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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的小说创作不以构思奇特见长，而是较为写实，擅长塑造文人形象，尤其针对有留学经历的知识分子既不中又不洋且不能正视自身不足这一点反复申说。唐弢将钱锺书的创作风格恰切地归结为“辛辣犀利”，以致“有些人栗栗危惧，仿佛自己就是他的‘靶子’，甚至产生遍体鳞伤的感觉”
。不少有考据癖的读者试图架设《围城》《猫》中的角色与现实中人的关联，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钱锺书对文人形象点染成趣的逼真与成功。艺术形象毕竟来源于生活，部分相像是可以接受的，可能有些时候相似的程度还很高。但小说毕竟不同于实录，《谈艺录》和《管锥编》中也反复申明这层意思，是以对号入座式的“考据”实在大可不必。
但也毋庸讳言，《猫》对知识群体的刻画太过落到“实”处了，单就抽象概括的程度而言，似不及沈从文的《八骏图》
，在时效性很强的背后，其文学性略显单薄。到《围城》中该情况有所改观，但仍有遗存，导致对号入座式的解读时有发生。类似地，20世纪30年代上海文坛表现战争的报告文学对当时的记录与对抗战的宣传鼓动功不可没，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表现范围与力度，文学价值稍逊。同样，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
也失之于太“实”，与现实密接得太紧，以致影响了小说的表现张力。相反，《伊利亚特》《神曲》《李尔王》《金瓶梅》《红楼梦》等往往具备相当高的抽象度，这是成就它们经典价值的重要一环。
钱锺书小说中塑造了若干文人、学者、教师形象：对未窥学问门户却偏喜欢以遗老遗少自居者极尽嘲讽；对不学无术却以“抽屉”“索引”等小伎俩混迹学界者无情揭批；对虽有留学经历却食洋不化、既不中又不洋而不自知者大加挞伐。其中针对如何有效地传承传统文化精义、吸收外来文化影响也不乏深入的思考。
《围城》中方鸿渐拿死去的未婚妻家的资助到欧洲留学，“四年中先后在伦敦、巴黎、柏林读了三所大学”“兴趣甚广但心得全无”，竟至连学位都没能拿到，最终选择造假，买了美国的假文凭。留学欧洲而买美国假文凭已让人哑然失笑，而且这张假文凭还被赋予了太多它承载不起的功能：
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
但它最终却没能如愿为他遮住羞、包住丑。鸿渐留学甫归来即应邀去中学演讲“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之影响及其检讨”，匆忙中忘记带准备好的讲稿，头脑中一片空白，只能乌烟瘴气地乱讲一通，显示出他国学根基全无，亦不理解西洋文化的精义。更要命的是他还不分场合与对象，对中学生大讲鸦片和梅毒。一场失败的演讲差不多将这个留洋假博士打回了原形。
《猫》中写袁友春靠抽烟斗获取写文章的灵感，但“有人说他抽的怕不是板烟，而是鸦片，所以看到他的文章，就像鸦片瘾来，直打呵欠，又像服了麻醉剂似的，只想瞌睡”
。读他的文章如犯鸦片瘾或服过麻醉剂，可见他写得多乏味，讽刺的锋芒毕现。
《灵感》中盘点文人吃官司有诽谤、抄袭、伤害风化三种缘由，称“文人不上公堂对簿，不遭看管逮捕，好比时髦女人没有给离婚案子牵涉出庭，名儿不会响的”
。三种吃官司的缘故将无行文人的丑恶嘴脸刻画殆尽。钱锺书亦不忘揶揄文坛上的“颓废派”：“老子一心和绅士、官僚结交，儿子全力充当颓废派诗人，歌唱着烟、酒、荡妇，以及罪恶。”
暴发户的儿子一面尽情挥霍老子的钱财，一面嫌恶发财的时间太短，所以倾力学颓废派诗人的做派以“附庸风雅”。钱锺书反对颓废派“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不赞同他们热衷于表现丑恶的取向，也嘲讽把丑恶当作美感享受的无病呻吟。
钱锺书多次批驳没有真才实学、全凭抽屉索引混迹学术圈的人：
时髦的学者不需要心，只需要几只抽屉，几百张白卡片，分门别类，做成有引必得的“引得”，用不着头脑更去强记。但得抽屉充实，何妨心腹空虚。最初把抽屉来代替头脑，久而久之，习而俱化，头脑也有点木木然接近抽屉的质料了。
制卡片、做引得本无可厚非，而且也是做学问的好方法，但不用心、不动脑，过度依赖抽屉、卡片、索引却要不得，因为最终只会导致头脑空虚、思维僵化。
