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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来讲东方的哲人，先讲一下印度。释迦牟尼原名悉达多，虽然其生境与中土相隔着万水千山，但却是对中国文化影响非常深远的一位伟大哲人。他创立了佛教，被尊称为佛陀。按佛经记载，他的父亲是迦毗罗卫国的国王，他的母亲梦见白象入胎而受孕，大地震动，天雨曼陀罗花。后来，这位母亲在回娘家待产的路上，扶着无忧树把他从右肋生了出来，一点痛苦都没有，这些都是异象。分娩应该是很疼痛的，但因为他是未来的佛陀，所以他被分娩就没给母亲带来痛苦。悉达多刚出生，就下地走了七步，手指着天地作狮子吼曰：“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有相士预言，这孩子未来不是转法轮王就是统一印度的王。他父亲希望他成为后者，因为他们的小国家常受人欺负，做转法轮王虚无缥缈，而国家的强大是迫切需要的。这一年是西元前563年，孔元前12年。
父亲害怕悉达多看到人间的负面现象，会动了出家的念头，就把他养在最优裕的环境里，屏蔽掉所有的人生苦难。这位王子16岁时就娶了一位美丽的公主，生了儿子，一切都按照他父王的意愿进行。但有一次，车夫驾车带他出了城，他遇见一个病人，颇感惊骇，慨叹说人间还有这种人啊！ 那个车夫告诉他：许多人都是要生病的。后来再次出城，看到一个老人，才知道人都要衰老，十分震撼。又一次，看到一个死人，车夫告诉他每个人都要死，他的心情阴暗到了极点。最后看见了一个出家人，问车夫这是什么人? 车夫说这种人离开家去求真理。年轻的悉达多的心里一下子光亮起来，暗下决心一定要出家，求得那超出一切人生无常的终极真理。印度文化特别能孕育宗教的天才，印度人也特别能感受人世痛苦的边缘性，然后就出家求真理，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宗教。悉达多回到王宫，就在一个夜晚让车夫赶车夜驰，远离家人，到了可静修的地方后，就与车夫互换衣服，放弃一切荣华，到森林中修炼，那一年他29岁。六年里，他践行苦行来摆脱身心欲望，以求开悟。有时一天只吃一麻一麦，都快要饿死了，真正地瘦到了前胸贴后背的地步，但自知还是没有得到真理。终于，他感到这不是真正的开悟之法，就决定放弃苦行，寻找新的修行方式。于是开始进食，喝了一位牧羊女给他的乳糜。另外五个人本来等着他成道然后传给他们真理，看到他进食，大家觉得再无希望，就离开了。
喝过乳糜之后，释迦牟尼得了气力，坐在菩提树下发誓：“我不得菩提智慧，就决不从这儿再起来！”在树下坐了许多天（7天或49天？），战胜无数心魔，直到一天深夜，释迦牟尼入三昧至深禅定，得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大智。于是大地震动，天鼓齐鸣，奏出妙音，世界为之欢庆，天雨曼陀罗花、曼珠沙花、七宝莲花，等等。他又继续了多天（7天或21天？）禅思，觉得这智慧过于微妙（就像量子纠缠对于常规思维过于微妙？），世人难于明了，就想干脆入肉身涅槃算了。不过（因受大梵天王的劝请？）转念一想，得道殊是不易，世间人只是因为痴妄太重而无法懂得此甚深微妙法，如果能去除痴妄执着，也可入菩提智，所以最后还是决定入世传法。于是佛陀起身离去，行至鹿野苑，向那五个同伴传道。那五人约好不理他，但是当释迦牟尼走过来时，脸上和全身带有的圣洁光彩一下子把他们征服。于是佛陀初转法轮，讲苦、集、灭、道四谛。先是得了这五个弟子，后来得到无数弟子。他余生的45年一直在印度传法，还成立了僧团。入僧团的人就要出家，也就是要离开人间的家。就这样，他把儿子和堂弟都剃度了，为此他父亲痛不欲生，便去找他，向他行礼致敬，然后说（大意）：“您当年出家已令我痛苦不堪，如今您又为您的弟弟和儿子剃度，我更是痛彻心扉。我请求您以后不经父母允许，不要为人授沙弥戒。”佛陀同意了。这种冲突真是非常感人！ 但佛陀与耶稣对家庭的态度还是很有区别的，耶稣的态度更决绝：“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新约·马太福音》，第10章）不过这两方都是要背离或超出人间的家庭，以求得更高的真理。
