经反复陈述了：易象至为简易，在观念思维之前就以爻卦象带动起直感，所以跟得上不测的变化，使我们可以明了天下的道理，也就是追踪发生过程的易理。能够得到这种易理，那么就能成就我们在此过程中的地位或势态，我们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就进入微妙的状态了。这个“位”可以有多种解释：爻位、卦变之位、动态过程的可权变之位，相当于“势”（时势），促成非对象化的直觉领悟，总之是一种动态直观化或直觉化。跟得上变化、会利用变化的随机应变之势位，只有在最简易的象数结构中才能实现。 《周易·系辞下》写道：“夫《乾》，确然[刚健貌]示人易矣。夫《坤》，
然[柔顺貌]示人简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乾》《坤》其《易》之门邪? ……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这段话表明，《乾》《坤》的易简本性正是爻卦象的灵魂。随着此本性而行，才能打开《易》义之门，也才能进入《易》的“彰往察来，微显阐幽”的时间化和微幽化的境界。
第三，
交为吉
。交是阴阳相交，你看我们中国字都在体现这个意思，“爻”是这样，“交”也是这样。你可能会说，“凶”也是这样。但它之所以凶，是因为它把“乂”框起来了，或让它落到了陷阱里，就没有真正的交了。不交的地方或者没有变化，或者变化不深刻，就进不到非定域的原初叠加态。换句话说，阴阳不交就生不出新的可能，而位置的变化、数量的变化，也还远远不够。刚才讲了，《周易》解卦有一个原则，越是可变的地方，越是有奇特变化的地方，就越是吉利，不变的地方就凶险。如果你执着于不变的东西，表面上你强大得了不得，但是一旦面对未来，你的所有强势可能一下子就变成弱势，这样就很危险。如果你总是处于变化或可变之中，你就总有新招出来，情况变化了我也能变，我跟着变，或我能以变应对变，这就与只知坚守现成的优势完全是两个境界了。《泰》卦（
）是坤（三爻全阴）在上，乾（三爻全阳）在下，就很好；而《否》卦（
）乾上坤下，或天在上、地在下，似乎很合理，反而不好了。因为阳要往上走，阴要往下走，这样《否》卦阴阳就不交，所以不吉；《泰》卦阴阳相交得极为充沛，也就吉利得不得了，“天地[乾坤]交而万物通也”（《周易·泰·彖》）。
民国有一位解《易》的大家尚秉和先生，他引用他老师吴挚父的一句话来说明这个道理：“凡阳之行，遇阴则通，遇阳则阻。”
（说例第20条）比如《大畜》卦（
）是艮上乾下，如前所说，看卦的时候要把它看成两个三爻卦的重叠，而且是从下往上看，初二三四五上。此卦的初爻为阳，向上碰到阳爻，这时就有危险，不能随便动；再往上还是遇到阳爻，就还是不能前行；到了第三爻，往上就遇到阴爻，形势就变好，“利有攸往”，也就是利于前行了。解《易》没有一个原则是一脉通到底而无反例的，总还有别的解释原则或“《易》例”。为此你就要懂得变通，但是这个基本原则一般来说是没问题的，就是阴阳要相交才吉，只是观察相交的角度可能有不同。除了临近爻之间的关系外，还有所谓“应”的关系，就是说两个叠卦的对应爻之间有一种特殊关系。如果两爻是阴阳就是有应，如果是阴阴或阳阳就是没有应。比如《大畜》的初爻和四爻有应，所以初爻也不是很坏，这时候保守一些就可以不出问题。交为吉是象数结构本身向我们显示出来的东西，这与史伯讲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属于一种思路。
《周易》强调变通，算卦只有变通了才准，一个事物变通了才吉利。要想达到通，不能靠西方传统哲学的普遍化。就像我们大家用一个共同标准、找到一个公约数或可普适的比例就通了吗? 不，中国人觉得那个通是硬通、假通，里头没有深刻的变，要凭借变化达到的通才是真通、灵通。实际上中医很充分地体现了这个原则。中医的原则就是要阴阳交，生出元气才有健康；阴阳相离则生命就有危险，或者阴阳错乱、失去了动态的平衡，也会生病。但是我觉得现在讲中医的书过于强调平衡，没有充分强调发生性。只有发生变化才能产生元气，就是不太平衡也没事儿；只求平衡，没有元气出来，人就衰老僵化了。
