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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讲一下西方的古代唯理论克服虚幻的策略。西方的哲学家要寻到一个终极的不变者，能经受得住时间的变化。而且他们找到的这个不变者还要能够用来解释变化的形态。比如a=a这是不变的，但是它不能解释变化的形态。这种完全“不生育”的不变也不行。
先来介绍一下毕达哥拉斯的应对策略。我们已经反复说到他了，因为这个人和他开创的学派对于了解西方文明和哲学实在是太重要了。他既是数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又是一个宗教的创立者，创立了毕达哥拉斯宗派或学派。这个宗派既是学术的，全力研究数学和科学（因为他们将数及其知识结构看成世界的本原），又是个宗教，门徒对老师极尽虔诚，把毕达哥拉斯尊为神。此外，它还是一个政治学派，今天叫党派，在意大利南边叫克罗顿的地方改革城邦的政治。开始还挺成功，后来得罪了当地一个叫库龙的有权势者。据说这个人想加入这个学派，而毕达哥拉斯学派说他不够格，没同意，于是库龙就煽动起狂徒把这派给屠灭了。有一种说法，说是毕达哥拉斯在逃跑的路上，遇到一块豆子地，让他丧了命。这派有很多禁忌，绝对不能踩豆子就是一个。他年轻的时候去古埃及，学了数学和灵魂不朽的学说，也包括这些禁忌，所以，他就遵守自己宣布的规定，不踩豆地，最后就在那里被凶徒追上杀死了。但是毕达哥拉斯学派后来还延续了好几百年，发现了很多数学定理和科学知识，极其深远地影响了古希腊哲学。我们下面要讲到的巴门尼德、柏拉图都跟这派有极深的渊源，在某种意义上他们都是毕达哥拉斯主义者。亚里士多德虽然也看重形式，但不认为它首先或主要地体现在数上，经验对象也有真实性。于是发展出另一种唯理论，并在中世纪占了上风。到了近代，随着新物理学的兴起，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等科学家相信，要深入认识世界就要通过数。毕达哥拉斯主义又复活了。“数是万物的本原”的思想在我们这个时代，以变化了的、更精巧的方式拥有了巨大的影响力。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数字化的时代，而且越来越数字化。通过西方文明的全球化，毕达哥拉斯主义一直在笼罩着我们，它曾经笼罩着西方文化、哲学、科学，现在又笼罩着我们人类的生活，所以这个人很了不起，不管是就其天才还是就其奇特和怪异而言。
毕达哥拉斯说“数是万物的本原”，也就是说，数是那个能够克服虚幻，让我们理解终极实在的东西。在古希腊哲学家看来，有一个东西，万物都出自它，毁灭之后又回到它，它自身永不毁灭，这就是本原（archē）。我们前面讲到了，泰勒斯提出来水是本原。跟从他的米利都学派的另两位哲学家，提出无定是本原，气是本原。伟大的动感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则提出火是万物的本原。但是到了毕达哥拉斯，提出数才是万物的本原。数是可形式化的东西，似乎是通过纯形式而被深入理解，而西方的语言结构鼓励的恰恰就是这种思维。所以这个命题一旦提出，就产生了巨大的思想回声，震荡了两千多年。