佛陀80岁的时候，因为化缘的食物不清洁，生了病。据说佛陀也是知道的，但为了不拂逆供奉人的善意，还是吃下了那食物，于是就不行了。佛陀安然侧卧于河边两棵树之间，就像卧佛寺的卧佛塑像表现的那样，交代了身后事，甚至还度化了最后一名弟子，便入了涅槃，也就是圆寂了。天地震动，日月失辉。这一年是西元前483年，孔元68年。弟子们将佛陀的遗体用香木焚化，得到很多舍利子，分由多处保存珍藏。我国现今在法门寺还保有一枚佛指舍利。
我们来看传统中的释迦牟尼形象的特点。第一，他的人生中有一些异象，如出生、悟道、去世。第二，他顺随当时的印度风气，认为求真理就须出家，只有离开这个人间才能拯救这个人间，并在人间家庭之外建立僧团，包括女性僧团，成为同道者们的另一种“家庭”。第三，他的起点是看到人生的无常和苦难的无边，最后求到的真理就是佛法正觉，找到造成它们的根本原因，以及对治这原因的方法。第四，他不讨论形而上学的问题，不像柏拉图等人那样爱追求理式啦，存在本身啦，而是认为人生的苦难根深蒂固，如毒箭嵌在肉里，要害是想办法拔出毒箭，排净毒素，而不是讨论这支箭的组成成分和结构。从他的思想可以看出，释迦牟尼是以人生的边缘问题即其深重苦痛来发起他的学说。四谛（四个真理）的第一谛就是苦谛，而且这些苦难在尘世是无法避免的，凭借形而上学思辨或任何对象化的化解方式是摆脱不掉的。他的更具体的学说，我们以后会讲到。
我们接下来讲一下孔子为人为学的特点。
孔子（西元前551年9月28日—西元前479年4月11日，孔元元年—孔元73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人。他的父亲叔梁纥70岁时还只有一个妾生的儿子，因想要一个正妻生的儿子，就娶了当时十五六岁的颜征在。夫妻俩“祷于尼丘”，果然怀上了一个孩子，就是孔子。孔子出生于西元前551年9月28号（按阴历是八月二十七号），所以现在有学者呼吁，将中国的教师节改为孔子的出生日9月28号，教师节当然要与“万世师表”有关。按《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出生后头有圩顶，就是中间凹了一点，取名为丘，其实他父母祈祷的尼山也是丘。因是家中第二个男孩，所以字仲尼。孔子的出生和耶稣基督、释迦牟尼都不一样，没有任何异象，有点特殊的就是他的头型。
孔子年少时不幸，三岁丧父，十几岁丧母。父亲去世后家中肯定相当困难，靠年轻的母亲支撑。 “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9.6）
他说自己年少时社会地位低，就去做了很多看似粗鄙卑微的事，比如帮人管牲畜、办丧事等。不过他在贫贱之中最后成就了自己，很是了不起。孔子晚年回忆自己求学为学的一生，意味深长：“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2.4）孔子三十而事业初立，开始教学生。后来到齐国听到《韶》乐。回到鲁国做过官，做到了大司寇，主管司法。孔子一心想恢复周礼的仁道精神，其实是逆当时那种礼崩乐坏的功利化潮流而动；而当时的各国君主们都追求像齐桓、晋文一样的霸业，所以当政者渐渐就不再信任孔子。最后，他失去了或辞掉了官职。
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孔子离开鲁国，开始了多年的漫游。在这周游列国的经历中，有各种各样的遭遇。孔子希望遇到能够赏识他的国君，通过恢复周礼、实施仁政而治国平天下。他说你这样做，别人就会直接感受到你的政治的美好，就会被你吸引，认同你。不过没人听他的。孔子一直希望自己能够有机会治理一个哪怕是很小的地方，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完全相信自己能让这个地方成为东方的周地，最后让天下影从，因为当年周族就是在丰、镐这样的小地方治理得极好，使天下人心归附。