第四， 中作极 。中国古代思想特别崇尚中道，这在《周易》中就有体现，甚至在具体的解易原则中也有易象表达。卦象里边哪几根爻比较吉利、哪几根爻不太吉利呢? 这里说的是比较大的概率，没有百分百的通例。一般说来，第五爻和第二爻往往是吉利的，因为它们在上下卦的中间，就上下卦而言，它居中就有两次和别的爻相交的机会，而别的爻只有一次，这样它产生阴阳相交的可能性就高。当然这是最简单的形式解释，还可以有更深刻的解释。比较容易出问题的，首先是初爻，因此那里爻辞常常告诉你要低调，这时候轻举妄动就会失利。更危险的是最上面的爻，走到边上去了，再往前没什么可交的了，就很危险，就像人一旦骄傲自满、眼空无物就容易坏事。
我们就以《乾》卦即《周易》的第一卦为例，来看一看这种中道。《乾》《坤》是《易》的门户，也就是一对儿纯阳和纯阴相对互补的变化之源。《乾》（
）六条阳爻就是六条龙啊，作为一个卦来说是极为吉祥的。为什么呢？我们前面讲了卦变对于理解《周易》的根本重要性。《乾》虽是纯阳爻，但与《坤》（
）的纯阴爻旁通，互补对生，所以不但有阴阳相交，而且交得特别微妙，导致全卦的阳气健行，其根正扎在对交发生而中行于元气之中。所以卦辞是“元亨利贞”，对该卦做了一个整体的判断，它们的基本意思是“元始、亨通、和谐有利和贞正坚固” （《周易辞典》，第79页）。其意极其深邃，尤其“元”字，充满了源发生的时间蕴义。
现在来看此卦的爻象。 “初九：潜龙勿用。”这根初九（阳爻数“九”，阴爻数“六”）爻表示的是一条潜龙，它应该潜藏在深渊里、大海里，不要大动或不要施展其才用。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这个时位上的龙就可以呈现出来，去面见大人也是有利的了。这个“大人”表面上是一个有力量的人，但是也可以作广义的理解，可见此下卦的中位是很好的。“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这里或此时你就要谨慎了，小心啊，到了下卦的边上了，楚河汉界，所以要日夜警惕才能不出问题，面临危险也无大碍。“九四：或跃在渊，无咎。”这个“或”字表明不确定、犹疑，或腾跃，或返渊，所以也要谨慎，才能不出问题。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卦中爻，巨龙腾飞上天，此时大吉大利，了不得啊！ 这时你怎么干怎么有理，而且必须去大干。这是最好的时候和爻位，所以后来皇帝就把这个位与势占了，所谓“九五之尊”嘛。故宫在建筑上也要体现九五之尊，很多殿都是宽九间、深五间，太和殿初建时也是，后来因特殊原因才有调整。 “上九：亢龙有悔。”这下麻烦了，这一爻最危险，亢龙，太高了，太亢奋了，所以有悔。《乾》卦和《坤》卦很特殊，除了这六爻爻辞之外再接一个“用”，其他的卦都没有。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群龙无首，一般人认为不好，失了首领，但这里认为“无首”，阳刚变阴柔，才吉。把首藏起来，不让枪打出头鸟，不让它被充分对象化，而让它阴阳相交而中冲，这恰恰是中道思想。所以不是“首作极”，而是“中作极”。这个中从根本上是在“变化之中”，一旦离开生成变化就没有这个中了。哪里有一个确定的或可衡量出的中摆在那儿呢? 所以这个中也被理解为“时中”。后来儒家道家都讲，在那个时机恰恰言中，恰恰命中。每一个卦都在表现时机，是生命时间的实现，每一爻也都有时间或时机，中国古代哲理特别强调这个“时”字，尤其是先秦，但后来慢慢就有些淡化了。
因此，第五，
时成几