为什么数是万物的本原或世界的终极实在，因而能克服虚幻呢? 毕达哥拉斯学派回答说：第一，数本身是最基本的。亚里士多德这么记载毕达哥拉斯的观点：“数学的本原就是万物的本原。由于这些本原中数目是最基本的。”（《选读上》，第18页）这就是一个重要的理由，数目在存在者中是最基本的，它们既不是水，又不是火，又不是气。数是万物的本原，这种说法给人的感觉和说水是万物的本原很不一样。万物的本原是水，很有一些经验常识上的道理。我们的老子讲了类似的意思，很多民族的创世神话也这么讲。但是数是万物的本原，好像只有古希腊人、只有毕达哥拉斯提出来了。还可以进一步追问：为什么数是最基本的呢? 它相比于水、火、气有什么特殊之处呢？答案就是数关系最为确定。数可以没有物质质料，因而数关系本身没有变化可言，因此数字、几何图形表现的结构最为确定，形式鲜明、自身如一。几何学中的三角形并不是你画的那个三角形，那些能被画出的三角形只是用来象征、逼近理想的三角形。2+3=5不是两头牛加三头牛等于五头牛，而是理想的永远不变的那个二加上三等于五。因此毕达哥拉斯特别尊崇“一”这个数，主张“万物的本原是一” （同上书，第20页）。因为这个一首要的含义就是唯一不二，它还意味着第一、自身同一，绝无变化，所以它在数中又是最根本的。 “二”就不行了，因为在毕达哥拉斯看来，它是“不定的二” （同上），是不确定的，而这个“不定”就把二的思想价值一下子降得很低，“二”就意味着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有两个选择，歧路亡羊，所以二代表的是现象界和人的意见，游移不定，可对可不对，存在又不存在。像赫拉克利特讲的，我们踏进又踏不进同一条河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存在又不存在（同上书，第23页）。毕达哥拉斯主张，这只是意见，它们的真理性还是要到“一”里边去寻找。
第二，毕达哥拉斯认为数可以用来解释一切。“他们又认为自己在数目中间发现了许多特点，与存在物以及自然过程中所产生的事物有相似之处，比在火、土或水中找到的更多，所以他们认为数目的某一特征是正义，另一种是灵魂和理性，另一种是机会。其他的一切也无不如此。” （《选读上》，第18—19页）四是正义，因为它最公平，二加上二等于四，二乘以二还是四，总是绝对平衡。一是灵魂和理性，这是最高的。哪一个数是机会? 七。因为机会就是一次，过时不候，所以它应该是十里面最大的素数，只能被一和它自身整除。就这样，他用数或数理来说明一切人生的现象、世界的现象。这是他的一个很独特的见解。相信数目和几何图形（如正方形）能够和正义这种人间现象“相似”，所以可以解释它们。而且他认为只有这种解释才算说到了根子上，不再变化了。正义的根本永远是四，不会是五，也不会是八。五是婚姻之数，因为它是第一个偶数和第一个奇数的和，也就是一个雄数与一个雌数的结合。他认为这样就可以把世界解释清楚了。初听起来实在是太天真了，可是到了近现代，由于西方科学特别是近几十年计算机网络和人工智能的突飞猛进，他编织的数本原的神话正在参与构造巨大的人类梦，但也可能是《盗梦空间》或《黑客帝国》中的那种梦。
第三，数含有内在的和谐。在毕达哥拉斯派看来，数之所以能够解释一切，除了它和万物有相似性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数目中间见到了各种各类和谐的特性与比例” （同上书，第19页），而和谐代表数的内在生存结构的丰富性，
找到了和谐就是找到了变中的不变即真理
。毕达哥拉斯定理（a
2
+b
2
=c
2
;a、b是直角三角形的直角边，c是斜边）就是一个典型的和谐。不像我们学数学，觉得那些定理都是干巴巴的，在毕达哥拉斯学派眼里，他们能找到一个和谐的数关系，感觉真是太奇妙了。三角形三个角的平分线总是交于一点，这也是妙哉妙哉啊！ 这种和谐关系把他们的思想激荡起来，相信真正的人生真理就在数里面，这才是希腊人的真本事。任何事物就它的存在本身和不变性而言，都体现了这种和谐。毕达哥拉斯认为十是最完满的和谐。当然毫无疑问，一占有一个本源地位，它又是奇数又是偶数，而任何奇数加上一就成了偶数，偶数加一又成了奇数。总之有各种各样的讲法或数的和声法。讲法越多、和声越多，就说明越真。十是和谐的象征，因为一里潜藏的和谐在十中充分显示出来了:10=1+2+3+4，前四个数相加正好等于十。让这四个数各占一行，就构造出一个完全自相似的和谐结构
