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丛话（节录）

饮冰等

谈话体之文学尚矣。此体近二三百年来益发达，即最干燥之考据学、金石学，往往用此体出之，趣味转增焉。至如诗话、文话、词话等，更汗牛充栋矣。乃至四六话、制义话、楹联话，亦有作者。人人知其无用，然犹有一过目之价值，不可诬也。惟小说尚阙如，虽由学士大夫鄙弃不道，抑亦此学幼稚之征证也。余今春航海时，箧中挟《桃花扇》一部，借以消遣，偶有所触，缀笔记十余条。一昨平子、蜕庵、璱斋、慧庵、均历、曼殊集余所，出示之，佥曰：“是小说丛话也，亦中国前此未有之作。盍多为数十条，成一帙焉？”谈次，因相与纵论小说，各述其所心得之微言大义，无一不足解颐者。余曰：“各笔之，便一帙。”众曰：“善。”遂命纸笔，一夕而得百数十条，界新小说社次第刊之。此后有所发明，赓续当未已也。抑海内有同嗜者，东鳞西爪，时以相贻，亦谈兴之一助欤？编次不有体例，惟著者之名分注焉，无责任之责任，亦各负之也。癸卯初腊，饮冰识。

饮冰：

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中国先秦之文，殆皆用俗语，观《公羊传》《楚辞》《墨子》《庄子》，其间各国方言错出者不少，可为左证。故先秦文界之光明，数千年称最焉。寻常论者，多谓宋、元以降，为中国文学退化时代。余曰不然。夫六朝之文，靡靡不足道矣。即如唐代，韩、柳诸贤，自谓起八代之衰，要其文能在文学史上有价值者几何？昌黎谓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余以为此即其受病之源也。自宋以后，实为祖国文学之大进化。何以故？俗语文学大发达故。宋后俗语文学有两大派，其一则儒家、禅家之语录，其二则小说也。小说者，决非以古语之文体而能工者也。本朝以来，考据学盛，俗语文体，生一顿挫，第一派又中绝矣。苟欲思想之普及，则此体非徒小说家当采用而已，凡百文章，莫不有然。虽然，自语言文字，相去愈远，今欲为此，诚非易易。吾曾试验，吾最知之。

慧庵：

各国文学史，皆以小说占一大部分，且其发达甚早。而吾国独不尔。此其故虽由俗语文体之不发达，然尚有一原因焉。吾国之思潮，本分南、北两大宗，而秦汉以后，北宗殆占全胜。北宗者，主严正实行者也。北宗胜而小说见蔑弃亦宜。试读先秦南方诸书，如《离骚》，如《南华》，皆饶有小说趣味者也，惜乎其遂中绝也。至元代所以勃兴之原因，则吾犹未能言之。

平子：

夏穗卿著《小说原理》，谓今日学界展宽，士夫正日不暇给之时，不必再以小说，耗其目力；著小说之目的，惟在开导妇女与粗人而已。此其论甚正，然亦未尽然。今日之士夫，其能食学界展宽之利者，究十不得一，即微小说，其自力亦耗于他途而已；能得佳小说以饷彼辈，其功力尚过于译书作报万万也。且美妙之小说，必非妇女粗人所喜读，观《水浒》之与《三国》，《红楼》之与《封神》，其孰受欢迎孰否，可以见矣。故今日欲以佳小说饷士夫以外之社会，实难之又难者也。且小说之效力，必不仅及于妇女与粗人，若英之索士比亚，法之福禄特尔，以及俄罗斯虚无党诸前辈，其小说所收之结果，仍以上流社会为多。西人谓文学、美术两者，能导国民之品格、之理想，使日迁于高尚。穗卿所谓看画、看小说最乐，正含此理，此当指一般社会而言者也。夫欲导国民于高尚，则其小说不可以不高尚。必限于士夫以外之社会，则求高尚之小说亦难矣。

蜕庵：

小说之妙，在取寻常社会上习闻习见、人人能解之事理，淋漓摹写之，而挑逗默化之，故必读者入其境界愈深，然后其受感刺也愈剧。未到上海者而与之读《海上花》，未到北京者而与之读《品花宝鉴》，虽有趣味，其亦仅矣。故往往有甲国最著名之小说，译入乙国，殊不能觉其妙。如英国的士黎里、法国嚣俄、俄国托尔斯泰，其最精心结撰之作，自中国人视之，皆隔靴搔痒者也。日本之《雪中梅》《花间莺》，当初出时，号称名作，噪动全国，及今已无过问，盖当时议院政治初行，此等书即以匡其敝者也。今中国亦有译之者，则如嚼蜡焉尔。凡著译小说者，不可不审此理。

饮冰：

天津《国闻报》初出时，有一雄文，曰《本馆附印小说缘起》，殆万余言，实成于几道与别士二人之手。余当时狂爱之，后竟不克裒集。惟记其中有两大段，谓人类之公性情，一曰英雄，二曰男女，故一切小说，不能脱离此二性，可谓批却导窾者矣。然吾以为人类于重英雄、爱男女之外，尚有一附属性焉，曰畏鬼神。以此三者，可以该尽中国之小说矣。若以泰西说部文学之进化，几合一切理想而冶之，又非此三者所能限耳。《国闻报》论说栏登此文，凡十余日，读者方日日引领以待其所附印者，而始终竟未附一回，亦可称文坛一逸话。

璱斋：

英国大文豪佐治宾哈威云：“小说之程度愈高，则写内面之事情愈多，写外面之生活愈少，故观其书中两者分量之比例，而书之价值，可得而定矣。”可谓知言。持此以料拣中国小说，则惟《红楼梦》得其一二耳，余皆不足语于是也。

《新小说》第七号（1903年）

平子：

小说与经传有互相补救之功用。故凡东西之圣人，东西之才子，怀悲悯，抱冤愤，于是著为经传，发为诗骚，或托之寓言，或寄之词曲，其用心不同，其能移易人心，改良社会，则一也。然经传等书，能令人起敬心，人人非乐就之也。有师友之督率，父兄之诱掖，不能不循之。其入人也逆，国人之能得其益者十仅二三。至于听歌观剧，则无论老稚男女，人人乐就之。倘因此而利导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歌，使人哭，其中心也深，其刺脑也疾。举凡社会上下一切人等，无不乐于遵循，而甘受其利者也。其入人也顺，国人之得其益者十有八九。故一国之中，不可不生圣人，亦不可不生才子。

