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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
五曰说部书。古人文字与语言合，今人文字与语言离，其利病既缕言之矣。今人出话，皆用今语，而下笔必效古言，故妇孺农氓，靡不以读书为难事，而《水浒》《三国》《红楼》之类，读者反多于六经（寓华西人亦读《三国演义》最多，以其易解也）。夫小说一家，《汉志》列于九流，古之士夫，未或轻之。宋贤语录，满纸“恁地”“这个”，匪直不事修饰，抑亦有微意存焉。日本创伊吕波等四十六字母，别以平假名、片假名，操其土语以辅汉文，故识字、读书、阅报之人日多焉。今即未能如是，但使专用今之俗语，有音有字者以著一书，则解者必多，而读者当亦愈夥。自后世学子，务文采而弃实学，莫肯辱身降志，弄此楮墨，而小有才之人，因而游戏恣肆以出之，诲盗诲淫，不出二者，故天下之风气，鱼烂于此间而莫或知，非细故也。今宜专用俚语，广著群书：上之可以借阐圣教，下之可以杂述史事，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彝情，乃至宦途丑态，试场恶趣，鸦片顽癖，缠足虐刑，皆可穷极异形，振厉末俗。其为补益，岂有量耶！
《时务报》第十八册（18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