。我们用正体字的“時”更能反映这个特点。左边的“日”当然指太阳，乃时间、阴阳的根本。右上边是“之”（
），代表草生长于土地上，又意味着行走。右下方是“寸”，原意是手腕上脉搏跳动处，又有分寸、尺度之义。所以“時”是指阴阳变化构成的内在尺度、节律或几微。
《易传》里讲：知几才能前知。“几”就是变化刚刚出现但是还未成形，一般人看不到，只有深通此道的高手可察知。这么说来，几在有无之间，大象无形，态势已经出现但还惚恍，这就是时、时机。现在那么多人玩股票，谁能赚钱? 能够知几而把握先机者。一般人总是看到股票涨了买，跌了再抛，就已经失几了。谁不想得先机? 只是你找到那个时机不容易啊。股票还可能被大庄家操纵，但战势的博弈之几，自然的反-动（老子说：“反者，道之动”）之几，量子的真随机性之几，是不会被操纵的。所以，“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者也”（《周易·系辞上》，《资料》，第128页右）。
“时几”是理解《周易》的灵魂。以上讲的“三易说”——变易、不易和简易共同构成《易》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阴阳那互补对生之简易所造就的，一定是变易中的不易，也就是时几这个原变样式。阴阳必生发和变动，而这变易的瀑流在阳光中或变通中会生成稳定的、不易的彩虹晕圈，被我们直接感受到。因它是晕状的，所以我们在其中直观到的，不只是“现在”这个时间向度，就像西方传统哲学主流所认为的，而是由过去和将来交织成的当下，也就是时几。这里边的道理很深，我们慢慢体会它。
由《周易》表现出来的这几个特点，在中华文明后来的历史中处处都有表现，因此她重变化、重亲情、重发生、重时机、重中和。“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趣时者也。”（《资料》，第128页左）刚柔就是阴阳，这个“趣”是趋向的“趋”的另外一种写法。变通都趋向时、都有时，反过来，时里边充溢着变通，或就由变通构成。孔子及其弟子在其中看出“易与天地准” （同上书，第127页左）这样一个思想效应，相信《周易》是那能够体现天地万物变化内在机制的结构。《易经》也确实能够帮助中国古人应对终极问题，无论是个人、国家的安危存亡，人生的意义、幸福，还是生老病死，君子的修德广业，等等。《易》的思想处处都有运用，在中医、武术、烹饪、艺术、园林，甚至中国古代数学里都有。
《周易》的基本精神可以表述为：“《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 （同上书，第129页左）“六虚”就是六爻，六爻或卦象不能被看成实体性的东西，而是阴阳差异或虚空处的发生结构、时几化结构，“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 （《周易·系辞下》）。如果把《易》看作不可变的典要原则，你就失去了《周易》精神了。它是要把我们带到变化所在的地方，理解变化，追随和深入变化，所以“唯变所适”。
《易》的这个意思在《诗经》的《文王》篇也有所体现。 “天命靡常”，天命是变化的，但怎么能配合这个天，乃至获得天命呢? 只有“聿修厥德”，才能“永言配命”（《资料》，第36页右），你要用自己的德行去呼应天的变易，以长久地配得上天命。正因为这样，所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一个古老的小邦国，它的命运却在于能够出新。 “有周不[丕]显，帝命不[丕]时” （同上书，第35页左），周朝十分显耀，而上天或上帝的大命要通过时几来赐予。这儿连“时”也出现了，一定要理解天命的时几构成的方式，这样才能够跟从上天，不被天时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