《金瓶梅》一书，作者抱无穷冤抑，无限深痛，而又处黑暗之时代，无可与言，无从发泄，不得已藉小说以鸣之。其描写当时之社会情状，略见一斑。然与《水浒传》不同：《水浒》多正笔，《金瓶》多侧笔；《水浒》多明写，《金瓶》多暗刺；《水浒》多快语，《金瓶》多痛语；《水浒》明白畅快，《金瓶》隐抑悽恻；《水浒》抱奇愤，《金瓶》抱奇冤。处境不同，故下笔亦不同。且其中短简小曲，往往隽韵绝伦，有非宋词、元曲所能及者，又可征当时小人女子之情状，人心思想之程度，真正一社会小说，不得以淫书目之。

《聊斋》文笔，多摹仿古人，其体裁多取法《唐代丛书》中诸传记，诚为精品。然虽脍炙一时，究不得谓之才子书，以其非别开生面者也。……

金圣叹定六才子书：一、《离骚经》，二、《南华经》，三、《史记》，四、《杜诗》，五、《水浒传》，六、《西厢记》。所谓才子者，谓其自成一家言，别开生面，不傍人门户，而又别于圣贤书者也。圣叹满腹不平之气，于《水浒》《西厢》二书之批语中，可略见一斑。今人误以《三国演义》为第一才子，又谬托为圣叹所批，士大夫亦往往多信之，诚不解也。

圣叹乃一热心愤世流血奇男子也。然余于圣叹有三恨焉：一恨圣叹不生于今日，俾得读西哲诸书，得见近时世界之现状，则不知圣叹又作何等感情。二恨圣叹未曾自著一小说，倘有之，必能与《水浒》《西厢》相埒。三恨《红楼梦》《茶花女》二书，出现太迟，未能得圣叹之批评。

曼殊：

《水浒》《红楼》两书，其在我国小说界中，位置当在第一级，殆为世人所同认矣。然于二者之中评先后，吾固甲《水浒》而乙《红楼》也。凡小说之最忌者曰重复，而最难者曰不重复，两书皆无此病矣。唯《红楼》所叙之人物甚复杂，有男女老少贵贱媸妍之别，流品既异，则其言语、举动、事业，自有不同，故不重复也尚易。若《水浒》，则一百零八条好汉，有一百零五条乃男子也，其身份同是莽男儿，等也；其事业同是强盗，等也；其年纪同是壮年，等也，故不重复也最难。

凡著小说者，于作回目时，不宜草率。回目之工拙，于全书之价值，与读者之感情，最有关系。若《二勇少年》之目录，则内容虽佳极，亦失色矣。吾见小说中，其回目之最佳者，莫如《金瓶梅》。

《金瓶梅》之声价，当不下于《水浒》《红楼》，此论小说者所评为淫书之祖宗者也。余昔读之，尽数卷犹觉毫无趣味，心窃惑之。后乃改其法，认为一种社会之书以读之，始知盛名之下，必无虚也。凡读淫书者，莫不全副精神，贯注于写淫之处，此外则随手披阅，不大留意，此殆读者之普通性矣。至于《金瓶梅》，吾固不能谓为非淫书，然其奥妙，绝非在写淫之笔。盖此书的是描写下等妇人社会之书也。试观书中之人物，一启口，则下等妇人之言论也；一举足，则下等妇人之行动也。虽装束模仿上流，其下等如故也；供给拟于贵族，其下等如故也。若作者之宗旨在于写淫，又何必取此粗贱之材料哉？论者谓《红楼梦》全脱胎于《金瓶梅》，乃《金瓶梅》之倒影云，当是的论。若其回目与题词，真佳绝矣。

中国小说，欲选其贯彻始终，绝无懈笔者，殆不可多得。然有时全部结构虽不甚佳，而书中之一部分，真能迈前哲而法后世者，当亦不可诬也。吾见《儿女英雄传》，其下半部之腐弊，读者多恨之，若前半部，其结构真佳绝矣。其书中主人翁之名，至第八回乃出，已难极矣；然所出者犹是其假名也，其真名直至第二十回始发现焉。若此数回中，所叙之事不及主人之身份焉，则无论矣；或偶及之，然不过如昙花一现，转瞬复藏而不露焉，则无论矣；然《儿女英雄传》之前八回，乃书中主人之正传也，且以彼一人而贯彻八回者也。作了一番惊天动地之大事业，而姓名不露，非神笔其能若是乎？

浴血生：

窃尝谓小说之功亦伟矣。夫人有过，庄言以责之，不如微言以刺之；微言以刺之，不如婉言以讽之；婉言以讽之，不如妙譬以喻之；而小说昔，皆具此能力者也。故用小说，以规人过，是上上乘也（按：昔已有用之者，如《琵琶记》是也）。

小说能导人游于他境界，固也；然我以为能导人游于他境界者，必著者之先自游于他境界者也。昔赵松雪画马，常闭户不令人见。一日其夫人窃窥之，则松雪两手距地，昂头四顾，俨然一马矣，故能以画马名于世。作小说者亦犹是。有人焉悄思冥索，设身处地，想象其身段，描摹其口吻，淋漓尽致，务使毕肖，则吾敢断言曰：“若而人者，亦必以小说名于世。”……

