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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代供应链智慧化更快速作出市场反应
随着现代供应链智能化水平大幅提升，供应链各节点将产生大量虚拟组织或企业，围绕其核心业务形成业态各异、相互依存的上下游的虚拟产业集群。在原有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基础上，价值流和服务流的嵌入使供应链各节点的企业之间与价值转换、服务叠加的集成化水平和协同化分工日益密切，由智能运输工具、AI设备运输、大数据演练及模拟、价值与服务传递和交易的区块链化，使节点企业间的信息沟通和业务协同更加精准和高效，现代供应链组织形式之间更加耦合化、智慧化，具有更快的响应速度、更高的运转效率。
2.现代供应链内外部集成化网状扩张加速整体价值目标的追求
现代供应链成员间分工责任更加明确，集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于一身，相互关联更加紧密，形成公平、公正的供应链利益共享与风险分担机制。现代供应链配置资源的范围从产业、区域、部门进一步扩大至全球。与传统企业追求自身利益来匹配资源不同，现代供应链上各企业与成员通过动态优化及升级，将供应链内部与外部整合为集成化管理。这不仅是供应链的延展，而且是横向网状的扩展，最大限度地追求降低成本，并追求链上每个成员的利益最大化，整体价值利益通过各自努力的利益迭代来实现。现代供应链资源通过内外协同整合得到有效配置，共同实现成本下降、效率提升、效益增加。
3.现代供应链模式多元化演进实现动态精准匹配成为主要发展方向
在互联网和物联网模式下，现代供应链上的企业与供应商、制造商与分销商、消费者和企业之间的信息沟通更加便捷、准确、及时，各方可以随时了解链上成员的个性化、差异化需求。在各节点网络联盟的相互赋能支持下，基于大数据、云计算、AI及5G等技术的快速信息沟通及反馈平台，消费升级和市场个性化、多样化及多元化需求得到及时而准确的满足。现代供应链管理更具智慧供应链的属性，主要表现在可视化、集成化、智能化、生态化等方面。 [7] 通过动态预测供应链上关联的物料、半成品及产品需求，真正实施零库存管理，且对供应链上下游做到快捷及精准管理，如牛鞭效应将借助于智能化的管理工具和手段得到最大限度的消除。
4.现代供应链服务功能得到不断拓展和延伸
随着现代供应链服务业态、模式及技术的数字化，供应链上下游产业将向产业数字化方向发展，而数字技术拥有者将持续推进数字产业化进程。现代供应链服务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不断从现代供应链的起点自上而下地向成员组织乃至客户消费者渗透链上的全部非核心业务，服务成为现代供应链高效运转的动力源和润滑剂，为客户提供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价值流及服务流的一体化、一站式服务。现代供应链服务在需求分析、物料采购、分销代理、信息化系统、研发设计、技术质量、生产制造、仓储配送、品控管理、金融保险、商贸流通、品牌推广、渠道建设及升级等业务领域全面渗透。同时，在产业融合的大背景下，基于现代供应链强大的服务功能、服务体系及服务规范的协助，供应链各节点的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及新产业将层出不穷。 [8]
1.提升供应链现代化水平与竞争力
结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有关“十四五”规划的建议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提出并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供应链的战略目标。具体要求：首先，在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引领下，保持制造业比重的稳定性和自强性，以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其次，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及西方国家的“去全球化”对我国供应链的冲击及安全问题，强调做好供应链战略设计和精准施策，推动供应链多元化、联动化及智能化，同时要加强国际供应链合作；再次，强化我国供应链现代化和竞争力水平，立足于我国供应链的规模优势、配套优势及部分领域后发优势，重塑新兴关键产业供应链的核心竞争力，推动供应链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服务型制造供应链体系；最后，针对产业基础能力薄弱的供应链短板，重点实施制造业供应链流程再造工程，加大“新基建”对国家供应链的赋能力度，完善国家高质量基础设施，优化供应链发展的营商环境，加大重要产业、产品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强化供应链职能要素支撑，加强标准、计量、专利等体系建设，深入开展质量提升行动及质量强国战略。
2.提升现代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的供应链生态系统创新体系
首先，高度重视关系国民经济相关产业的基础研究、共性技术、原创性、前瞻技术和战略性技术的研究。其次，构建第一、二、三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创新网络，有助于提高现代供应链生态系统的创新体系，重点构建基于高水平开放下的协同性、融合性及跨界性现代供应链商业生态系统，持续整合社会各界资源构建跨部门、跨领域、跨产业范围的协同攻关体制机制，调动政府、产业、企业、高校、研究机构、金融服务、技术研究等部门行业的创新高地、创新智库及创新集群，健全与完善现代供应链合作伙伴及联盟的协同机制、激励机制、合作机制及创新机制。再次，通过完善现代供应链商业生态系统的共生环境，不断改善与优化中小企业创新的空间，以及明确其在现代供应链中的生态定位，充分释放并发挥中小企业在提升国民经济相关产业发展中的基础能力和供应链水平不可或缺的作用和地位。此外，在现代供应链体系的框架之下，以供应链核心企业为主导，积极培育新动能、新业态、新模式及新经济，建立健全现代供应链纵向产业一体化和横向产业一体化的协同、融合发展机制，优化现代供应链商业生态系统，建立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生态共荣共赢的新格局。最后，在不断完善我国新型举国体制基础上，充分发挥国家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对相关产业现代供应链投入巨大、技术难度高、标准规范要求高，单个市场主体难以攻克的重大的、战略性、基础性技术问题进行攻关。特别是在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持续发挥新型举国体制在未来的先天优势和后发优势，不仅在重点、关键产业现代供应链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中凸显扩大这种优势，而且在资源投入、全国一盘棋、资源配置机制、财政扶持导向、技术引领方向等方面实现并固化举国投入机制的国家调控政策。更重要的是，在组织管理（跨部门协调、跨区域协调、跨国界疏通、跨文化交流）方面彰显我国现代供应链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在做好国内现代供应链综合治理的基础上，力求在全球现代供应链体系中发挥并实现举国协同发力的特长优势，为优化全球供应链体系的升级与换代贡献“中国智慧”和彰显“中国力量”。
