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原理

别　士

人之处事，有有所为而为之事，有无所为而为之事。有所为而为之事，非其所乐为也，特非此不足以致其乐为者，不得不勉强而为之；无所为而为之事，则本之于天性，不待告教而为者也。故有明知某事之当为，而因循不果，明知某事之不可为，而陷溺不返者，多矣。读书为万事中之一，亦有有所为而读者，有无所为而读者。有所为而读者，如宗教、道德、科学诸书是，其书读之不足以自娱，其所以读之者，为其于生平之品行、智慧、名誉、利养，大有关系，有志之士，乃不得不为此嚼蜡集蓼之事（注：亦有成嗜好者，殆习惯使然，非天性也）。无所为而读者，如一切章回、散段、院本、传奇诸小说是，其书往往为长吏之所毁禁，父兄之所呵责，道学先生之所指斥，读之绝无可图，而适可以得谤，而方百计以觅得之，山程水驿，茶余饭罢，亦几几非此不足以自遣。浸假而毁禁、呵责、指斥人之长吏、父兄、道学先生，亦无不对人则斥之，独处则玩之。是真于饮食、男女、声色、狗马之外，一可嗜好之物也。然而此习则无人不然，其理则无人能解。今为条析其理，未能尽也，以为解人嗜小说之故之发轫云尔。

人生既具灵明，其心中常有意念，展转相生，如画如话，自寤彻寐，未曾暂止。内材如此，而又常乐有外境焉，以雠对之。其雠对之法，粗者为游，精者为谈，较游与谈更精者为读。

今将陈于纸上之物，为人所乐玩者，第其可乐之甲乙：

看画最乐；

看小说其次；

读史又次；

读科学书更次；

读古奥之经文最苦。此除别具特性、苦乐异人者外，常情莫不皆然。试观其所以不同之故，即可知人心之公理。盖人心之所乐者有二：

甲曰：不费心思。

乙曰：时刻变换。

人所乐者肉身之实事，而非乐此缥缈之空谈也。惟有时不得实事，使听其空谈而如见实事焉，人亦乐于就之。惟人生所历之境，至实亦至琐。如举一书房言之，有种种玩好，种种书籍，种种文具，以及几案毯罽等等，其琐甚矣。若一厨房，则琐更甚。故举似者必与之相副，而后能使闻者如在目前。加在目前之事，以画为最，去亲历一等耳，其次莫如小说。且世间有不能画之事，而无不能言之事，故小说虽稍晦于画，而其广过之。史亦与小说同体，所以觉其不若小说可爱者，因实有之事常平淡，诳设之事常秾艳，人心去平淡而即秾艳，亦其公理，此史之处于不能不负者也。且史文简素，万难详尽，必读者设身处地，以意历之，始得其状，尤费心思。如《水浒》武大郎一传，叙西门庆、潘金莲等事，初非有奇事新理，不过就寻常日用琐屑叙来，与人人胸中之情理相印合，故自来言文章者推为绝作。若以武大入《唐书》《宋史》列传中叙之，只有“妻潘通于西门庆，同谋杀大”二句耳，观者之孰乐孰不乐，可知也。科学书与经典，更无此事，所以为下。总而言之，除画为不思而得外，小说者，以详尽之笔，写已知之理者也（如说某人插翅上天，其翅也、天也、飞也，皆其已知者也；而相缀连者，则新事也），故最逸。史者，以简略之笔，写已知之理者也，故次之。科学书者，以详尽之笔，写未知之理者也，故难焉。经文者，以简略之笔，写未知之理者也，故最难。而读书之劳逸厘然矣（解甲款）。

人使终日常为一事，则无论如何可乐之事，亦生厌苦，故必求刻刻转换之境以娱之。然人自幼至老，生平所历，亦何非刻刻转换之境哉？徒以其境之转换也，常有切身之大利害，事前事后，常有无限之恐惧忧患以随之，其乐遂为其苦所掩也。故不得不求不切于身之刻刻转换之境以娱之，打牌、观剧、谈天、游山，皆是矣。然此四者必身与境适相凑合，始能有之；若外境不副，则事中止焉。于是乎小说遂为独一无二可娱之具。一榻之上，一灯之下，茶具前陈，杯酒未罄，而天地间之君子、小人、鬼神、花鸟杂遝而过吾之目，真可谓取之不费，用之不匿者矣。故画，有所穷者也；史，平直者也；科学颇新奇，而非尽人所解者也；经文皆忧患之言，谋乐更无取焉者也。而小说之为人所乐，遂可与饮食、男女鼎足而三（解乙款）。

人所以乐观小说之故既明，则作小说当如何下笔亦可识。盖作小说有五难：

一、写小人易，写君子难。人之用意，必就己所住之本位以为推，人多中材，仰而测之，以度君子，未必即得君子之品性；俯而察之，以烛小人，未有不见小人之肺腑也。试观《三国志演义》，竭力写一关羽，及适成一骄矜灭裂之人；又欲竭力写一诸葛亮，乃适成一刻薄轻狡之人。《儒林外史》，竭力写一虞博士，及适成一迂阔枯寂之人。而各书之写小人，无不栩栩欲活。此君子难写、小人易写之征也。是以作《金瓶梅》《红楼梦》与《海上花》之前三十回者，皆立意不写君子。若必欲写，则写野蛮之君子尚易，如《水浒》之写武松、鲁达是，而文明之君子，则无写法矣。

