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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拟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倚重原典实证，取通观圆览的视角，俾使做出的判断与结论不偏不倚。在系统梳理钱锺书的文学创作实绩、创作论述、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时，兼及他作为学者的一面，将他所掌握的多种学科理论与多国语言技能作为潜在的背景一并纳入考察，力争呈现一个立体的钱锺书形象。围绕钱锺书的创作与翻译这一论述本体，将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贯通，勉力做出有学理性的阐发。
（一）基本思路
从样态呈现出发，对钱锺书的创作和翻译分别予以必要的坐标定位，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合理的成因探析。结合钱锺书开展创作与翻译活动的社会的、历史的与文化方面的语境，呈现其创作与翻译的基本面貌分别是什么（what）。以探究钱锺书创作与翻译的根脉源流与发展变迁为主线，辅以与同时代有代表性的作家、翻译家、学者的有效比照，彰显钱锺书的创作与翻译不同于他人的区别性特征，细密分析钱锺书的文学创作、有关创作的论述、翻译理论阐发以及翻译实践开展得怎么样（how）。取统观圆览的视角，剖析钱锺书为什么（why）能够形成相对独特的创作特色与翻译理念。
首先，采用比较文学“发生学”（Phylogenetics）的观念与方法，从学术史梳理、实证研究、整体描述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理路出发，把握钱锺书的创作与翻译的独特性得以生成的多元文化语境，并以符合逻辑的方式探究背后起关键作用的动因。
研究中留意将钱锺书的创作与翻译置放于当时的历史脉络中加以梳理。正如钱锺书在探讨休谟的哲学时所提出的：“假使一个古代思想家值得我们的研究，我们应当尊敬他为他的时代的先驱者，而不宜奚落他为我们的时代的落伍者。”
研究需具有明确的语境意识，正确对待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的时空距离，力避以后设的眼光观照甚至苛责前人，以期最大限度地还原研究对象的“本真”面目。
在爬梳钱锺书的创作与翻译时，不仅要重视事实性的存在与表现，还要高度重视方法论层面的整合与提升，力求使研究既秉有较高的学术性，又体现较强的现实针对性。
其次，从扎实的文本细读出发，既重视钱锺书调用不同文体进行创作时对它们的不同功能定位，又注意它们彼此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既研讨钱锺书开展创作与翻译之际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坚守和反拨，又细致分析他对西方文化多重要素的汲取与扬弃。
要对钱锺书的创作和翻译进行合理的价值定位，需要动态地理解和把握。钱锺书强调：“同一流派的发展有阶段、分程度，同一作家的作风有主次。”
要以发展的眼光观照钱锺书的创作和翻译，从中抽绎那些跨越了时空、具有永恒之美与普遍价值的成分和要素，也要探究其创作和翻译在不同时期的区别，厘清其发展变迁的线索。
要对钱锺书的创作和翻译进行恰如其分的价值判断，还需要加强对研究史的梳理。“批评史的研究，归根到底，还是为了批评。我们要了解和评判一个作者，也该知道他那时代对于他那一类作品的意见，这些意见就是后世文艺批评史的材料，也是当时一种文艺风气的表示。”
全面把握作家创作时的文艺风气是开展批评与研究的前提，分析与作家同时代的批评者对作家的评判可以大致明确其价值、地位和受认可程度。无论新的研究是认同或有别于作家生活与创作时的评判，都应当从对批评史的梳理中引申生发。
最后，打通关于钱锺书文学创作与翻译活动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分析其创作与翻译开展之际的关注重心、核心理念和表达路径，审视其创作和翻译的外在背景与内在理路，在知其然的同时，力争知其所以然。
要客观、全面地探究钱锺书创作与翻译得以生成的原因，需要跨文化的胸襟、世界性的视野和认同文化多元的思考方式，并着意凸显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双向互动。
不应将钱锺书的创作和翻译看作一个封闭自足的独立存在，而应将其放到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以全球化的视野，取平视的姿态，在研究对象的内容实质与已开展的先行研究之间形成一个钟摆式的摆动，摆动的中心则始终指向钱锺书的创作与翻译这个论述本体。
（二）研究方法
本书在研究方法层面的做法是：在还原的历史文化语境中理性地审思研究对象；从文本细读出发，从对原典的细致解读中求得实证；以通观圆览的理念为指引，以开放的视野、多元的方法观照钱锺书的创作和翻译，兼及他的文学批评与学术研究，并与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对话互动。
其一，还原语境，理性审思。
钱锺书十分注重在具体的语境中把握研究对象。他提倡“观‘辞’（text）必究其‘终始’（context）”
。可以将“辞”与“终始”同步扩大或缩小，以使其适应不同的研究对象。“终始”可以是上下文，此时的“辞”是字词句段；也可以是社会语境，彼时的“辞”则是人物、事件、潮流、宗派等。小而言之，对文词的含义需结合上下文才能理解得准确；大而言之，对文本的义旨需结合历史文化语境才能解读得恰切。
语境意识需要建立在对时代风气、流派风格的整体理解基础之上。钱锺书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中指出：
风气是创作里的潜势力，是作品的背景，而从作品本身不一定看得清楚。我们阅读当时人所信奉的理论，看他们对具体作品的褒贬好恶，树立什么标准，提出什么要求，就容易了解作者周遭的风气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好比从飞沙、麦浪、波纹里看出了风的姿态。