《新小说》第八号（1903年）

平子：

《红楼梦》一书，系愤满人之作，作者真有心人也。著如此之大书一部，而专论满人之事，可知其意矣。其第七回便写一焦大醉骂，语语痛快。焦大必是写一汉人，为开国元勋者也，但不知所指何人耳。按第七回：“尤氏道：‘因他从小儿跟着太爷出过三、四回兵，从死人堆里，把太爷背了出来得了命；自己挨着饿，却偷了东西给主子吃；两日没水，得了半碗水，给主子喝，他自己喝马溺。不过仗着这些功劳情分，有祖宗时，都另眼相待。”以上等句，作者决非无因而出。倘非有所愤，尤氏何必追叙其许多大功，曰：“把太爷背了出来得了命。”可知无焦大则不但无此富贵，则亦无此人家。既叙其如此之大功，而又加以“不过仗着”四字，何其牵强？又观焦大所写云：“欺软怕硬，有好差使，派了别人（必是督抚海关等缺）。二十年头里的焦大爷，眼里有谁？别说你们这一把子的杂种们。你们作官儿享荣华、受富贵。你祖宗九死一生，挣下这个家业。到如今不报我的恩，反和我充起主子来了！”字字是血，语语是泪，故屡次禁售此书，盖满人有见于此也。今人无不读此书，而均毫无感触，而专以情书目之，不亦误乎？

《红楼梦》之佳处，在处处描摹，恰肖其人。作者又最工诗词，然其中如柳絮、白海棠、菊花等作，皆恰如小儿女之口吻，将笔墨放平，不肯作过高之语，正是其最佳处。其中丫环作诗，如描写香菱咏月，刻画入神，毫无痕迹，不似《野叟曝言》，群妍联吟，便令读者皮肤起栗。怡红在园中与姊妹联咏诸章，往往平庸，盖实存不欲压倒诸姊妹之意；其在外间之作，有绝佳者，如《滴不尽相思血泪》一曲，诚绝唱也。曲云：“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与旧愁。咽不下玉粒金波噎满喉，照不尽菱花镜里形容瘦，展不开的眉头，捱不明的更漏。呀！恰便似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

今日欲改良社会，必先改良歌曲；改良歌曲，必先改良小说，诚不易之论。盖小说（传奇等皆在内）与歌曲相辅而行者也。夫社会之风俗人情、语言好恶，一切皆时时递变。而歌曲者乃人情之自然流露，以表其思慕痛楚、悲欢爱憎。然闻悲歌则哀，闻欢歌则喜，是又最能更改人之性情，移易世之风俗。故必得因地因时，准社会之风俗人情、语言好恶，而亦悉更变之，则社会之受益者自不少。上古之小说、歌曲无论矣。然自周以来，其与小说、歌曲最相近者，则莫如三百之诗。由诗而递变为汉之歌谣，为唐之乐府，为宋词，为元曲，为明代之昆腔（昆腔为魏良辅所更定，魏为昆山人也，故有此名）。自明末至今三百年来，朝野雅俗，莫不爱之，莫不能之。至近今三十年间，此调暂绝。盖社会每经数百年之久，其言语必已有许多不同之处，其不经常用之语，便觉其非太高尚，则过雅典，俗人不能解，自觉嚼然无味。故自上古至今数千年来之音乐，未有至五百年而不更变者，职此故世。然昆曲废而京调、二簧、山陕梆子出而代之，风靡一世。其言辞鄙陋，其事迹荒谬，其所本之小说传记，亦毫无意义，徒以声音取悦于人，而无益于世道人心，是则世无有心人出而更变之之过也。故孔子当日之删《诗》，即是改良小说，即是改良歌曲，即是改良社会。然则以《诗》为小说之祖可也，以孔子为小说家之祖可也。

《新小说》第九号（1904年）

曼殊：

泰西之小说，书中之人物常少；中国之小说，书中之人物常多。泰西之小说，所叙者多为一二人之历史；中国之小说，所叙者多为一种社会之历史（此就佳本而论，非普通论也）。昔尝思之，以为社会愈文明，则个人之事业愈繁赜；愈野蛮，则愈简单。如叙野蛮人之历史，吾知其必无接电报、发电话、寄像片之事也。故能以一二人之历史敷衍成书者，其必为文明无疑矣。初欲持此论以薄祖国之小说，由今思之，乃大谬不然。吾祖国之政治法律，虽多不如人，至于文学与理想，吾雅不欲以彼族加吾华胄也。盖吾国之小说，多追述往事；泰西之小说，多描写今人。其文野之分，乃书中材料之范围，非文学之范围也。若夫以书中之内容论，则《西厢》等书，最与泰西近。