，这一派称之为神圣的四元体（tetraktys），认为它包含着许多和谐关系。
现在时兴用标志性的图案或“徽标” （logo）来代表团体、公司。如果这样的话，中国古文化可以用太极图来表示（但现在它跑到韩国国旗上去了），而毕达哥拉斯学派如果有一个会旗或会标，应该会把这个四元体画上去。这一学派的成员在祈祷的时候会说：“凭着他（不能直接提毕达哥拉斯的圣名）传给我们的神圣四元组，永恒的自然的源头，我祈祷……”这个四元组图形乃至它的扩大版，居然也出现在了中国儒者们解释《易经》和河图洛书的地方，并把中间那一点看作是天地万物之心。天圆地方，而人象为三角，天地人的和谐就表现在此十个圆点组成的三角中。“天之道如环无端，故其象圆也。地之道奠定有常，故其象方也。人受性于天，受形于地，犹三角之形，其心则圆之心，其边则方之边也。”
这是咱们中国人的象数。毕达哥拉斯造就的是西方的象数。在双方哲学的技艺发端处，都有推衍的结构。但我们的象数不是或不只是这种形式化（几何图形和十进制的数字）的数，我们的《易》结构是
发生型的
“二进制”的数，与毕达哥拉斯之数很不一样，造成的后果也不一样，这个以后再讲。
“由于他们在数目中间见到了各种各类和谐的特性与比例，而一切其他事物就其整个本性来说都是以数目为范型的，数目本身则先于自然中的一切其他事物，所以他们从这一切进行推论，认为数目的元素就是万物的元素，认为整个的天是一个和谐，一个数目。”（《选读上》，第19页）毕派认为天体应该是完满的，所以一定有十个天体。但是当时只找到九个，他们就说一定还有一个对着地球的叫“对地”，只是我们看不见。亚里士多德指责他们“捏造”出第十个天体（同上），但是大家也不要光听亚里士多德的。因为这种推测也可能是西方科学推演精神的表现。数学化的物理学或天文学，可以先算出来某处应该有一个天体，引得人们去找。如果找到了，这才显示出科学的高明，能够预测。有的行星就是这么发现的，但确实又有捏造的味道在里头。可这就是西方科学和哲学的精神，从根本上讲，形式走在经验的前面。毕达哥拉斯学派后来在希腊哲学圈子里引起了非议，就是被认为捏造得太多太随意。捏造又可以分两种来看，一种是天才的捏造或者是有可能成功的捏造，一种是虚妄无聊的捏造。毕达哥拉斯的很多观点，从巴门尼德开始就觉得太不自然了，尤其是用数字来解释人生现象太不合乎理性了，于是就要寻求改变。但是又不能丢掉毕达哥拉斯教给他们的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即作为世界本原的终极实在本身应该是不变的，但它又能做形式上的推衍，能解释世界。沿着这个思路，我们来看第二位哲学家巴门尼德。
巴门尼德是爱利亚（Elea，位于南意大利）学派的一员。巴门尼德所要做的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在当时古希腊的自然语言中，找到和毕达哥拉斯的数相对应的语词。用数直接解释世界现象，对于那时的大多数人来说显得太过牵强，人们还是习惯于用自然语言来表达和理解。但是日常语言又太散漫，抓不到那个终极实在，所以巴门尼德要在自然语言中找到一个尽量逼近数的东西。这会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在毕达哥拉斯的数中，不变的一和不定的二是很基本的，而且一最能表现真理和终极实在。而最能表现一的形状是立体的圆形，滚圆的球，它的直径全都一样。巴门尼德深受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影响，也特别推崇一和滚圆的球。更重要的是，他在古希腊的自然语言中，找到了一个他认为近乎一和圆球的词，就是“存在”或“是”。它的原形是ε
μ
，拉丁化后就是eimi;它的中性分词是on，阴性分词是ousia。 on就是西方哲学的核心部分“存在论” （ ontology）的词根，后来亚里士多德把ousia叫做实体，是形而上学的脊梁。不过在巴门尼德这儿，eimi的意思首先应看作“是”。依靠它就能够形成判断“S是P”（比如“这朵花是红的”“苏格拉底是聪明的”），而判断是有真假可言的语句。
