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先行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郑朝宗首倡系统的钱锺书研究，并带领一届研究生从不同侧面研究其多个领域的成果。此后学界的钱锺书研究未曾须臾止步，90年代甚至一度成为“显学”。既有的研究中不乏对钱锺书文学创作的品评鉴赏，也有对其学术论著的深研力索，一批关注钱锺书与中国传统文化、古代文论以及现代西学之关联的论文、专著纷纷面世，其中不少研究富有卓识洞见。

（一）对钱锺书创作的研究

国内外已有的钱锺书研究概括起来有“三多三少”的特征：

一是对钱锺书的学术研究开掘得多，对其文学创作的关注相对较少。郑朝宗虽然早在1948年即以林海为笔名发表过关于《围城》的评论 ，但影响远不及他后来专论钱锺书学术方法的《研究古代文艺批评方法论上的一种范例——读〈管锥编〉与〈旧文四篇〉》 与《再论文艺批评的一种方法——读〈谈艺录〉（补订本）》 ，以及他主编的《〈管锥编〉研究论文集》 。但后面几种论著无一涉及钱锺书的创作方面。

周振甫《〈谈艺录〉补订本的文艺论》 分析了《谈艺录》所体现的文艺论的十个方面；张泉《跨文化交流中的钱锺书现象》 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梳理并评价了欧美的钱锺书研究概况；张隆溪《论钱钟书 语言艺术的特点》 以“读书笔记”的形式，多角度、多层面地归纳了钱锺书的语言艺术特色；季进《钱锺书与现代西学》 以钱锺书在中国古代文化研究方面的建树为经，以代表性的西方现代学术思想为纬，揭示钱锺书学贯中西的内涵；龚刚《钱锺书与文艺的西潮》 侧重分析钱锺书的文学研究实绩与贡献。或因论题所限，上述出色的论著基本都未言及钱锺书的文学创作实绩与有关创作的论述。

胡晓明《陈寅恪与钱钟书：一个隐含的诗学范式之争》指出，钱锺书代表20世纪最重要的两大诗学范式之一，“以语言学、心理学、哲学和艺术学配合以说诗”，代表了“修词、评点、谭艺的传统与西方新学的融合” ，论断可谓精辟，惜乎其比较仅限于诗学领域，未及其他。党圣元《钱钟书的文化通变观与学术方法论》 从人文价值和学术理路两方面体认钱锺书创立的学术范式。刘梦溪《钱锺书与陈寅恪的异同》 对比了二者的学问结构、对“华夷之辨”的看法以及文体论方面的异同。同样受文题所囿，上述深具见地的研究均未论及钱锺书的创作实绩与创作论述。

二是针对钱锺书的文学创作感性赏析多，理性思考与系统考察少。一般研究钱锺书创作的主要围绕《围城》展开，对其短篇小说与散文虽也有所兼及，但所占比重较低。关于钱锺书文学创作的研究，影响最为深广者至今仍首推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该书中译繁体字本于1979年和1991年分别在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出版，传至内地（大陆），为20世纪90年代的“钱锺书热”助力不少。但夏著未涉及钱锺书的散文与古体诗创作。陈子谦的《论钱钟书》 有部分内容涉及钱锺书的创作，包含文学情境赏析、批评方法探析、人文精神解析等内容，但整体而言探讨的着力点是钱锺书的文艺思想。

专题研讨钱锺书文学创作的代表性成果有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 、陆文虎《“围城”内外——钱钟书的文学世界》 、张明亮《钱锺书修改〈围城〉》 、周锦《〈围城〉面面观》 、雷勤风《钱锺书的早期创作》 、刘玉凯《鲁迅钱钟书平行论》 、隋清娥《鲁迅钱钟书文学比较论》 等。田建民《诗兴智慧——钱锺书作品风格论》 在一定程度上将钱锺书的学术著作与文学创作结合起来考察，从中抽绎出其独特的语言风格，视角与思路颇为独到。

1977年美国两篇研讨钱锺书创作的博士学位论文，一篇从语言和文学的角度考察《围城》《人·兽·鬼》和《写在人生边上》 ，另一篇探讨《围城》的文学意义与社会意义 ，当是世界范围内最早专题研究钱锺书创作的学位论文。

夏承焘的雄文《如何评价〈宋诗选注〉》 不仅是公允评判钱锺书选诗、注诗之眼界与识见的定鼎之作，而且对于理解钱锺书的古体诗创作具有拨云睹日的指导意义。解志熙《“默存”仍自有风骨——钱钟书在上海沦陷时期的旧体诗考释》 是近年来颇为厚重的一篇力作，该文专注于文本细读，通过考察钱锺书创作于沦陷区的九首古体诗（其中八首《槐聚诗存》佚收，另一首多所改动），称道钱锺书“世乱交有道”的道德操守，赞赏他的家国情怀与担当精神，强调其诗作的历史认识价值。