《新小说》第十一号（1904年）

侠人：

吾国之小说，莫奇于《红楼梦》，可谓之政治小说，可谓之伦理小说，可谓之社会小说，可谓之哲学小说、道德小说。何谓之政治小说？于其叙元妃归省也，则曰：“当初既把我送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于其叙元妃之疾也，则曰：“反不如寻常贫贱人家，娘儿兄妹可常在一块儿。”（原书读后，词句已忘，一时案头又无此书可以对证，故皆约举其词，非原文也，读者谅之。下同此）而其归省一回，题曰“天伦乐”，使人读之，萧然飒然，若凄风苦雨，起于纸上，适与其标名三字反对（《红楼梦》标题最不苟，有正、反二种，如《苦绛珠魂归离恨天》，其正标名也；《贤袭人娇嗔箴宝玉》《贤宝钗小惠全大体》，其反标名也。此类甚多，不遑枚举；余可类推）。绝不及皇家一语，而隐然有一专制君主之威，在其言外，使人读之而自喻。而其曲曰：“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眼睁睁把万事全抛，荡悠悠芳魂消耗。望家乡路远山高，故此向爹娘梦里相寻告：儿命已入黄泉，天伦呵须要退步抽身早。”大观园全局之盛衰，实与元妃相终始。读此曲，则咨嗟累欷于人事之不常，其意已隐然言外矣。此其关系于政治上者也。曰：“宝玉只好与姐姐妹妹在一处。”曰：“于父亲伯叔都不过为圣贤教训，不得已而敬之。”曰：“我又没个亲姊妹，虽有几个，你难道不晓得我是隔母的？”（宝玉对黛玉语）而书中两陈纲常大义，一出于宝钗之口，一出于探春之口，言外皆有老大不然在。中国数千年来家族之制，与宗教密切相附，而一种不完全之伦理，乃为鬼为蜮于青天白日之间，日受其酷毒而莫敢道。凡此所陈，皆吾国士大夫所日受其神秘的刺冲，虽终身引而置之他一社会之中，远离吾国社会种种名誉生命之禁网，而万万不敢道，且万万无此思想者也。而著者独毅然而道之，此其关于伦理学上者也。《红楼梦》一书，贾宝玉其代表人也，而其言曰：“贾宝玉视世间一切男子，皆恶浊之物，以为天下灵气，悉钟于女子。”言之不足至于再三则何也？曰：此真著者疾末世之不仁，而为此言以寓其生平种种之隐痛者也。凡一社会，不进则退。中国社会数千年来，退化之迹昭然，故一社会中种种恶业，无不毕具。而为男子者，日与社会相接触，同化其恶风自易；女子则幸以数千年来权利之衰落，闭置不出，无由与男子之恶业相熏染。虽别造成一卑鄙龌龊、绝无高尚纯洁的思想之女子社会，而其犹有良心，以视男子之胥戕胥贼，日演杀机，天理亡而人欲肆者，其相去尤千万也。此真著者疾末世之不仁，而为此以寓其种种隐痛之第一伤心泣血语也。而读者不知，乃群然以淫书目之。呜呼！岂真嗜腐鼠者之不可以翔青云邪！何沉溺之深，加之以当头棒喝而不悟也？然吾辈虽解此义，试设身处地，置我于《红楼梦》未著、此语未出现以前，欲造一简单直捷之语，以写社会之恶态，而警笑训诫之，欲如是语之奇而赅，真穷我脑筋不知所措矣。且中国之社会，无一人而不苦者也。置身其间，日受其惨，往往躬受之而躬不能道之。今读《红楼梦》十二曲中，凡写一人，必具一人之苦处，梦寐者以为褒某人，贬某人，不知自著者大智大慧、大慈大悲之眼观之，直无一人而不可怜，无一事而不可叹，悲天悯人而已，何褒贬之有焉？此其关于社会上者也。而其尤难者，则在以哲学排旧道德。孟子曰性善，荀子曰性恶，此争辩二千年不能明。吾以为性决非恶者，特今日而言性善则又不可。何则？未至于太平之世，率性而行，动生抵触，于是别设一道德学以范围之。故违性之物也，而在文明未达极点之时，则不可不谓之善。然人性又自然之物也，终不能屈杞柳为杯棬，于是有触即发，往往与道德相冲突。而世之谈道德学者，诵其成文，昧其原理。且所谓道德学者，不能离社会而孤行也，往往与其群之旧俗相比附。于是因此而社会之惨苦壁垒，反因之而益坚。而自然之性，又惯趋权利，而与其为害之物相抵触，于是纷乱之迹，终不可绝。而道德之势力，入人已深，几以为天然不可逾之制，乃相率而加其轶于外者以“大逆不道”之名。凡开辟以来，合尘寰之纷扰，殆皆可以是名之，固非特中国为然也。吾无以名之，名之曰“人性与世界之抵触”。此义在中国罔或知之，唯老、庄实宣其蕴，而拘墟之俗士，反群起而议之。不知谓其说之不可行则可，谓其理之不可存则不能也。今观《红楼梦》开宗明义第一折曲，曰：“开辟鸿濛，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其后又曰：“擅风情，秉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曰“情种”，曰“败家的根本”，凡道德学一切所禁事之代表也。曰“风月情浓”，曰“擅风情，秉月貌”，人性之代表也。谁为情种？只以风月情浓故。败家根本，只以擅风情、秉月貌故。然则谁为败道德之事？曰人性故。欲除情种，除非去风月之浓情而后可；欲毋败家，除非去风情月貌而后可。然则欲毋败道德，亦除非去人性而后可。夫无人性，复何道德之与有？且道德者所以利民也。今乃至戕贼人性以为之，为是乎？为非乎？不待辨而明矣。此等精锐严格之论理，实举道德学最后之奥援，最坚之壁垒，一拳捶碎之，一脚踢翻之，使上穷碧落下黄泉，而更无余地以自处者也。非有甚深微妙之哲学，未有能道其只字者也。然是固可以为道德学咎乎？曰：不可。彼在彼时，固不得不尔也。且世变亦繁矣，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红楼梦》者，不能预烛将来之世变，犹创道德学者，不能预烛《红楼梦》时之世变也。特数千年无一人修改之，则大滞社会之进化耳。而奈何中国二千年竟无一人焉敢昌言修改之哉！而曹雪芹独毅然言之而不疑，此真使我五体投地，更无言思拟议之可云者也。此实其以大哲学家之眼识，摧陷廓清旧道德之功之尤伟者也。而世之人顾群然曰“淫书、淫书”。呜呼！戴绿眼镜者，所见物一切皆绿；戴黄眼镜者，所见物一切皆黄。一切物果绿乎哉？果黄乎哉？《红楼梦》非淫书，读者适自成其为淫人而已。

《新小说》第十二号（1904年）

侠人：

余不通西文，未能读西人所著小说，仅据一二译出之本读之。窃谓西人所著小说若更有佳者，为吾译界所未传播，则吾不敢言；若其所谓最佳者，亦不过类此，则吾国小说之价值，真过于西洋万万也。试比较其短长如左：

一、西洋小说分类甚精，中国则不然，仅可约举为英雄、儿女、鬼神三大派，然一书中仍相混杂。此中国之所短一。

一、中国小说每一书中所列之人，所叙之事，其种类必甚多，而能合为一炉而冶之。除一二主人翁外，其余诸人，仍各有特色。其实所谓主人翁者，不过自章法上云之而已。西洋则不然，一书仅叙一事，一线到底。凡一种小说，仅叙一种人物，写情则叙痴儿女，军事则叙大军人，冒险则叙探险家，其余虽有陪衬，几无颜色矣。此中国小说之所长一。

一、中国小说，卷帙必繁重，读之使人愈味愈厚，愈入愈深。西洋小说则不然，名著如《鲁敏孙漂流记》《茶花女遗事》等，亦仅一小册子，视中国小说不及十分之一。故读惯中国小说者，使之读西洋小说，无论如何奇妙，终觉其索然易尽。吾谓小说具有一最大神力，曰迷。读之使人化身入其中，悲愉喜乐，则书中人之悲愉喜乐也；云为动作，则书中人之云为动作也。而此力之大小，于卷帙之繁简，实重有关系焉。此中国小说之所长二。