巴门尼德感到这个“是”很有魔力。它的出现造成了判断，出现了真值，即：或者真或者假，因此这个“是”本身必定跟真理有着内在的关联。一旦理解了“是”，你就抓到了整个世界的毕达哥拉斯定理。在现象里头找不到真理，没有公度性（就像在直角三角形的直角边和斜边之间没有公度性），但在“是本身”（就如同这些边自乘之后）的层次上，和谐、真理、确定、变中之不变一下子就出现了。这是我在替他设想。无论如何，他认为“是”这个字是最重要的，因为它最近乎一、真、确定不变。如果他能找到一个“是本身”的含义，使得S永远是S，永远不是非S，那就错不了了。
他认为这个“是本身”或“一”只能用思想而不能用感官来抓住，因为它不是现象，而是本体的东西。他说：“别让习惯用经验的力量把你逼上这条路，只是以茫然的眼睛、轰鸣的耳朵或舌头为准绳，而是要用你的理智来解决纷争的辩论。……第一条是：存在者存在[是者是]，它不可能不存在[是者不可能不是]。这是确信的途径，因为它遵循真理[是之为是]。另一条是：存在者不存在[是之为不是]，这个不存在必然存在[不是必然是]。走这条路，我告诉你，是什么也学不到的。因为不存在者你是既不能认识（这当然办不到），也不能说出的。”（《选读上》，第31页）存在者只能存在，它不能够不存在，按照语义（是者是，是者不能不是）它就是这样的，按照这语义塑造的道理更是这样。你能认识不存在者吗? 如果你说可以，请告诉我这不存在者在哪里? 它不只是不在现实中存在，而且不在道理中存在，那你如何认识它? 你是不是觉得这里面都是些很简单的大实话? 不，这里面有思想的回声和共鸣。表面上很像逻辑的同义反复，实际上不止如此。这是古希腊和西方哲学的命根或宿命，因为“是”这个词除了系词“是”的含义外，它还同时意指“存在”，由此而与整个世界与人生的终极实在相关了。所以在读巴门尼德的这些残篇时，所有的“存在”都可以而且最好同时读成“是”，让语法形式的构造与终极实在的构造共鸣起来。
巴门尼德可以这样想：“S是P”，比如“这匹马是公的”在经验中可能错， S实际上可以不是P，比如这匹马被兽医检验为是母的。但是“是”本身不能够不是，它总是是，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这里面有逻辑，又有蕴意深厚的哲理。伟大的哲学传统刚出发的时候往往有这种自锁。但是这自锁不是完全不生育的或解释不了世界的，而是能够生发出、延展出很多意思来。我们也有我们的语言哲理宿命。像儒家讲的“仁”字，它本身就包含了道理，“仁者人[亻]也”（《礼记·中庸》），而且它一定是“二”个人之间才发生的。这就是中国汉字跟儒家哲理的一种共鸣。思想的起头处往往需要与语言的共鸣谐振。你去读《老子》，“道可道，非常道”，这三个“道”之间有共鸣啊！ 为什么“道”这个字既指道路、真理，但同时又有道说的意思? 这就是宿命。这里好像是语言的凑巧，eimi一身兼有存在和是的意思，道兼有道路、真理和说的意思，但这种共鸣在思想的起头处往往特别重要，甚至是哲学家思考的出发点。
巴门尼德还论证道：你之所以不能思考不存在者，“因为能被思维者和能存在者是同一的”（《选读上》，第31页）。能被思维者也就是这个能是者，能被你思维的东西才能被你判断，也才能达到真理。但是，你不能够思考的东西它就不存在吗? 你会说，好多东西我没想它，它就在那儿存在着呢。他会告诉你：不，你说你没想到它，实际上你已经以这种方式想到了——我说的是“能[可能]被思维者”，不是“现实地被[你]思维者”。尤其是涉及它的真理性的时候，没有你的思想和判断，怎么会出现真或不真的问题呢? 从这以后，思想和存在、真理的同一性，是西方哲学中的一个重大命题，一直到黑格尔甚至以后。你首先要把握住这个存在是“是”，能思想的和能是的是离不开的，然后推及存在。这就有些数学性的思维方式了。但我顺便说一句，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能被思考但是肯定不存在的东西呢? 应该是能的，比如说“方的圆”或“最小的正分数”，我们能思考它，它对我们有意义，但是它不存在。可见，巴门尼德的这个重要命题也可能是有纰漏的。