周游期间有几次是极度危险的。比如陈蔡绝粮，他弟子中也有人动摇了，孔子却依然弦歌不绝，教他们习礼。而且，孔子还测试他们，一个个地问：“我们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啊？”问到子路，子路说：“老师啊，是不是我们还没有达到仁道和真知，所以别人不信我们，不跟着我们干？”孔子答曰：“如果达到了仁道和真知，就能让别人都信服、都跟着我们干的话，还会有伯夷、叔齐、比干吗? （也就是，还会有那种不被人理解而要为真理献身的人吗？）”子贡就说：“老师，您的道是不是太高了? 咱们要不就适应时代、与时俱进一点儿，把咱们的道往低处降一降吧。”他说话就比子路委婉和高明多了，但同样是对老师的追求产生了怀疑。孔子就说：“你的志向不高远啊！ 无论是农人、工匠还是我们，都只该关心是不是把自己的事情干好，其余的听之于天，怎么能总是考虑要适应世人的口味呢？”后来颜回（与“颜渊”同）来了，面对老师的问题，就说：“老师，我们的道至大，所以天下人目前接受不了。如果我们没修好道，那是我们的耻辱；但如果我们的道修好了，当政者不听，那就是他们的耻辱了。不容于天下怕什么? 不容然后才能见出君子的珍贵！”孔子听了很高兴，笑着说：“颜回啊，如果你有钱，我就去给你做管家啦。”孔子和弟子的谈话都是很生动的，你读《论语》，仿佛孔夫子就活生生地在你面前说话。其中一些篇章，甚至连孔子的衣食住行和行事风貌都记录下来了。因为弟子们觉得后人读到这些，就会产生有助于理解夫子教诲的直觉感受。真正的圣人气象，就是在实际人生的日常关系中透露出来的。
14年后，孔子返回鲁国。当时他的一个学生冉求在鲁国做官，率师打败了齐国的入侵，得到信任，就说服当时的鲁国执政者迎接孔子归国。归来之后，执政者对孔子很是敬重，尊为国老，但只是一个虚衔。孔子晚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编纂了古代的文献，成就了儒家的新六艺：《诗》《书》《礼》《易》《乐》《春秋》。其中《春秋》还是他根据鲁史的记载自己作的，是一本史书，后来也被奉为“经”。 “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这是孔子晚年的悲愤之作，“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其中充满了微言大义。孔子说：我已到晚年了，我的道没有实现出来，“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史记·孔子世家》），我死了亦不愿我的道和主张随之而亡，要自荐于后世，就要靠《春秋》，“知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那一年，鲁国猎到了一只野兽，大家都不认识。因为孔子见闻渊博，就请他来看。孔子看到就抚尸痛哭说：这是神兽麒麟啊！可是麒麟应该在太平盛世才现世的，你怎么这个时候出来了? 他们都不认识你，还把你打死了。至此，孔子就不再写《春秋》了。这就是著名的“获麟绝笔”，《春秋》因此也叫《麟经》。孔子悲伤麒麟，何尝不是感伤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抱负呢? 隔了一年之后，孔子就去世了。
孔子晚年连遭打击，儿子死了，子路死了，颜渊也死了。颜渊死的时候孔子的悲伤无以复加，孔子哭颜渊大概是《论语》中最悲恸的章节了，“天丧予！ 天丧予！”（《论语》11.9）他深感“吾道穷矣”。孔子临死前歌了一曲：“太山坏乎！ 梁柱摧乎！ 哲人萎乎！”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是很爱音乐的，不仅听而且唱，但最后唱出的乐音是如此哀伤。他死后，弟子们如丧考妣，在墓旁为夫子守“心丧”——如同给自己父亲守丧但不穿孝服（《礼记·檀弓》）——三年，然后才哭别。子贡却又在墓边建草庐，在里边接着守了三年心丧。后来还有一些学生和邻人围着孔子的坟墓聚集而居，形成了孔里。汉高祖刘邦得天下后，来此地祭孔子，开帝王祭孔之先河。子贡赞孔子“其生也荣，其死也哀”（《论语》19.25），活着的时候繁荣茂盛，也能让天下人繁荣兴盛；死的时候那么悲哀，自己悲哀，弟子们悲哀，乡人国人皆悲哀。