一、中国小说起局必平正，而其后则愈出愈奇。西洋小说起局必奇突，而以后则渐行渐弛。大抵中国小说，不徒以局势疑阵见长，其深味在事之始末，人之风采，文笔之生动也。西洋小说专取中国之所弃，亦未始非文学中一特别境界，而已低一着矣。此中国小说之所长者三。

唯侦探一门，为西洋小说家专长。中国叙此等事，往往凿空不近人情，且亦无此层出不穷境界，真瞠乎其后矣。

或曰：西洋小说尚有一特色，则科学小说是也。中国向无此种，安得谓其胜于西洋乎？应之曰：此乃中国科学不兴之咎，不当在小说界中论胜负。若以中国大小说家之笔叙科学，吾知其佳必远过于西洋。且小说者一种之文学也。文学之性，宜于凌虚，不宜于征实，故科学小说，终不得在小说界中占第一席。且中国如《镜花缘》《荡寇志》之备载异闻，《西游记》之暗证医理，亦不可谓非科学小说也。特惜《镜花缘》《荡寇志》去实用太远，而《西游记》又太蒙头盖面而已。然谓我先民之无此思想，固重诬也。

准是以谈，而西洋之所长一，中国之所长三。然中国之所以有三长，正以其有此一短。故合观之，而西洋之所长，终不足以赎其所短；中国之所短，终不足以病其所长。吾祖国之文学，在五洲万国中，真可以自豪也。

孔子曰：“我欲托之于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吾谓此言实为小说道破其特别优胜之处者也，孟子曰：“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凡人之性质，无所观感，则兴起也难；苟有一人焉，一事焉，立其前而树之鹄，则望风而趋之。小说者实具有此种神力以操纵人类者也。夫人之稍有所思想者，莫不欲以其道移易天下，顾谈理则能明者少，而指事则能解者多。今明著一事焉以为之型，明立一人焉以为之式，则吾之思想，可瞬息而普及于最下等之人，是实改良社会之一最妙法门也。且孔子之所谓见诸行事者，不过就鲁史之成局，加之以褒贬而已。材料之如何，固系于历史上之人物，非吾之所得自由者也。小说则不然，吾有如何之理想，则造如何之人物以发明之，彻底自由，表里无碍，真无一人能稍掣我之肘者也。若是乎由古经以至《春秋》，不可不谓之文体一进化；由《春秋》以至小说，又不可谓之非文体一进化。使孔子生于今日，吾知其必不作《春秋》，必作一最良之小说，以鞭辟人类也。不宁惟是，使周、秦诸子而悉生于今日，吾知其必不垂空言以诏后之人，而咸当本其学术，作一小说以播其思想，殖其势力于社会，断可知也。若是乎语孔子与施耐庵、曹雪芹之学术行谊，则二人固万不敢几；若语《春秋》与《红楼梦》《水浒》之体裁，则文界进化，其阶级固历历不可诬也。

小说之所以有势力于社会者，又有一焉，曰坚人之自信力。凡人立于一社会，未有不有其自信力以与社会相对抗者也。然众寡之势不敌，故苟非鸿哲殊勇，往往有其力而守之不坚，久之且消磨焉、沦胥焉，以至于同尽。夫此力之所以日澌灭者，以舍我之外，皆无如是之人也。苟环顾同群而有一人焉，与吾同此心，同此理，则欣然把臂入林矣，其道且终身守之而不易矣。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盖谓此也。古人所以独抗其志，逖然不与俗偶者，虽无并世之俦，而终必有一人焉，先我而立于简册之上，职是故也。小说作，而为撰一现社会所亟需而未有之人物以示之，于是向之怀此思想而不敢自坚者，乃一旦以之自信矣。苟不知历史之人，将认其人为真有；苟知有历史之人，亦认其书之著者，为并世旷世心同理同相感之人也。于是此种人之自信力，遂因之益坚，始然而蓄之于心，继焉而见之于事。苟有流于豪暴者，人訾其强横无理，彼固以鲁智深、武二哥自居也。苟有溺于床笫者，人訾其缠绵无志，彼固以林黛玉、贾宝玉自居也。既引一书中之人为同情之友矣，则世人虽如何非毁之、忠告之，其言终不能入，其心终不可动。有时以父母师长之力强禁之，禁其身不能禁其心也。舍其近而昵其远，弃其实而丽于虚，虽曰为常人之所駴乎，然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物各从其类也。此固心理问题，而非算术问题也。故为小说者，以理想始，以实事终，以我之理想始，以人之实事终。

不宁惟是，小说者固应于社会之热毒，而施以清凉散者也。凡人在社会中所日受惨毒而觉其最苦者二：一曰无知我之人，一曰无怜我之人。苟有一人焉，于我躬所被之惨毒，悉知悉见，而其于评论也，又确能为我辩护，而明著加惨毒于我者之非，则望之如慈父母、良师友不啻矣，以为穷途所归命矣。且又不必其侃侃而陈之，明目张胆以为我之强援也，但使其言在此而意在彼，虽昌言之不敢，而悱恻沉挚，往往于言外之意，表我同情，则或因彼之知我而怜我也，而因曲谅其不敢言之心，因彼之知我者以知彼，且因知彼者以怜彼，而相结之情乃益固。故有暴君酷吏之专制，而《水浒》现焉；有男女婚姻之不自由，而《红楼梦》出焉。虽峨冠博带之硕儒，号为生今之世、反古之道，守经而不敢易者，往往口非梁山，而心固右之，笔排宝、黛，而躬或蹈之。此无他，人心之所同受其惨毒者，往往思求怜我知我之人，著者之哀哀长号，以求社会之同情，固犹读者欲迎著者之心也。故一良小说之出世也，其势力殆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日月有明，容光必照。使人无论何时何地，而留有一小说焉以监督之而慰藉之，此其力真慈父母、良师友之所不能有，而大小说家之所独擅者也。此无他，圣经贤传之所不能诏，而小说诏之，稗官史籍之所不能载，而小说家载之；诗歌词曲之所不能达，而小说达之；则其受人之欢迎，安得不如泥犁狱中之一光明线也？其有一种之特别势力也，以其为一种之特别文学也。