二、写小事易，写大事难。小事如吃酒、旅行、奸盗之类，大事如废立、打仗之类。大抵吾人于小事之经历多，而于大事之经历少。《金瓶梅》《红楼梦》均不写大事，《水浒》后半部写之，惟二〔三〕打祝家庄事，能使数十百人，一时并见于纸上，几非《左传》《史记》所能及，余无足观。《三国演义》《列国演义》，专写大事，遂令人不可向迩矣。

三、写贫贱易，写富贵难。此因发愤著书者，以贫士为多，非过来人不能道也。观《石头记》自明。

四、写实事易，写假事难。金圣叹云：最难写打虎、偷汉。今观《水浒》写潘金莲、潘巧云之偷汉，均极工；而武松、李逵之打虎，均不甚工。李逵打虎，只是持刀蛮杀，固无足论；武松打虎，以一手按虎之头于地，一手握拳击杀之。夫虎为食肉类动物，腰长而软，若人力按其头，彼之四爪，均可上攫，与牛不同也。若不信，可以一猫为虎之代表，以武松打虎之方法打之，则其事之能不能自见矣。盖虎本无可打之理，故无论如何写之，皆不工也。打虎如此，鬼神可知（注：《水浒》写宋江遇玄女事，实是宋江说谎，均极工）。

五、叙实事易，叙议论难。以大段议论羼入叙事之中，最为讨厌。读正史纪传者，无不知之矣。若以此习加之小说，尤为不宜。有时不得不作，则必设法将议论之痕迹灭去始可。如《水浒》吴用说三阮撞筹，《海上花》黄二姐说罗子富，均有大段议论者。然三阮传中，必时时插入吃酒、烹鱼、撑船等事；黄二姐传中，必时时插入点烟灯、吃水烟、叫管家等事。其法是将实景点入，则议论均成画意矣。不然，剌剌不休，竟成一《经世文编》面目，岂不令人喷饭？

作小说者，不可不知此五难而先避之。吾谓今日欲作小说，莫如将此生数十年所亲见、亲闻之实事，略加点化，即可成一绝妙小说。然可以牟利而不可以导世。若欲为社会起见则甚难。盖不能不写一第一流之君子，是犯第一忌；此君子必与国家之大事有关系，是犯第二忌；谋大事者必牵涉富贵人，是犯第三忌；其事必为虚构，是犯第四忌；又不能无议论，是犯第五忌。五忌俱犯，而欲求其工，是犹航断港绝潢而至于海也。

曲本、弹词之类，亦摄于小说之中，其实与小说之渊源甚异。小说始见于《汉艺文志》，书虽散佚，以魏、晋间之小说例之，想亦收拾遗文，隐喻托讽，不指一人一事言之，皆子史之支流也。唐人《霍小玉传》《刘无双传》《步非烟传》等篇，始就一人一事，纡徐委备，详其始末，然未有章回也。章回始见于《宣和遗事》，由《宣和遗事》而衍出者为《水浒传》（注：元人曲有《水浒记》二卷，未知与传孰先），由《水浒传》而衍出者为《金瓶梅》，由《金瓶梅》而衍出者为《石头记》，于是六艺附庸，蔚为大国，小说遂为国文之一大支矣。弹词原于乐章，由乐章而有词曲，由词曲而有元、明人诸杂剧，如《元人百种曲》、汲古阁所刊《六十种曲》之类。此种专为演剧而设，然犹病其文理太深，不能普及。至本朝乃有一种，虽用生、旦、净、丑之号，而曲无牌名，仅求顺口，如《珍珠塔》《双珠凤》之类，此等专为唱书而设。再后则略去生、旦、净、丑之名，而其唱专用七字为句，如《玉钏缘》《再生缘》之类。此种因脱去演剧、唱书之范围，可以逍遥不制，故常有数十万言之作，而其用则专以备闺人之潜玩。乐章至此，遂与小说合流，所分者一有韵、一无韵而已。

此种小说，流布深远，无乎不至，其力殆出六艺九流上。而其为书，则尽蹈前所云小说五弊：所写主书之生、旦，必为至好之人，是写君子也；必有平番、救主等事，是写大事也；必中状元、拜相封王，是写富贵也；必有骊山老母、太白金星，是写虚无也；惟议论可无耳。犯此诸病，而仍能如此之普及，非上文所设之例，有时不信也；因此辈文理不深，阅历甚浅，若观佳制，往往难喻，费心则厌，此读书之公例，故遂弃彼而就此。作此等书之人，既欲适神经最简者之目，而又须多其转换，则书中升沉离合之迹，皆成无因之果，不造骊山老母、太白金星以关键之不能，此皆事之不得不然者也。使以粗浅之笔，写真实之理，渐渐引人入胜，彼妇人与下等人，必更爱于平日所读诞妄之书矣。

综而观之，中国人之思想嗜好，本为二派：一则学士大夫，一则妇女与粗人。故中国之小说，亦分二派：一以应学士大夫之用；一以应妇女与粗人之用。体裁各异，而原理则同。今值学界展宽（注：西学流入），士夫正日不暇给之时，不必再以小说耗其目力。惟妇女与粗人，无书可读，欲求输入文化，除小说更无他途。其穷乡僻壤之酬神演剧，北方之打鼓书，江南之唱文书，均与小说同科者。先使小说改良，而后此诸物，一例均改。必使深闺之戏谑，劳侣之耶禺，均与作者之心，入而俱化。而后有妇人以为男子之后劲，有苦力者以助士君子之实力，而不拨乱世致太平者，无是理也。至于小说与社会之关系，诸贤言之详矣，不著于篇。

《绣像小说》第三期（1903年） Ug3PTOEJTPnV5+avGPL0c8OUddvV1BNpNj87sp+wD3Ik21rB3dNtuSadW9H7wss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