孔子的理想和政治抱负，终其一生都未能实现。后来汉武帝接受尊奉《公羊春秋》的董仲舒的建议，“[在官学中]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生前未能实现的，死后由他的思想、他编辑的文献、他的后学的鼓舞而兴发起来了，而且自此后两千余年一直是中国由官及民的正统。中国人讲真理是有时间性的，一时半会儿不成没关系，只要是真的合乎大道，时间久了总会找机会显露出来，而且一旦成立就会生生不息。太史公在《孔子世家》末尾引用《诗经》中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来赞美孔子，其实他的父亲司马谈是尊道家的，司马迁对道家也很是同情。但是面对孔子，他还是不由自主地极表崇敬：“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有一个特点我想在这里强调一下，也是孔子对自己的评价，即“好学”，它很能代表孔子和儒家的特点。孔子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5.28）在孔子这儿，好学不只是埋头苦读，而是在学里面得到快乐，而且是最高的快乐。只有这样，才能叫好学。孔子在众弟子中只认可一个人好学，那就是颜渊。其他人也都在学习，有的甚至很刻苦很聪明地学，但还说不上是好学。如第一堂课就讲到的，汉语里快乐的乐和音乐的乐是一个字，也很有意思相通之处。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7.14）孔子听了《韶》乐后，余音绕梁三月不绝，期间吃肉都不觉其肉味，并说：我从来没想到过音乐能把人打动到这步田地！ 至乐在孔子那儿就是仁的象征，而且乐与仁是《论语》的一个主旋律。“贤哉回也！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6.11）这就是“孔颜之乐”。在孔子的思想里处处充满着音乐的思想旋律，《诗》《书》《易》《礼》《乐》《春秋》皆然，“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8.8）。
下边我们对孔子的特点来做一个总结。
第一，孔子一生中没有什么异象，没有什么神意私授。房龙在《人类的故事》第41章中写道：“在伟大的人类导师中，孔子几乎是唯一一个没有看到神示的，唯一一个不说自己是某一个神圣力量的使者的，唯一一个任何时候都不声称受到了上天启示的人。”孔子需要学习，“非生而知之者” （《论语》7.20），这和耶稣不同。耶稣没有学习经历而且也不用学，他是神之子，生来便注定全知全能全善，只是受了四十夜的魔鬼试探，但也不过是测试而已。孔子没有出家，而是主张要在家开始孝悌礼义的学习，这样的学习才更真切，因而和释迦牟尼的出家修道也不同。实际上，孔子的学习可以在一切地方一切时候进行。学就是朝向世界、朝向历史、朝向人群，更深切微妙地打开人的心灵，在学习中感受到人生与世界的结构和真理，尤其是那种既是时间性的又能跨越时代的真理，所以就在入世中来化世。这样的思想，越体验就越能感觉到其内在的亲切和丰富。只有中国人，使用汉语的人，才会认为孔夫子是我们最伟大的圣人，要到别的民族比如西方民族和印度人当中，是不会拿他当圣人的。你必须有所神异，没有神异能力就免谈。
第二，孔子思想的起点是人伦关系，尤其是亲子关系，不是人神关系，也不是人和理式的关系。儒家思想的起点是孝悌，“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论语》1.2）。家庭的亲亲之爱是源头，但是只有亲子之爱还不能成为仁者，还需要通过六艺的学习，把这孝悌之爱升华、扩充到世界中，渗透到接人待物之中，所以“艺”对孔子而言极其重要。
第三，孔子学问中，“乐”（ lè、yuè）占有特殊地位。他的生命行为的根底处处有乐，所以一生是苦中有乐，乐以忘忧，尽享好学之乐、诲人之乐、仁者之乐，乃至闻《韶》入神之乐。这种乐有自己的超越性和真理性，甚至能让一个人为之杀身成仁，这是儒家的特点，和西方不一样。苏格拉底坚持原则，临危不苟，做了烈士；耶稣基督为人类赎罪，自愿上十字架，也是某种烈士。我们中国的圣人没有做烈士的。并不是说中国的圣人没有先天超越的东西，他们具有甚至更真切的超越生死的坚持，只不过要有颜真卿、文天祥遭遇的那种机缘，因而与西方圣人为坚守形式化原则而赴死不同罢了。