曼殊：

小说者“今社会”之见本也。无论何种小说，其思想总不能出当时社会之范围，此殆如形之于模，影之于物矣。虽证诸他邦，亦罔不如是。即如所谓某某未来记、某星想游记之类，在外国近时之小说界中，此等书殆不少，骤见之，莫不以为此中所言，乃世界外之世界也，脱离今时社会之范围者也。及细读之，只见其所持以别善恶、决是非者，皆今人之思想也。岂今人之思想，遂可以为善恶是非之绳墨乎？遂可以为世界进步之极轨乎？毋亦以作者为今人已耳。如《聊斋》之□□，以丑者占全社会之上流，而美者下之。观其表面，似出乎今社会之范围矣。虽然，该作者并未尝表同情于彼族也，其意只有代某生抱不平，且借此以讥小人在位之意而已，总不能出乎世俗之思想也。近来新学界中之小说家，每见其所以歌颂其前辈之功德者，辄曰：“有导人游于他境界之能力。”然不知其先辈从未有一人能自游于他界者也，岂吾人之根性太棉薄，尝为今社会所囿，而不能解脱乎？虽然，苟著者非如此，则其所著亦必不能得社会之欢迎也。今之痛祖国社会之腐败者，每归罪于吾国无佳小说，其果今之恶社会为劣小说之果乎，抑劣社会为恶小说之因乎？

欲觇一国之风俗，及国民之程度，与夫社会风潮之所趋，莫确于小说。盖小说者，乃民族最精确、最公平之调查录也。吾尝读吾国之小说，吾每见其写妇人眼里之美男儿，必曰“面如冠玉，唇若涂脂”，此殆小说家之万口同声者也。吾国民之以文弱闻，于此可见矣。吾尝读德国之小说，吾每见其写妇人眼里之美男儿，辄曰“须发蒙茸，金钮闪烁”。盖金钮云者，乃军人之服式也。观于此，则其国民之尚武精神可见矣。此非徒德国为然也，凡欧洲各国，“金钮”两字，几成为美少年之代名词矣。盖彼族妇女之所最爱而以为最美观者，乃服金钮之男儿也。噫！民族之强弱，岂无因欤！寄语同胞中之欲改良社会之有心人，苟能于妇人之爱憎处以转移之，其力量之大，较于每日下一明诏，且以富贵导其前，鼎镬随其后，殆尤过之。

“天下无无妇人之小说”，此乃小说家之格言，然亦小说之公例也。故虽粗豪如《水浒》，作者犹不能不斜插潘金莲、潘巧云之两大段以符此公例。即一百零八人之团体中，亦不能无扈、顾、孙之三人。吾初不信此公例，吾以为此不过作者迎合时流，欲其书之广销而已，决非无妇人必不能得佳构也。其后闻侦探家之言曰：“凡奇案必与妇人有关涉。”乃始知小说之不能离妇人，实公例也。盖侦探所查之案情，实事也；才子所作之小说，理想也。实事者，天演也；理想者，人演也。理想常在实事之范围内，是则理想亦等于实事也。故案之奇者即小说之佳本也，不奇者即凡本也。以论理学演之，则天下之小说，有有妇人之凡本，然必无无妇人之佳本也。

定一：

小说与戏曲有直接之关系。小说者虚拟者也，戏曲者实行者也。中国小说之范围，大都不出语怪、诲淫、诲盗之三项外，故所演戏曲亦不出此三项。欲改良戏曲，请先改良小说。

吾喜读泰西小说，吾尤喜泰西之侦探小说。千变万化，骇人听闻，皆出人意外者。且侦探之资格，亦颇难造成。有作侦探之学问，有作侦探之性质，有作侦探之能力，三者具始完全，缺一不可也。故泰西人靡不重视之。俄国侦探最著名于世界。然吾甚惜中国罕有此种人、此种书。无已，则莫若以《包公案》为中国一之唯侦探小说也。除包公外，吾尚忆曾闻言，昔程明道先生将摄某县篆，时某县已有罪犯数人，是非莫辨。明道遂设宴饮众囚，饮毕，众皆去，惟一囚不去。明道曰：“汝必真犯也。”囚曰：“何故知之？”明道曰：“杀人者皆以左手持刀，今汝执箸亦以左手，可见汝常杀人，习惯而成自然耳。”囚始认之，案遂破。即此一端，可见作侦探心思之深微莫测，无孔不入矣。若程明道先生者，即谓为中国之一侦探也，谁曰不宜？

小说者诚社会上之有力人也，读之改变人之性质。非独泰西有读小说而自杀之事，我中国亦然。吾前闻人言，有读《封神传》而仿其飞行空中之本领，竟作堕楼人，又有读《西厢记》而恋莺莺之貌，欲步张生之举，寤寐求之，梦中遂大声疾呼“莺莺”不绝，后以病故。物必有偶，有泰西人读之自杀，必有泰东人读之堕楼、病故。吾故曰“社会上有力人也”。吾中国若有政治小说，插以高尚之思想，则以之转移风俗，改良社会，亦不难矣。

《新小说》第十三号（1905年）

定一：

中国无科学小说，惟《镜花缘》一书足以当之。其中所载医方，皆发人之所未发，屡试屡效，浙人沈氏所刊《经验方》一书，多采之。以吾度之，著者欲以之传于后世，不作俗医为秘方之举，故列入小说。小说有医方，自《镜花缘》始。以小说之医方施人而足见效，尤为亘古所未有也。虽然，著者岂仅精于医理而已耳，且能除诲盗诲淫之习惯性，则又不啻足为中国之科学小说，且实中国一切小说之铮铮者也。至其叙唐敖、林之洋、多九公周游列国，则多以《山海经》为本。中国人世界主义之智识素浅，固不足责。其述当时才女，字字飞跃纸上，使后世女子，可以闻鸡起舞，提倡女权，不遗余力。若嘲世骂俗之快文，可为社会一切之圭臬者，更指不胜屈。由是言之，著者实一非常人也，用心之苦，可慨已，惜其名不彰。