三是放大钱锺书生平传奇性的多，研讨其文体发展与文学史意义的少。冒孝鲁曾作《光宣杂咏》一组二十九首论诗绝句，品评光绪、宣统年间的诗人，钱锺书奉答酬唱，作绝句十首。其第一首中有“月旦人多谭艺少” 一句，系袭用翁方纲评王士祯《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二首》里的话，指文艺批评中品藻人物的成分多，谈诗衡艺的比重少，几成文评一大弊病。坦率地说，当前的钱锺书研究亦呈现出“月旦人多谭艺少”的不正之风。许多论著打着研讨钱锺书的创作或学术的旗号，却不自觉地将关注重心放在搜罗钱锺书的生平逸闻趣事上，对相关文本的研读分析却很不到位。更严峻的是该趋势至今尚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

本该深研力索钱锺书的创作，不少研究者却不惜宕开笔墨，耗费相当长的篇幅去追索钱锺书的生平逸事。在这一点上杨绛虽系无心却开了个不好的头。杨绛写于1985年、翌年交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记钱钟书与〈围城〉》一书，先以“钱钟书写《围城》”为题，写《围城》是如何被创作出来的；继之又以“写《围城》的钱钟书”为题，记叙钱锺书的生平“痴气”。杨绛本着知人论世的出发点，以其独特的身份和得天独厚的资料来源，如此叙写本无可厚非，对读者理解《围城》亦有助益。但不自知的后来者往往随波逐流，在研讨钱锺书的创作时，花大气力旁及发生在钱锺书身上的趣闻轶事，其中甚至不乏张冠李戴、以讹传讹的成分，以致严重影响了解读钱锺书创作的客观性和有效性。

中国台湾学者汪荣祖撰写的钱锺书传记《槐聚心史——钱锺书的自我及其微世界》 ，分论“钱锺书的自我”与“钱氏学术境界”，以优雅的文笔析论钱锺书的内心世界与学术世界，但也有论者指出，史学大家汪荣祖对钱锺书古体诗的解读颇有一些错讹。

综上所述，关于钱锺书创作方面的研究，其均衡性可以适当调整，研究的范围应该大力拓展，研究的深度需要进一步开掘，研究的视角有待及时提升。有必要采用全局的眼光，对钱锺书的文学创作进行全景式观照；同时深入挖掘文本背后的意义，探究它们产生时的社会状况，考察它们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价值意义；进而探究它们与中国古典文学、欧美文学以及中国当代文学之间的关联。

（二）对钱锺书翻译的研究

专题研究钱锺书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论著十分有限，而且既有的研究存在浓重的普泛化倾向，也有不少薄弱环节。

罗新璋《钱锺书的译艺谈》 是第一篇专论钱锺书翻译思想的论文。季进《钱锺书与现代西学》一书专辟一节论述钱锺书的翻译。聂友军《钱锺书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综合考察钱锺书的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并尝试打通其翻译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杨全红《钱锺书翻译思想研究》 归纳出钱锺书翻译研究三个方面的贡献。葛中俊《钱锺书视域中的翻译之名与译品之实——〈谈艺录〉汉英译释研究》 以应用语言学的方法，探讨钱锺书的翻译思想在《谈艺录》英语引文的中文译释中是如何得到兑现和落实的。

整体而言，系统地研讨钱锺书翻译的学术论著大大少于探讨其文学创作或学术成就与方法论的研究。举例来说，已经出版的三辑《钱锺书研究集刊》中论及翻译的仅见一篇短文；陈子谦《论钱钟书》和龚刚《钱钟书——爱智者的逍遥》 ，作为流布较广的整体性钱锺书研究著作，完全没有触及钱锺书的翻译方面。

国内的钱锺书翻译研究大都围绕钱锺书的翻译本身进行，基本属于内部研究范畴，对钱锺书的翻译与其创作、学术及思想观念之间的关联等外部研究多未及深入发掘；将钱锺书的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结合起来的考察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对钱锺书的翻译思想与现代西学之间的关联探究得尚不够周全。质言之，既有研究的视野与格局相对受限，终以未能提供有关钱锺书翻译的整全图景为憾。

在西方，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尤金·奈达（Eugene A. Nida）等人的翻译理论从文学文本与历史文化相结合的角度出发，较好地体现了翻译在跨语言交际中的功用。但由于中西语言阻隔，西方翻译理论家立论时基本未涉及中国的翻译理论，更与中国的翻译实践无涉，无形中影响了其理论的适用性与公允度。《围城》德语译者莫妮卡（Monika Motsch，中文名通作莫芝宜佳）在《中西灵犀一点通——钱锺书的〈管锥编〉》 一文中简单提及钱锺书对西方文化的熟稔以及对翻译的驾轻就熟，遗憾的是没有详细展开论述。

基于国内外的既有研究对钱锺书的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关注不足、挖掘不深且论述不成体系的现状，一方面需要到中国传统中寻找钱锺书翻译理论的根脉源流，另一方面也呼唤援用相关的现代西学理论进行分析、解读，并择取钱锺书的翻译实例加以佐证。

全面透彻地梳理并阐明钱锺书的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本身就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而且可以推动钱锺书研究的深化。研讨钱锺书的翻译亦需密切联系当下的社会现实，审视翻译在文化交流与传播中的功用，彰显钱锺书在面对异质文化时所秉持的“打通”的学术方法论与坚持“和而不同”的理论自觉。 5eUgIV1YWE9rqkGGh+wtAryJx1ItHj7LqJ5TMuqGqAlA6Edi3dbOIkKajfjTmz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