第四，孔子是性情中人，彬彬有礼，但是喜怒哀乐也溢于言表，可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3.20）。孔子极有个人气质和鲜活的生命力，根本不是一副板着面孔的理学先生的样子，起码和宋儒里的程颐、朱熹不同。他从容中道，挥洒自如。比如孔子讲到自己的人生历程，按照西方唯理论的讲法，“五十而知天命”当是最高的哲学领悟了，但在孔子这里就不是，还有比它高得多的境界。 “六十而耳顺”，有人说耳顺那是没有立场，在孔子这儿这是纯粹的误解，这里没有“乡愿”式的和事佬。“耳顺”是说孔子能在许多情境中发现前面讲到的那种乐感，而且这还不够，“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2.4），这时候从心所欲，让心自由活动，天性抒发，但是处处恰到好处。这就像《明儒学案》中描述的王阳明晚年，良知处处时时呈现，随心所发皆是至善的知行合一。这才是孔子的圣人气象，在可敬可信之中还有可爱可亲，和其他文化中的思想伟人不同，而且孔子也时有幽默。比如他就调侃自己是丧家狗，微嘲子路弹琴是大老粗。生起气来，则大呼：“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11.17）可谓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第五，孔子为人从容中道，时机感特别强。如刚才所讲，他总能点到妙处，在教学中也是如此。孔子的学生们问同一个问题，他的回答都不一样，针对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境而回应。比如第二篇中弟子们问孝的几章所显示的。这样的例子在《论语》中随处可见。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论语》7.8），弟子想一个问题到了临界点，将要突破但还未突破之际，孔子一点拨，则举一隅而能以三隅反了。那些确定的、现成的知识，孔子就不愿去教，说那是器，而要追求的应该是道。所以颜子才会讲孔子的教诲是“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而孟子则赞孔子是“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下》），说他是最有时几（不止是“时机”）感的。时几感就是顺应形势吗? 当然不是。在这里，活的时间就是一切，对世界的真知灼见、道德和价值都在里头，包括必要时的杀身成仁，但不是教条式的“文死谏，武死战”，而是恰到好处，正是时候。孔子一生政治上不成功，当然会痛苦，而且也不刻意掩饰这种痛苦。不过孔子找到了乐的途径，但是此乐也不能完全克服苦，那是交织在一起的。他临死前就是伤心，但是伤心不是完全灰心丧气，他的悲哀也是恰到好处，都是“时”，也都参与构造着未来儒家的成功，所以才是“圣之时者也”。我们在阅读《论语》的时候，也要尽量保持着这种“时”。你要是想要找到一个一劳永逸的答案，那就完了。时体现在艺中，孔子的思想充满了艺术感。西方的伟人也有自己的气象，也很崇高伟大，但不是孔子这般气象。不是的。只有在中华的语境中，才会出现孔夫子，而且如前所说，他这样的人只有在这里才会被当作圣人。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略早于孔子，出生于春秋时期楚国的苦县厉乡（现河南鹿邑），算是当时中国的南方。其实孔子出生的鲁国离那里也不太远，但是算北方。所以有人说老子代表楚人精神。老子是周守藏室之史，相当于周王朝的图书馆馆长和史官，既博学又智深。孔子曾向他问周礼。老子回答孔子的这方面的具体内容，如今已不得而知了，只有一些告诫性的话被司马迁记了下来。孔子谈及老子时说：“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网]，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把老子比喻成龙。龙没有固定的形式，神龙见首不见尾，东鳞西爪。尽管当时老子还没有归隐，但是隐士的那种风采，身上那种触机而发的非定域特点已经很浓重了。
老子在周都洛邑待得久，乏味了，又见周朝衰微，就离职远走了。过函谷关时，应守关人的要求留下了《老子》五千言，也叫《道德经》，最后不知所终。《史记》讲，这五千言影响了庄子、申不害、韩非，他们“皆原于[老子所言]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司马迁赞孔子是令人“高山仰止”的“至圣”，赞老子“深远”，其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都很贴切。老子思想也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是不竭的哲理源泉，启发了许多后来者。老子和孔子各自的具体主张差异不少。老子重人与自然的关系或人的自然无为的生存形态，而孔子首重人与家中亲人的关系，追求一个使亲情升华为仁道的大同世界。但双方也很有些内在相通之处，都注重语境和时几，都不认为真理是能用定义和确定的形式加以陈述和把握的。