从巴门尼德开始，西方的哲学家开始做论证，近乎数学论证。这里可以很鲜明地看到数学的影响。其实在毕达哥拉斯学派那里，已经有论证了，但是在巴门尼德这儿更突出。比如巴门尼德要论证为什么只有存在者存在，存在是唯一的，不存在者根本就不能考虑它时，并没有像赫拉克利特讲的那种既存在又不存在的状态，他说：“它[存在]既非过去存在，也非将来存在，因为它整个是在现在，是个连续的一。” （《选读上》，第32页）按他的说法，存在只有现在时，在英语中就是is，而was和will be都不可能。所以它没有变化，只能当场存在，永远现在，不给“不存在”留下任何一点可能。这是西方的存在理论和时间观的一个很紧密的联系。它只截留现在这一维，不要过去和未来。因为一旦过去未来加入，那就“滚滚长江东逝水”了，历史的虚无感就出来了，所以一定要排除掉。
他还用一个反证来证明存在是不可能从其他东西产生出来的，它只在自身里头。对于“存在者”，“你愿意给它找出哪种来源来呢? 它能以什么方式、从什么东西里长出来呢？[它既不能从存在者里生出，这样就会有另一个存在者预先存在了]我也不能让你这样说或想：它从不存在者里产生；因为存在者不存在是不可言说、不可思议的。而且，如果它来自不存在，它有什么必要不早一点或迟一点产生呢? 所以它必定是要末永远存在，要末根本不存在”（同上）。存在不能从另一个存在者里头生出来，因为如果是那样，那么就已经有存在了，就不用再生出它了；它也不能从不存在里生出来，因为那样一切就都乱了套，什么都可能了，所以那是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而且，只有“存在”和“不存在”这两种可能，这是西方的逻辑思维“A或非A”（A∨¬ A）的规矩。这两种选择都不成立，所以存在无生成可言。也就是说，它不能从任何东西中生出来，它总是它自身，因而永不消逝。证讫。这样，他就得出一个具体结论：“存在者是不动的，被巨大的锁链捆着，无始亦无终；因为产生与消灭已经被赶得很远，被真信念赶跑了。它是同一的，永远在同一个地方，居留在自身之内。因为强大的必然性把它用锁链从四面八方捆着，不能越雷池一步。因此存在者不能是无限的，因为它没有缺陷；如果无限，那就正好是有缺陷的了。”（同上书，第33页）
这是古希腊人的思想，他们认为有限比无限更伟大，因为只有有限，才可能存在，才可能终止无穷后退。不过这一见地到后来就变了。尤其是到了基督教主宰的中世纪，无限的地位比有限崇高得多了，因为神是无限的，永恒的存在就和无限联系起来了。在巴门尼德这儿，存在还是有限的。我们知道，古希腊的城邦就那么小，就是要有限，就是要像一个圆，而一旦涉及无限，它就老完不成，怎么能够是一或存在呢? 但存在的有限不是软弱的有限，而是纯粹的、同一的有限，因此存在本身“好像一个滚圆的球体，从中心到每一个方面距离都相等”（《选读上》，第33页）。这是西方形式化思想在哲学里面的体现。
确实，巴门尼德发出了西方哲学存在论的第一个强音，透露了这个哲学和它的文化、数理、语言最深沉的相互共鸣的讯息。也就是说，唯一的存在、同一的存在才是可思想的，才跟真理相关。所以存在本身就是真理，真理就是存在本身。真理和存在都是唯一的、自身同一的、不变的。它就是神，既是思想上的神，又是存在者意义上的神。神的最重要的一个特性就是他是自身永远存在的——“自在永在者”。