或问于予曰：“有说部书名《水浒》者，人以为萑苻宵小传奇之作，吾以为此即独立自强而倡民主、民权之萌芽也。何以言之？其书中云，旗上书‘替天行道’，又书于其堂曰‘忠义堂’，以是言之耳。虽然，欲倡民主，何以不言‘替民行道’也？”不知“民，天之子也”，故《书》曰：“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水浒》诸豪，其亦知此理乎！或又曰：“替天行道，则吾既得闻命矣；叛宋而自立，岂得谓之忠乎？不忠矣，岂得谓之义乎？”虽然，君知其一，不知其二。有忠君者，有忠民者。忠君者据乱之时代也，忠民者大同之时代也。忠其君而不忠其民，又岂得谓之忠乎？吾观《水浒》诸豪，尚不拘于世俗，而独倡民主、民权之萌芽，使后世倡其说者，可援《水浒》以为证，岂不谓之智乎？吾特悲世之不明斯义，污为大逆不道。噫！诚草泽之不若也（是段系辛丑作）。

施耐庵之著《水浒》，实具有二种主义。一即上所言者，一因外族闯入中原，痛切陆沉之祸，借宋江之事，而演为一百零八人。以雄大笔，作壮伟文，鼓吹武德，提振侠风，以为排外之起点。叙之过激，故不悟者，误用为作强盗之雏形，使世人谓为诲盗之书，实《水浒》之不幸耳。

挽近士人皆知小说为改良社会之不二法门，自《新小说》出，而复有《新新小说》踵起，今复有《小说林》之设。故沪滨所发行者，前后不下数百种。然译述者又占多数，若出自著撰者，则以《自由结婚》及《女娲石》二书，吾尤好之。前者以嘲世为主义，固多趣味；而后者以暗杀为目的，尤有精神。中国之小说皆能如是，则中国之社会必日益进步矣。其书均未竟，使阅者未能窥全豹。吾愿二书续编早出现，吾尤愿中国之小说家早出现。吾将拭目以俟，翘足以待焉。

中国小说，起于宋朝，因太平无事，日进一佳话，其性质原为娱乐计，故致为君子所轻视，良有以也。今日改良小说，必先更其目的，以为社会圭臬，为旨方妙。抑又思之，中国小说之不发达，犹有一因，即喜录陈言，故看一二部，其他可类推，以至终无进步，可慨可慨！然补救之方，必自输入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科学小说始。盖中国小说中，全无此三者性质，而此三者，尤为小说全体之关键也。若以西例律我国小说，实仅可谓有历史小说而已。即或有之，然其性质多不完全。写情小说，中国虽多，乏点亦多。至若哲理小说，我国尤罕。吾意以为哲理小说实与科学小说相转移，互有关系：科学明，哲理必明；科学小说多，哲理小说亦随之而夥。故中国小说界，仅有《水浒》《西厢》《红楼》《桃花扇》等一二书执牛耳，实小说界之大不幸也。自今以往，必须以普及一法，始可以去人人轻视小说之心（中国小说非单简的，所长实在此处）。

《水浒》一书，为中国小说中铮铮者，遗武侠之模范，使社会受其余赐，实施耐庵之功也。金圣叹加以评语，合二人全副精神，所以妙极。圣叹谓从《史记》出来，且多胜《史记》处，此论极是。又谓太史公因一肚皮宿怨发挥出来，故作《史记》，而施耐庵是无事心闲，吾意为不然。凡作一书能惊天动地，必为有意识的，而非无意识的。既谓史公为有意识的，故《史记》方妙；今《水浒》且有胜过《史记》者，而云耐庵为无意识的，龟毛兔角，其谁信之？世之以诲盗书视《水浒》，其必为无意识的。圣叹乃是聪明人，未有不知此理；所以不说明，欲使后人猜猜。后人都泛泛看了，岂不是辜负《水浒》？

《水浒》可做文法教科书读。就金圣叹所言，即有十五法：（一）倒插法，（二）夹叙法，（三）草蛇灰线法，（四）大落墨法，（五）绵针泥刺法，（六）背面铺粉法，（七）弄引法，（八）獭尾法，（九）正犯法，（十）略犯法，（十一）极不省法，（十二）极省法，（十三）欲合故纵法，（十四）横云断山法，（十五）鸾胶续弦法。溯其本原，都因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若无圣叹之读法评语，则读《水浒》毕竟是吃苦事；圣叹若都说明，则《水浒》亦是没味书。吾劝世人勿徒记忆事实，则庶几可以看《水浒》。

《新小说》第十五号（1905年）

浴血生：

中国女子，卑弱至极，志士痛之。近顷著书以提倡女权为言者充栋，顾前数十年，谁敢先此发难？而《镜花缘》独能决突藩篱，为女子一吐郁勃，滔滔狂澜，屹立孤柱，我不知作者当具何等魄力。惟其思想，则仍根于状元宰相之陈腐旧套，未免憾事。然必执此以咎前数十年之作者，固苛论也。

社会小说，愈含蓄而愈有味。读《儒林外史》者，盖无不叹其用笔之妙，如神禹铸鼎，魑魅罔两，莫遁其形，然而作者固未尝落一字褒贬也。今之社会小说夥矣，有同病焉，病在于尽。

中国人之好鬼神，殆其天性，故语怪小说，势力每居优胜。如荒诞无稽之《封神榜》，语其文，无足取也；征其义，又无足取也。彼果以何价值，以何魔力，而能于此数百年之小说中，占一位置耶？