和西方哲学传统中的成人男性中心论倾向不同，老子反而认为婴儿更有智慧（《老子》，第10、20、55章），无知的人或显得无知的朴素之人更有智慧。因为他们是更合乎恒道的，更不可测，被褐怀玉——虽然穿着破衣服，但是里面全是好东西。老子讲“知其雄，守其雌”（《老子》，第28章），“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老子》，第1章），崇尚女性、雌性、玄牝（同上书，第6、10、20、28、52章），因为她们柔弱，像水一样，而且能不断生出新东西来。老子讲道的时候，还喜欢讲惚恍玄冥，要把形式上能对象化或定域化的东西统统化解，完全随时随势而动。所以司马迁说“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老子讲的道表面上好像什么都没有，没有形式和对象可抓，现行本第40章甚至说“无”比“有”更根本（但更早的战国中期的郭店本中，此章不是这么写的），至少也是“有”和“无”相生相成（同上书，第2章）。道成就于无为处，无为而无不为，即所谓“为无为” （同上书，第3、37、63章）。
司马迁接下来谈及庄子：“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庄子把老子讲的道德扩散张大，让它充分气化和自由化，但要害还是要归返于“坍缩”前的自然，无为而为。庄子名周，字子休（亦说子沐），宋国蒙人（现河南商丘东北），曾做过那里的漆园吏。庄子散化、解构道德，让它完全没有心机，在他的著作中到处都有体现。比如《逍遥游》开篇就讲，北冥的巨鲲化为巨鹏，奋力飞将起来，水击三千里，盘旋而上九万里，然后向南飞翔六个月才止息。它自己哪有这么大能耐? 全因驾乘着天地间的飓风，顺其自然，这就是无为，但又无不为，成就了人为努力绝难达到的事情。就像大鹏乘势而行，你如果也能做到顺自然之势行事，“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变]，以游无穷”，就是得道者，就是圣人、神人、至人；而“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得了道反而没有自己的名声了，因为那时“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还没有被心机化的窥测和算计所败坏。庄子说“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庄子·大宗师》），得道了，与万物为一，就像岸上的鱼儿回到水里（用时髦的话讲就是，从量子的坍缩态回到被观测前的叠加纠缠态）一样，完全忘掉岸上的或体制中的是是非非；而这相忘于江湖才是真的笑傲江湖，是摆脱一切名声利益追求的逍遥游。得道就如鱼回到水里，你觉得不稀罕吗? 这个稀罕极了！ 这和西方人的求道不同，他们必须有理想可以追求，有上帝可以崇拜，有原则可以持守，有敌人可以斗争，所以一定要在“岸上”追求名声，追求力量。
庄子本人也确实看不起官位名声，因此《庄子》记载了不少视高位如草芥的故事。庄子在濮水边上钓鱼，楚王派大夫二人前往邀请他任宰相，向他恭敬致辞：“我们大王想用楚国来麻烦您了！”庄子拿着他的钓竿接着钓鱼，头也不回地说：“我听说贵国有只神龟，死了已有三千年。你们大王宝贵它，将它藏在匣里，置于庙堂上。可这只老龟如有知，它是愿意变成骸骨被人宝贵万分呢，还是愿意活着在泥里拖着尾巴爬呢？”两位大夫回答说：“它当然愿意活在泥里边拖着尾巴爬来爬去。”庄子就说：“那你们走吧！ 我也是愿意拖着尾巴在泥里边爬来爬去呀。”
还有一个故事。他有一个朋友惠施经常和他辩论，是名家的代表人物。惠施在梁国当宰相，庄子去看他。有人对惠施说：庄子来是要取代你的相位。惠施恐慌起来，就派兵在国中三天三夜搜捕庄子，但没搜到。后来庄子去见他，说：“南方有一种鸟，名字叫鹓雏，你老兄知道吗? 这鹓雏从南海起飞，向北海飞去[正与大鹏的路线相反]。它一路上不是梧桐树不止歇，不是竹子的果实不吃，不是甘甜的泉水不饮用，何其高洁！ 但有只猫头鹰刚找到一只腐臭的老鼠，以为是无比的美味而在享用。正好鹓雏从上边飞过，这猫头鹰怕鹓雏抢它的腐鼠，就仰头吓阻，大叫道：‘嚇！’今天你要因为你的梁国而来嚇我吗？！”
