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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来看中国古代的终极实在观。这里的“古代”主要指先秦。中国古代的哲理主流是儒家和道家，后来又包括了中国佛教。它们和西方的唯理论在思想方法上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就像地理上的欧亚大陆两端的对峙一样。中国哲理思维对 变化的深刻性 、 不可避免性及合理性 ，有着终极的体会和认同。在中国古代哲理思想形成的时期，从西周到春秋战国，这样一个思想被各种智德之士反复阐述，并不是从我们后来认定的哲学家诸如孔孟老庄才开始的。比如周朝文化的直接塑造者文王、周公，都对它一再强调。在周朝建立的前后，它表现为一种忧患意识。周族人兴起于丰、镐这样的小地方，后来居然把庞大的殷商推翻了，所以周朝的建国者也深深感到天道不可以对象化方式来信托。原来说天子受到上天或（上）帝（天帝）赐给的天命，所以商朝的帝王们总认为只要祭祀充足，对上帝恭敬，这个天命是不会变的，但最后还是变了。周朝的创立者就一再告诫自己的子孙：我们要保住自己的江山，就首先要晓得，天道是不可测度和完全依靠的，今天有明天可能没有，所以只有用你们具有德性的行动和智慧来理解它、跟从它、维持它，社稷才能长治久安。
这些言论在先秦文献，尤其是最早的《尚书》《诗经》中表达得非常明显。比如《康诰》是周公告诫其弟康叔、其实也包括其侄周成王（他当时还很年轻）的话。周公辅政实际上是掌权，后来又把政权还给了成王。周公说：“敬哉！ 天畏[威]棐[不可]忱[信赖]。”
意思是对天要敬畏，因为天的威权、力量是不可以依赖的，所以天威不可测度啊！ 后来还用这类表达来形容帝王的心思和权威。这样的说法贯穿了周公的言论，而后来孔子最崇敬的人就是周公。还有“惟[天]命不于常[恒常]” （《资料》，第11页右），这个命就是天命，它可不会为了一个现成存在者的身份，就老老实实地待在他/它那里。所以一定要善待百姓，以生动的德行来匹配天命、留住天命。可见终极实在对于中国古代哲人，虽然变化无端，但不是反理性的黑暗混乱，而是可以凭借道-德理性——可表现为伦理道德，但其根扎在超出狭义道德的天道自得或至德之中——与之相通。另外《诗经》里也有不少类似的说法。如“天命靡常”（《大雅·文王》，同上书，第36页右），即天命不恒常，总在变化。对于《文王》这一诗篇，我们后面还会讲到。还有《召诰》中的一段，周公（或召公）告诫周成王：“惟王受命，无彊惟休，亦无彊惟恤。呜呼！ 曷其奈何弗敬！”（同上书，第19页左）也就是：“王[你]承受了天命，说到吉庆是无穷尽的，说到忧虑也是无穷尽的。唉！ 王啊，你怎么可以不加警惕呢！”（同上书，第21页左）后边是对原文的白话文翻译。我们的《资料》上册里选的中国古代文献，都有原文、注释和白话文翻译，为的是让古文欠佳的同学也能读懂，并由此逐渐加强自己阅读古文献的能力。这段引文中，说到周成王承受天命，也就是执掌了天下的最高权力，不止是吉庆，更有无穷尽的忧虑，因为天子的权力是从天上来的，而天本身的运作或天命所在，是没有定准的。可见中国古代哲理在这个要害处，是没有现成的“子承父业”的，因为“天子”之上，不是犹太-基督教意义上的“天父”，而是无常规可言的“天命”。实际上连“以德配天”这个原则本身，也总面临再理解、再实现的要求。你怎么知道你做的就是可以配天的德行呢? 这不像西方数学定理的判定那样，是有明确规则可言的，而是总处于连续生成的张力之中，所以天子永远不能安享太平，而是要处于深深的忧思里，不断揣测和迎送天命的潮汐乃至风暴。
因此，中国古代的智者们关心的问题和思维取向，与西方的唯理论者非常不同。伯阳父就是一个例子。当时是周幽王在位，统治得很不好，恰又发生了强烈地震，“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 （《国语·周语上》，同上书，第58页右）。于是，周朝的太史伯阳父就这样来解释地震的原因：世界的根基是阴阳之气，如果阳气跑到阴气的下面，被阴镇住了出不来，就导致阴阳不调；阳气本来有向上的趋势，压制越久越狠，一旦爆发，就越猛烈，于是就发生地震（同上）并同时通过这个现象来预测国家的兴亡，说阳气久被压在下面就会阻塞地里的水源，水不能润土就导致饥荒等灾害，人民就会贫困，这样周朝就快要不行了，十年左右会灭亡（《资料》，第58页右）。果然，“烽火戏诸侯”，到他预言的十年头上（幽王十一年），西周就被内患加外侵给灭掉了。周幽王被杀，周室仓皇东迁，从此进入东周时代。虽然这似乎是在以自然现象来解释政治现象，有的人会觉得是牵强附会，但细读也有其道理。特别是，阴阳结构可贯通自然与人事。比如说阳被阴压在下面，也可理解为贤人被当权的小人压抑排挤，或人们的正当愿望和言行被当权者蛮横压制，甚至可以解释为妃子褒姒篡夺正室申后的位置及其儿子姬宜臼的太子地位，等等。无论如何，从哲理上看，当伯阳父解释变化现象（比如地震）的时候，并不是西方唯理论者的那一套“以不变制万变”的思路，因为阴阳结构本身就包含深刻的变化，也正是为了说明变化而提出的。
还有一个史伯，西周末年的太史，也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有的学者认为他与伯阳父是一个人（看着也的确像，就其时代、官职和思想见地而言，也都像是一个人），有的则认为还是两个人。我们看到，中国早期的思想家大多不是史官就是对历史颇有研究心得的人，所以中国古代哲理一开始就脱不开变化，在通观历史的兴亡中得到对于终极实在的理解。史伯说不能“去和而取同”，因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同上书，第61页左至右），这是一句很关键的话。“和”就预设了区别，首先就是阴阳的区别，其次是五行的区别，虽然史伯这里没有提及阴阳而只提及五行，但也蕴涵其义了。更不用说，如果史伯与伯阳父是一个人的话，那么他肯定是阴阳与五行说兼备的。
史伯主张，只有那些有区别的东西（像不同的味道）相遇才可能交和，这样才能够生出新的东西来。如果只有相同的东西组合在一起，或只有肤浅的变化，比如数量的增加，它就不能生成新东西或新的可能，这样就为明显的或隐蔽的敌人留下了可乘之机，他们就可以利用对你的熟悉来整垮你。因此，一个国家的安危、一个人的命运如果寄托在“同”上，就很糟糕，没有什么活泼的气象，一旦有不可测的变化来了，就没有真实的应对之策，于是就“不继”，也就是无法继续下去了。而“和”就不一样了，“以他平[交合]他谓之和”（同上页左），互为他者的人或事物相交相遇，总能生出新的东西来，面对突变就能有新的对策，你的选择也就多得多。所以后来孔子就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13.23）从哲理上讲，君子就是喜欢并能容纳不同者或“他者”的人，因而导致交和与更新；而小人则是狭隘短浅，只知与气味相投的人一起去谋求私利的人。所以史伯判断周王朝要出事儿，因为周幽王“去和而取同”（《资料》，第61页右），只与那些奉迎自己的奸佞小人（如虢石父）沆瀣一气，导致上下不交、官民相背、内外冲突，国家就危如累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