《新小说》第十七号（1905年）

趼：

吾自出里门后，虽未能遍游各处，然久居上海，于各地之风土人情，皆得而习闻之。吾之所闻，以淫风著者，十恒七八。惟吾粤几不知有“淫风”二字。偶有不贞者，则不复齿于人类。初不解吾粤何以独得此良风俗也，继思之，此亦小说家之伟功。弹词曲本之类，粤人谓之“木鱼书”。此等“木鱼书”，虽皆附会无稽之作，要其大旨，无一非陈说忠孝节义者，甚至演一妓女故事，亦必言其殉情人以死。其他如义仆代主受戮，孝女卖身代父赎罪等事，开卷皆是，无处蔑有，而又必得一极良之结局。妇人女子，习看此等书，遂暗受其教育，风俗亦因之以良也。惜乎此等“木鱼书”，限于方言，不能远播耳。

理想为实行之母，斯言信哉！周桂生屡为余言，“《封神榜》之千里眼、顺风耳，即今之测远镜、电话机；《西游记》之哪吒风火轮，即今之自行车”云云。近闻西人之研究催眠术者，谓术空精时，可以役使魂灵，魂行之速，与电等云。果尔，则孙行者之筋斗云，一翻身可达十万八千里者，实为之母矣。我为之母，而西人为子。谓他人父，谓他人母，固可耻，此谓他人子，毋亦赧颜乎？

近日忽有人创说，蒲留仙实一大排外家，专讲民族主义者。谓《聊斋》一书，所记之狐，均指满人而言，以“狐”“胡”同音也，故所载淫乱之事出于狐，祸祟之事出于狐，无非其寓言云云。若然，则纪晓岚之《阅微草堂笔记》所载之狐，多盘踞官署者，尤当作寓言观矣。

《新小说》第十九号（1905年）

知新主人：

吾尝自谓平生最好读小说，然自束发至今，二十年来所读中国小说，合笔记、演义、传奇、弹词，一切计之，亦不过二百余种，近时新译新著小说，亦百余种。外国小说，吾只通英、法二国之文，他国未及知也。统计自购，及与友人交换者，所见亦不过各三百余种。所读美国小说，亦不下二百种。其余短篇之散见诸杂志日报中者，亦数百种。盖都不过千有余种耳。夫中外小说，日新月异，浩如烟海。以吾二十年中所睹，仅得此区区者，顾欲评骘优劣，判别高下，不其难哉？吾友徐子敬吾，尝遍读近时新著新译各小说，每谓读中国小说，如游西式花园，一入门，则园中全景，尽在目前矣；读外国小说，如游中国名园，非遍历其境，不能领略个中况味也。盖以中国小说，往往开宗明义，先定宗旨，或叙明主人翁来历，使阅者不必遍读其书，已能料其事迹之半，而外国小说，则往往一个闷葫芦，曲曲折折，直须阅至末页，方能打破也。吾友吕庐子，阅中外小说甚夥，亦谓外国小说，虽极冗长者，往往一个海底翻身，不至终篇，不能知其究竟；中国从无此等章法，虽有疑团，数回之后，亦必叙明其故，而使数回以后，另起波澜云云。二子之言如此，吾谓此亦但就普通者言之耳。吾辈智力薄弱，囿于见闻，既未能遍搜天下小说而毕读之，又何敢信口雌黄，妄加褒贬，贻盲人评古之诮？总之，吾国小说，劣者固多，佳者亦不少，与外国相角逐，则比例多寡，万不逮一。至谓无一二绝作，以与他国相颉颃，则岂敢言（中国小说之佳者，外国已皆有译本，他日当必有判别而等第之者）？虽然，以吾鄙见所及，则中国小说，不如外国（此外国专指欧美中之文明者而言，以下仿此）之处，有数事焉：

一曰：身分。外国小说中，无论一极下流之人，而举动一切，身分自在，总不失其国民之资格。中国小说，欲著一人之恶，则酣畅淋漓，不留余地，一种卑鄙龌龊之状态，虽鼠窃狗盗所不肯为者，而学士大夫，转安之若素。此岂小说家描写逼真之过欤？要亦士大夫不自爱惜身分，有以使之然也。故他日小说，有改良之日乎？则吾社会必进一步矣。然吾尤望能造时势之英雄，亟作高尚小说以去社会之腐败也。盖社会与小说，实相为因果者也。必先有高尚之社会，而后有高尚之小说；亦必先有高尚之小说，而后有高尚之社会。

一曰：辱骂。外国小说中，从未见有辱骂之辞，非谓文明国中，能绝口不骂人也，特无形之笔墨者耳。故偶有不能免者，亦讳写全句，但用首尾二字母而已，例如（d-d）之类。若吾国小说中，则无论上中下三等社会，举各自有其骂人之辞，大书特书，恬不为怪，此亦社会不良之故。然自有小说为之著述传布，而国中肆口谩骂者乃滋众，且有故效小说中之口吻者矣。

一曰：诲淫。外国风俗，极尊重女权，而妇女之教育，亦极发达，殆无一人不能看报阅书者。故男子视女子，几等诸神明，而一切书中，皆不敢著一秽亵之语，惟恐为妇女所见也。中国女子，殆视为男子之普通玩具，品骘群芳，风流自命者，无论矣。名门弱息，巨室娇娃之惨遭诬蔑、任情颠倒者，更仆难终。淫情浪态，摹写万状，令人不堪卒读。种种荡检逾闲之事，皆由此而生。故识字妇女，相戒不阅小说，而智慧日锢，其患岂可胜言？呜呼！后有作者，幸毋覆辙相寻哉！

一曰：公德。外国人极重公德，到处不渝，虽至不堪之人，必无敢有心败坏之者。吾国旧小说界，几不辨此为何物，偶有一二人，作一二事，便颂之为仁人，为义士矣。

一曰：图画。外国小说中，图画极精，而且极多，往往一短篇中，附图至十余幅。中国虽有绣像小说，惜画法至旧，较之彼用摄影法者，不可同日而语。近年各大丛报，及《新小说》中之插画，亦甚美善。特尚未能以图画与文字夹杂刊印耳。

此外如官吏之到处骚扰，狱囚之暗无天日，亦吾国小说中之专有品哉。

《新小说》第二十号（1905年） XlCxuRBMS5wbyhpM8WLxHRrhrLbcczhsCqoyTEg3gSi3T6vs0GqdXPgGMbOYaO5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