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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研究钱锺书的创作与翻译既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又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钱锺书的创作早已进入文学史，但既有的研究多针对其小说、散文、古体诗中的某一种文体立论，将其不同文体的创作进行贯通一体的全面考察较少。钱锺书在翻译方面的创见与实绩深刻影响了继起的翻译理论发展与翻译实践开展，学界对其翻译观念称引虽多，成体系的分析却少，其中还不乏误解与偏见。现有的研究对钱锺书的创作、翻译与学术多分而论之，缺乏通观圆览的综合视野，在方法论层面“以钱释钱”——即援用钱锺书学术研究中的相关论断，剖析解读其创作与翻译的开展情况——尚存在很大有待提升的空间。
（一）研究的学术价值
钱锺书的文学创作不仅认真严肃，而且是全方位的。他仅凭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围城》
已然在中国现代文学图谱中拥有重要地位，并且足以在世界文学版图占据一席之地。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1961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辟专章论述钱锺书，推崇他为吴敬梓之后最有力的讽刺小说家，称誉《围城》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一部小说。自1979年以来，《围城》已先后出现英、俄、法、德、日、西、韩等多语种译本；短篇小说《灵感》有捷克语、英语译本，《纪念》有英语、俄语译本。
重读钱锺书不同文体的创作、广泛见于其文学批评与学术研究的创作论，深入理解他的相关作品，审视他在思想观念层面的发展变迁，是研讨钱锺书创作既有趣又有益的进阶路径。
钱锺书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论与翻译理论，又出于高度的文化自觉，从西方现代思想与学术的发展中得到启迪，广泛吸收其中的优秀成果，结合自身丰富的翻译实践，借助深刻的理论思考，整合创新并形成卓然自成一家的翻译思想。他对翻译研究中的常规问题和热点问题，从翻译的基本理论、方法、规则到翻译的性质、翻译对文化深层问题的处理、翻译的社会功用等，都有广泛而深入的论述，虽零散却深具见地。
借助翻译，钱锺书突破了时间、地域、学科、语言等层面的界限，在“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
中探索中西文学共同的“诗心”和“文心”
，进而为文学的影响研究、阐发研究、科际整合等在中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不少论者认为钱锺书的翻译理论特别是“化境”说抽象、玄妙、可操作性不强，研究者对其论述和阐发不够深入；都承认钱锺书的学术研究具备打通中西的特点，在论及他的翻译思想时与中国传统联系较多，与西学的渊源和关联却论述得不深亦不透。援用中国传统文论与相关的现代西学理论，从不同层面梳理钱锺书的翻译思想，选取他具有代表性的翻译实例加以佐证，审视翻译在文化交流中的功用，当是深化钱锺书翻译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研究的现实考量
钱锺书的文学创作与他生活的时代、中国近现代历史乃至当下的社会现实都有密切的联系。他的创作包蕴丰富，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表达开启了诸多崭新的路径，而且常读常新，能够持续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钱锺书的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为当今全球化语境下的跨文化传通和中国传统文化转型提供了颇具借鉴价值的思路。他清醒地认识到中西文化的异质性，同时又勉力发掘异质文化之间相互借鉴、互为补充的可能性，强调跨文化沟通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他也深切关注民族文化与文明的传承和赓续，以开放的胸襟和主体能动的姿态直面翻译与文化交流，在跨文化交往中倡扬“和而不同”的立场。
钱锺书在研究、著述和翻译中常常运用典雅的汉语文言表达西方后现代理论家所极力标举的“新锐创见”，不仅跻身于中西对话的前沿，而且深入其内核，从而在实践层面瓦解了西方中心主义笼罩下的话语权力。他注重从实践层面对西方后现代学派解构一切的做法进行反拨。他吸收、借鉴解构主义的批判性，打破了传统中国文学研究在结构上的封闭和自足；同时坚持有破有立，有效地避免了解构主义建构性缺失的弊病。
借助分析钱锺书的创作和翻译，引入东西方文化碰撞、对话和融合的视角，可以理清中国传统与西方文学、文化因素在他那里如何得到有效的整合。在东西方文化互动的历史脉络中探讨钱锺书对中国传统文学的继承和坚守，以及他对西方文学历时性发展成果从内容到形式的接受和改造，阐释西方近现代多个学科的思想在其创作、翻译与研究中的体现，有助于打通此前相对隔绝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研究、文学研究与翻译研究等不同学术领域，消除不必要的（有些甚至是人为的）隔阂。
引入欧美文学与文化作为参照系，借助必要的“他者”维度，可以更加全面准确地理解中国现代文学。从文学接受的角度考察钱锺书的文学创作在20世纪90年代的“再发现”与“再接受”，分析在20世纪50—70年代文学中长期被冷落、且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的个人化写作如何被带到90年代的“转型期文学”面前。而且90年代以来的文学创作中涌现出一批向钱锺书致敬的作品，也有效地展示了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接续与贯通。此外，研究过程中亦注重给予钱锺书的创作与翻译以整体的人文观照，将历史探寻与美学思考相结合，将开阔的眼界与精微的考证相结合，避免研究陷入生硬刻板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