因此，他是终极者，或唯一的终极实在。后来基督教要论证神是唯一的（不可能像古希腊神话里说的，有多个神；真神只能是唯一不二，否则就不是真神），就可以利用爱利亚学派和柏拉图。巴门尼德的老师克塞诺芬尼已经做了论证：只能有一个神，神或终极实在的含义就规定他是唯一的。克氏的另一个论证则规定神是不动的，他并不像宙斯、赫拉、阿波罗、波塞冬、阿芙洛狄忒、雅典娜那样欢蹦乱跳，爱东游西逛，时不时还乱搞男女关系和策划战争，而是只喜欢思考，只赞同公正和至善。现在，科学是神。科学的解决唯一不二，对同一类现象只有一种正确的解答，这是对的吗? 到当代，西方的科学和哲学的这种“一癖”已经受到挑战了。欧几里德几何是唯一的吗? 或者说，它是刻画空间形式的唯一真理吗? 忽然间，19世纪就冒出来两种非欧几何。牛顿后边又出现了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旁边又出现了量子力学的非定域解释。医学里头，西医之外还有我们中医，虽然很多西方中心论者说中医不是科学，这个争论以后有机会再讲。
好，现在来讲芝诺悖论。什么是悖论? 悖论是指从A能推出非A，又能从非A推出A。你断定一个事，顺着它就走到了反面；按反面的主张走，又导出正面。在希腊有一个著名的说谎者悖论：一个克里特人说“克里特岛上的人都说谎”。他这句话是真话还是谎话? 说它真时它马上假，说它假时它又会真。
芝诺悖论倒没有这么严格的自相抵触，它是用来否定运动的可能，而且是借用对手的立论根据来实现自己的论证。芝诺为什么要否定运动呢？因为他要支持老师巴门尼德的观点：存在是一、是唯一的。既然存在是一，那么存在就不会有变化，而运动是一种变化、一种多，所以如果能够证明运动是虚假的，那么就可支持巴门尼德的存在观。请注意，这个论证和我们前面讲的虚幻问题是内在相关的。
芝诺认识到，反对巴门尼德的人往往会说存在不止是一，还有多。我们平时就可以接触到多少种不同的存在呀！ 毕达哥拉斯也相信有多啊，除了一之外还有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但芝诺接着说：如果你承认了多的存在，那么我就从这个多来论证运动不可能，岂不更能表明巴门尼德的正确了? 芝诺所谓承认多的存在，是指在任何（无论多么小）一段距离内，都有多个点的存在，没有小到没有了多的跨度（比如达到了不可再分的原子）。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论述，芝诺提出了四个著名的悖论。我们就讲前三个。
第一个即“一半的论证”。它的“根据”是“移动位置的东西在达到目的地以前必须达到途程的一半处”（《选读上》，第34页）。如果完整地叙述这个论证是这样的：你要走过一段距离a到达终点，你就必须先走到a的一半处（1/2个a）；但是你要达到这一半处，你又必须先达到一半的一半处（1/4个a）。以此类推，永无尽头。你总在达到一半的一半的一半的过程之中，实际上迈不出一步。因为你的步子被无穷地切分，所以你根本就动不了。合乎逻辑吗? 合乎啊。
第二个可称为“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的论证”。阿基里斯（又译作“阿喀琉斯”）是荷马史诗里面希腊联军最厉害的勇士。希腊去打特洛伊，只要他不出战，希腊联军就节节败退；而他一旦上阵，就会把特洛伊打得稀里哗啦。而且他跑得特别快，绕着特洛伊城追了三圈，把对方的主将赫克托尔追上杀死。这个论证的要点是这样：在赛跑时，跑得最快的也永远追不上前面跑得最慢的。因为追者必须先达到被追者的出发点，这样跑得慢的被追者必定又领先了一段路；再追，还是这样。同理，阿基里斯和乌龟之间有一段距离，阿基里斯跑得很快，当他跑到乌龟原来的地点A的时候，乌龟已经向前爬出了一小段距离到达B。阿基里斯接着再追，到达乌龟刚才的地点B 时，乌龟又爬出很一小段到了C。以此类推，无有尽头。所以，由于任何一段距离中“多”的存在，他永远在无穷地接近乌龟，却赶不上、更超不过乌龟。这很合乎逻辑理性啊！ 就他的叙述框架而言，找出一个破绽来很难，历史上多少人试图反驳他都未果。