还原语境强调回到当时的历史场域开展研究，不能将当时带有共性特征的事物看成某一个诗人、作家独有的风格，需要着力区分时代、流派的共性与诗人、作家的个性特质。文学研究要确保解读的有效性，还需要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
，过度拘执于文本本身可能有碍解读的客观与公正，甚至有偏颇、褊狭之虞，难以“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司空图《二十四诗品·雄浑》语）。
在还原的语境中把握文本还需要与理性审思相结合，其要义是承认融汇古今的思想方法是可行的，但以古证今的做法却不足取。钱锺书在《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中指出：“叙述古人文学之时而加以今日文学之界说，强作解事，妄为别裁，即令界说而是，已不忠于古人矣，况其未耶？”
研究钱锺书的创作与翻译需要结合它们产生时的社会语境历史地加以解读；以后设的文艺批评标准评判多有不妥，即令界说得不错，脱离了语境的理解也难称恰切，更何况还有可能变形走样，甚至会出现为使现象就范于理论而削足适履的情况。
欲全面深入地理解钱锺书的创作与翻译，需要还原钱锺书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翻译理论、翻译实践、思想方法与学术观念得以生成的语境，同时尝试进行同情的理解，加以辩证、理性的思考，并从文本细读出发进行严格的实证。
其二，文本细读，原典实证。
文本细读强调读书得间，通过深入阐发，充分揭示文本所承载的信息及其背后的价值意义。基于原典的实证可以避免背离文本意义的解读，坚持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杜绝过度阐释，俾使研究可验证，结论令人信服。
针对钱锺书的文学创作，分析他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关系的思索，理解其体悟既来自广博的阅读积累，又得益于他对人生体验的深刻思考。从文本细读出发的原典实证强调历史与逻辑、整体与个案、文本与非文本的统一，通过解读其创作的历史背景、性质范围、主要特点、发展变迁，研讨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方面的创建与贡献。
针对钱锺书的翻译，以其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结合为经，以他博采古今中西的学术路径为纬，将他对中国传统译论的阐释、自身翻译理论的建构与翻译实践的开展结合起来，进行纵横交织的整体性考察。以细密的文本分析为主要研究路径，同时注重翻译在历史和文化语境中的定位，梳理他对中国传统文论与译论的继承、发展和创新，分析他对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新兴理论的吸收、改造与融合，辩证地看待他对中西、古今、语言、学科等界限的“打通”。
我们赞同“知人论世”，但不同意过分解读钱锺书的生平经历。本着同情的理解，既不应苛责前人，又不宜盲目拔高研究对象。钱锺书对西方近代以来的学术发展以及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也积极参与推动异质文化间的对话与沟通，但他不赞同生搬硬套西方的标准品鉴中国文学作品，这一点值得大张旗鼓地褒奖。但也无需讳言，在钱锺书早期的文学创作中，对西方技巧的挪用、比喻手法的使用都略显过量，难脱“炫技”之嫌，对此也应有正确的认识与评判，大可不必为尊者讳。
学界对钱锺书人生历程与学术成就的研究相对丰富，在此基础上，凸显他在文学创作与翻译方面的独特贡献十分必要；有意识地拉开一定的时空距离后，再度审视钱锺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与学术史上的价值，并寻求结构性、关键性的突破恰逢其时。该研究的开展在内容方面需要跨越语言界限，冲破国别藩篱，消除学科壁垒，并广泛涉及中西文学、语言、历史、哲学、思想、文化等诸多学术领域，由是呼唤“通观圆览”的视角与方法。
其三，通观圆览，共味交攻。
“通观圆览”是钱锺书拈出的一个学术术语
，其中“通观”是第一位的，要求全面观照研究对象而不断章取义；“圆览”既是方法和手段，又是目的和效果，强调周全、辩证而不偏颇。按照钱锺书的理解，“言不孤立，托境方生；道不虚明，有为而发”
。诗人作家遣词造句、言志明道都离不开具体的语境与特定的历史背景，不结合语境或背景孤立地理解难免流于片面肤浅，乃至产生误解。借助通观圆览的方法，“知同时之异世、并在之歧出……悉心体会，明其矛盾，而复通以骑驿，庶可语于文史通义乎”
。承认事物的多样性，不以偏概全，不抱残守缺，不囿于成说，有助于加深对事物的体认。
通观圆览既强调细节，又注重从整体出发开展研究，既强调整体描述的合理性，又避免宏大叙事多所遮蔽的缺陷，有助于充分认识事物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交互往复，庶几乎义解圆足而免于偏枯，所谓‘阐释之循环’（der hermeneutische Zirkel）者是矣。”
以言研究钱锺书的创作与翻译，既要葆有整体观照的宏观视野，又要避免过分强调时间的连续性而忽略不同阶段、不同文体、不同文本间的差异性。合理的思路应当是宏观观照与微观剖析相结合，定性判断与定量分析相统一，在整体把握的前提下区分不同文体、不同时段和不同文本的不同侧面，深入考察钱锺书创作与翻译的内容及其生成过程。
通观圆览亦要求不在狭义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范畴内自我设限。人文学的学科划分大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为确立起来并被着意强化的，而且许多学科所确立的分界是成问题的。钱锺书的学术研究并没有拘泥于狭义的文学分析，并且他也反对在研究中“东面而望，不睹西墙；南向而视，不见北方，反三举一，执偏概全”
，强调摒弃片面偏颇的观点与因循刻板的做法。
概括而言，本研究致力于打破以往钱锺书研究的惯有思路与视角的局限，围绕钱锺书的创作与翻译这个主轴，以开放的视野观照研究对象与相关先行研究，进而提出新问题，分析这些问题，并寻求最终能够解决其中根本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