《庄子》里有很多这样机智的寓言，而且文辞洗练优美，让人读起来心胸顿开，觉得人生怎么还有那么清新奇丽的境界。“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庄子·逍遥游》）他就是要用这种“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来展示不可形式化表达和理解的道。因此司马迁说庄子“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想用政治上、体制上的东西来束缚他，是办不到的。
总结一下老庄的特点。第一，他们追求的道隐而待发，因应变化，不露不固，不让你对象化更不用说形式化。鱼不离水，鹏不离风，生命不离元气。第二，他们讲说的那些得道的人，其生活充满了内在的丰富，而且能长久生存，因为这样的人得了无用之大用。庄子讲有一棵大树，别的树都被砍了，可它没有，长得无比巨大。这是由于大家都不要它，在人看来它毫无用处。正是因为没用，才得其大用，所以它才能活得长，不然早就被伐倒裂身而致用了。这是寓言，里面有很深刻的东西。海德格尔借用过这个寓言，说我们这个世界就是追求功用，后来发现原子弹特别有用，带来比一千个太阳还亮的光明，反而对人类构成了致命的威胁。现代人不懂这个无用之大用的道理。一个好的生态环境好像没用，人活在其中根本意识不到它的好处，可一旦破坏、失去了之后，你就知道它有多重要了。
稍微讲一下韩非子。韩非把老子的思想用起来，但是只为君主服务。苦心孤诣写了《说难》《孤愤》等五十余篇文章，讲法术势，告诉君王如何预防权力在不经意之间流失，如何以“为于无为”的方式保持权力、统御臣下，以及如何以形名之术（带有势道的法令规章）来富国强兵。秦王嬴政看了他的书，推崇备至。后来他到了秦国，他的同门李斯忌惮他以后得势，就找个机会将他陷害下狱，接着毒死了。司马迁说：“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韩非汲取老子和黄老学的一些东西，揭示权力运作的非对象性，十分精彩深刻。不过老子讲的“为无为”是彻里彻外的，而韩非讲的“为无为”只是掌权者攫取权力的手段，在不可对象化之处玩弄权力的游戏，因而十分危险。老子的思想平和深远，因为想得透彻，真正是道法自然；而韩非是马上要有大作为的，他讲的法术势策略在短程内很有效，但它构造出来的权力的内部有一种自毁机制（他被同门和信奉他学说的君主杀死即一例证），时间一长（比如专权者一旦去世）就无法维系了。所以秦帝国在历史的瞬间就自毁而亡了。
除了法家，孙子的思想也和老子有相通之处，可以将他的思想看成是道的反用。黄老学就更是老子学说的一种变异，杨朱的贵己重生的思想也与老子有关。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家，都是在那个“一文多元”（即一种文明、一个周天子，但有多个诸侯国，多种地方文化）和大变革的时代，受到各种边缘势态激发而萌生了各种奇思异想。多元而又不散漫的文化有一种根本的活泼真实，元气十足，是孕育中国古代哲学的根基所在。自秦汉以后，中国文化就呆板多了，但毕竟还有新的机缘。
最后，对东西方哲人做一个对比。
双方有深刻的相似之处。 （1） 东西方哲人都关心终极的、边缘的问题，苦心孤诣地以各自合理的方式来尝试解决。 （2） 东西方哲人都有特立独行的不寻常之处，有一个自己的精神世界，找到了某种维持哲思的意义机制。“意义机制”是指能够不断生发意义的机制。有的机制生产粮食或生产工业产品，而意义机制则生产意义，是个源头性的生成结构，而哲学家从根本上讲是在寻求意义的源头。 （3） 他们都是通过某种技艺来使这个意义机制实现出来。孔子教授旧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和新六艺（诗-书-易-礼-乐-春秋），道家讲究手艺、坐忘心斋的气功技艺，西方人的技艺偏向于数学，印度人的技艺偏向于瑜伽、苦行。