3.构建提升现代供应链竞争力的政策创新体系
我国外部环境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全球市场萎缩、保护主义上升的背景下，从被动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转向主动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我国发展适应内外环境变化的重大战略调整。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就是要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潜力和优势，利用我国具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且最齐全的工业体系、强大的生产能力、完善的配套能力，以及自身消化能力与回旋空间大的特点，将发展的立足点更多地放到国内，实施扩大内需战略。通过畅通国内大循环，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全新发展局面，更好地联通与贯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培育新发展格局下我国现代供应链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统筹国内供应链与国际供应链的融合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我国现代供应链的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开放，是在逐步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基础上，整体处于产业结构日益完善及完备阶段，产业技术水平逐步向全球技术前沿靠近，这些新形势、新格局下原有的发展环境、条件、技术手段越来越无法适应我国工业化初中期阶段形成的选择性、借鉴性的产业政策，产业政策资源应更多地导向科技服务体系建设。尽管自“十三五”以来陆续颁发了有关推动供应链发展的政策，但难以形成较为体系化的政策，且作为实体经济的制造业在供应链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新形势下，选择具有竞争性的政策将更多地发挥基础性作用。从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和竞争力的角度，建立健全现代供应链发展的政策创新体系，例如，一方面在智慧供应链、数字供应链、智能供应链、物联网供应链、全球供应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供应链等多个层面出台有助于现代供应链高水平发展的政策创新体系；另一方面，还需在竞争性政策的类别上加以完善，如在产业组织、技术、信息、人才、税收、财政及土地等方面给予更多的竞争性政策支持，特别是在培育和激发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政策体系创新、打破国际垄断建立“中国规则”和“中国标准”方面实现了突破。
4.积极推进相关产业供应链再造工程的政策配套
在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提升我国参与国际合作水平与竞争力的新优势，加强以国内大循环为中心，进而提升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整体效率和水平，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建立健全实现高水平开放的机制，完善我国生产要素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高质量与高配置水平，从而加速我国产业转型升级。依据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的要求，重点围绕国民经济各产业结构深度调整、振兴实体经济，培育新动能与提升新势能，做强壮大新兴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构建创新能力强、品质服务优、协作分工紧密、环境友好的现代产业新体系，进而为提升基础产业现代供应链进行一系列高效的政策安排。首先，积极实施基础产业的供应链再造工程，做好顶层设计，明确产业链供应链工程再造的重点，针对主要产业分类组织采取差异化和定制化的政策设计、政策实施及政策引领；其次，建立国民经济相关产业现代供应链水平与竞争力的综合指标评估制度，准确把握和评估我国供应链和关键技术的现状，重点分析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和服务链的空间结构及组织分布，对其组织结构、技术创新、智能化与数字化水平、人才储备及培养等方面进行精准施策；再次，借鉴国外先进制度建设工业基础能力再造的核心工厂，在生产制造产业层面围绕现代供应链集成要素、流程优化、人才培育及技术创新等方面，优化提升我国基础产业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最后，加强对共性技术基础研发体系的建设，考虑根据不同产业特性的共性技术研发实现共享和共有，降低技术研发成本，提高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社会共享效率，针对不同共性技术采取差异化的组织形式，包括采用国家计划专项、设立国家产业基础研究院和国家行业技术研究院等公共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科研机构，通过政府引导建立起政产学研各方面资源，组建联合研究体或产业技术联盟共同开发，节约社会总成本，降低社会总费用。
5.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路径
从国民经济各产业供应链成长战略的视角，探索并区分提升供应链现代化水平过程中的障碍、消除策略及实现的差异化路径，有针对性地提高我国产业及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和全球供应链控制能力。基于对全球供应链治理主导权的产业类型，可以区分为生产主导型驱动路径、供应商主导型路径、分销商主导型路径及消费者驱动型路径等类型的供应链“链主”进行预判及综合竞争力的打磨，特别是关系国家安全的行业供应链体系，加大政府的扶持和政策倾斜，以提升我国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生产者主导型驱动路径主要针对大型制造行业，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培育核心技术提高全球价值链的地位；供应商主导型路径主要针对行业供应链前端上游的企业组织强化政府管制力度，采用差异化的出口配额及限制；分销商主导型路径重点在互联网技术的加持下牢固把握国际商贸流通的分配渠道，强化其流通力、辐射力的培育；消费者驱动型路径主要要求企业通过发挥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塑造属于自己的服务品牌，来提升供应链的附加值和增值空间。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