第三个论证，“飞矢不动”。它所依据的假定是“时间由霎间组成”（《选读上》，第35页）。飞着的那支箭实际上是不动的，因为箭在飞的过程中，它在每一瞬间只占据着与它自身长度相等的一个空间，所以在那一瞬间它是不动的。而所谓的飞矢的飞，就是由无穷多个这样的瞬间集合而成。但是，由于每一个瞬间都不动，无穷多个瞬间的不动加到一起还是不动。
芝诺把运动问题的边缘性推到了一个极端，向常识挑战。历史上许多人想反驳他。其中有一位哲学家，学生问他：您说咱们要怎么反驳这个该死的芝诺呢? 老师不说话，来回走。学生说：老师啊，这是怎么回事? 老师说：我刚才已经把他驳倒了！ 你看见我动没动啊? 我达没达到我的目标终点啊? 但如果芝诺在场，他会说：您在现象上是动了，但是按道理讲，您在终极实在的层次上还是没动起来，所以您相信的那些运动和变化只是幻象或意见。如果您说您真的动了，请从理论上而不只是现象上给出您的论证。
关于芝诺悖论，我点一下一个关键处。如果你承认任意一条线段是可以被划分为无穷多个点的集合，而且每个点是一个静态点，我叫它“死点”，你就进入了芝诺悖论的有效范围之内了。 1 所以如何看待“这一点”很重要。世界最终极的真实之处有没有这么一个点（以使得“点对点”的定域因果链能起作用），有没有那么一个静态瞬间，是关键所在。 “飞矢不动论证”说，飞着的箭在一个瞬间占据了和它等长的空间，有这么一个瞬间吗? 这是需要质疑和思考的。如果承认它，像初等数学告诉你的，那么它就把你的思想在根本处框住了、定住了。你就会倾向于同意：这个世界可以表现为运动，可那只是我的感官所感知到的假象和现象，而理性告诉我们，本质、最终极的实在是不动的。你回想一下，自己在做计划的时候，是不是越是需要反思，你的思想就越单一，越线性理性化，越芝诺化? 可是你在日常思维里，尤其是那种不经意的边缘思维里，却满不是这么回事。你起床抬腿就走，你怎么敢抬腿就走？地上万一有个陷阱怎么办? 骑上车就敢走（也不怕它散架），这个车就受你的边缘意识控制，穿街走巷，超车赶灯，管它什么悖论！ 那时候你的思维是动态的，乘长风破万里浪式的。但是越是讨论正经事的时候，越是需要论证、需要“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的时候，这些个“死点”就冒出来了。你就会设想出许多困难、许多个“万一”，左不是，右也不是。你就会纳闷：怎么忽然要干成一件事就好像比登天还难了呢? 与之不同，赫拉克利特说世界的终极处只是一团永恒的活火。那个点本身根本不是死点，而是燃烧着的带有趋势的活点或火点。这和中国古代的思想有某种相近之处。
下面我来概括一下这三个人之间的关系。毕达哥拉斯 以一统多 ，多源自一。一是数的本原，数是万物的本原。他承认多，但是多的根子还在一（一是第一个数，由一累加能形成一切数）。巴门尼德就不要多了， 唯一不二 。这“一”转化为观念化的自然语言，就是存在、是，或者存在本身、是本身。它不可能不是，它跟不是没关系，这样就把变化完全赶出了哲学，没有不存在了。真实的就是存在的，是静止的、完满的，这才是世界的本性。表面上你感到的那些东西都是虚幻，表象认识只是意见（你觉得它一会儿动一会儿静，其实没动）。芝诺为了捍卫老师的存在论，发明了一种思想的定身术。经过他的论证，什么东西都定在那儿了、动不了了。你主张一的唯一不二，当然没有运动可言；而你承认多的真实性（也就是承认任一线段可以被划分为无穷多的死点），那么事物也要被定住。所以他的观点是 多必归一 。
他们的思想既怪异，又奇特，不同于常识，也很不同于东方的哲理（那边也有自己的奇特之处）。特别是芝诺的运动悖论，更像是在直接挑战人的基本理性。但我完全不否认这些“怪论”对哲学思维——边缘思维——的激发。它们像寒光闪烁的利剑，锐利而残忍；但有时又像钻石，在你领会它们的灵光中放出璀璨的光芒。去从各个角度打量它们、玩味它们乃至最后反省它们吧，不然你就永远进不到西方哲学主流的灵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