东西方哲人之间也有很不同的地方。 （1） 西方的哲人更关心终极是什么，而且他们的形式感都很强。东方的哲人更关心人生与终极的关系，终极如何在人生中构成，人生经验如何被终极转化。印度人相比于中国人，又特别爱追问人生有无根本意义。如果有的话，如何达到? 如何去除掉人生根本处的苦难? 而中国的哲人更关心如何理解和实现出人生和世界 自身的 内在意义。印度人认为有时候要超出这个人生来理解它和世界的意义，只有站出去才能看清楚。中国人不是，无论孔孟老庄都不要从本质上超出这个世界，而是要乘着人生的船，就在风波中来修理这条船，在世界里面找到世界的意义。所以并不想把这条船靠到某种形式理想化的码头上，以自以为永恒稳妥的方式来改造它。对中国哲人来讲，生命本身就是意义的来源。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道家追求的是此身生命的长生久视和尽性尽命。
（2） 东方哲人都知道终极的真实是不能被当作任何对象来定域式把握的，无论是形式的对象还是物质的对象及其关系都不行。印度和中国在这一点上是相通的。印度人讲的梵、涅槃无形无相、无色无味，老子讲的道，孔子讲的仁也都是这样。但是印度人认为寻找终极实在的那个方式，是可以被特殊化，甚至对象化的。比如说出家修行，它就是一个特殊的形式，要离开家去修行，还要坐在那儿入禅定，有固定的姿势，有固定的阶段和要求，而且最后要出神通，出更高的三昧境界，这个我们以后会讲。孔子老庄从根本上讲，都是入世的。孔子的仁道就不仅不强调，甚至要避免这种特殊化，也不去追求求道方式的特殊化，而是就在人生本身的伦常和技艺运作中，来开启那达到道、达到仁的途径。孔子人生的特点就是“其生也荣，其死也哀”，似乎与永恒无关，但反而被子贡推崇，“如之何其可及也”！ （《论语》19.25）老庄特别是庄子虽然表面上是出世的、隐逸的，但是相比于印度和西方，他们也还是在这个世间，没有脱开身体，没有脱开对人的活体生命的意义追求。后来的道教居然还要追求肉身的长生不老，可以看作是老庄在我们这种文化中的一种变异，尽管老庄本人是没有这种成仙成神的追求的。
（3） 从大的局面上看，只有中国古代哲人的话语是在同种文字中延续的，到现在还能被我们直接理解，这是我们学习东西方哲学的一个不同。现在读印度哲学著作的中外大学生，甚至研究生，不一定要懂梵文。印度古人的很多东西是用梵文写的，有些是用巴利文写的，只有很少数的专家懂，一般人包括知识分子根本看不懂。现在西方懂古希腊文的也都是少数专家，虽然欧洲有些国家在中学会开古希腊文、拉丁文的课，或许也有年轻人可以直接去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但是应该不会太深。而我们一直没中断，大家都能阅读古代思想家的文字，虽然阅读有些文献可能困难一些。
1 这个观点在最近的研究中，比如在认知科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中，得到进一步的确认和细化。基本的共识是：“语言对于认知具有结构性的影响。”（language has a patterning effect on cognition）引自Jeremy Lent， The Patterning Instinct: A Cultural History of Humanity’s Search for Meaning， Amherst，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2017， p. 22。
2 本书 所有引文中的黑体 ，都是引者即本书作者所加。 引文中的字下点 ，则是原文就有的加强符。
3 许渊冲的译文是：“O’er old trees wreathed with rotten vine fly evening crows; /‘Neath tiny bridge beside a cot a clear stream flows; / On ancient road in western breeze a lean horse goes. ”（ Song of the Im-mortals: An Anthology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 tr. Xu Yuanchong， Beijing: New World Press， 1994， p. 2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