《围城》中李梅亭的大铁箱令读者印象深刻，箱子内一只只小抽屉里像图书馆目录一样的白卡片更是李梅亭夸耀的“法宝”，声称“只要有它，中国书全烧完了，我还能照样在中国文学系开课程”
。后来他真的凭借这些抽屉卡片在三闾大学开设“先秦小说史”课程。不是无知妄为到疯狂的程度，断不会为小说尚未正式出现的先秦梳理小说史。这种肆无忌惮荼毒无知学子的行径令人瞠目。
尚有人视谈话对象不同而分别确定谈话的内容和策略：
我会对科学家谈发明，对历史家谈考古，对政治家谈国际情势，展览会上讲艺术鉴赏，酒席上讲烹调。不但这样，有时我偏要对科学家讲政治，对考古家论文艺，因为反正他们不懂什么，乐得让他们拾点牙慧；对牛弹的琴根本就不用挑选什么好曲子！
对科学家谈发明之类的，不见得是真懂行，而是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的变色龙策略，既是投其所好、见风使舵，又可假充内行。而对科学家讲政治、对考古家论文艺，则有扯大旗作虎皮的唬人之势。
类似情况至今仍有生存空间：学术研讨会上某些行政领导致辞，在表达欢迎与支持之余，全然不顾隔行如隔山，非要似是而非地谈一谈和研讨会相关的学术领域不可，仿佛不如此显不出自己的亲民与博学。一些到处赶场子、追求曝光率的“明星”学者，到国外一律讲中国的轶闻趣事，回到国内谈的全是在国外的见闻观感，从不在真正的学术平台上发声，甚至压根儿不研讨任何实质性的学问，只是忙于在国内外学术圈穿梭露脸，却俨然一副志得意满的模样。
近代以来中国加紧学习外国科技、文化的步伐，西方历时性发展了几百年的科技、文艺成果并时性传入中国，许多人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或者生搬硬套西方标准分析中国作品，导致食洋不化，幽默文学的受追捧即是一例。钱锺书谓：“自从幽默文学提倡以来，卖笑变成了文人的职业。幽默当然用笑来发泄，但是笑未必就表示着幽默。”
“卖笑”语带双关，一方面说不理解幽默文学实质的人简单地将幽默等同于制造笑点；另一方面讽刺对幽默误解更深者在创作中专以声色媚人，致使文学堕落到与娼妓齐平的境地。针对20世纪20、30年代林语堂等人大张旗鼓地倡导幽默文学的做法，钱锺书不赞同过分夸大幽默的社会功能，也看不惯假充幽默的文坛乱相。他推崇“别有会心，欣然独笑，冷然微笑”
的真幽默，强调幽默本是一种健康心态，有笑对人生的洒脱，能反躬自省、自我解嘲；反对把幽默当作一项严重的事业煞有介事地去经营。
钱锺书工笔刻画古往今来文人自负的若干表现：有好名矜气者的高谈阔论、虚张声势；有好为人师者的一知半解、名实不副；也有面谀背毁者的口蜜腹剑、两面三刀。
《谈艺录》中曾分析过名士才人的好名矜气：
名士才人互相推挹，而好名矜气之争心，终过于爱才服善之雅量。故虽“文章有神交有道”，如李、杜、苏、黄，后世尚或疑其彼此不免轻忌，况专向声气标榜中讨生活者哉。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早已指出：“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暗于自见，谓己为贤”
。钱锺书对“专向声气标榜中讨生活”的做法不以为然。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文人讲恋爱，大半出于虚荣，好教旁人惊叹天才吸引异性的魔力。文人的情妇只比阔人的好几辆汽车、好几所洋房，不过为了引起企羡，并非出于实际的需要。”
普通人婚外出轨多出于一种占有的虚荣，文人除此之外——更准确地说，在此之上——还多了一层对虚名的企盼。
《小说识小》从《西游补》中孙行者向自己“唱喏拜谢”
引申开来，联想到现实生活中人的自负，表现得最突出的当推文人。钱锺书从古说到今，从中外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说到现实中的诗人作家，又说到自己的中外友人，可见极端敬畏自己以至自恋程度的人无论在文学作品里还是现实生活中都不乏其例。
文人对名声的热切企望还体现为高谈阔论大家巨子以虚张声势：
谈艺者亦有“托大家”、“倚权门”之习，侈论屈原、杜甫或莎士比亚、歌德等，卖声买誉，了无真见，以巨子之“门面”，为渺躬之“牌坊”焉。
假充内行或者引大家巨子为知音的行为，说到底不过是一种作秀。《说笑》一文对其动机的论断十分到位：
大凡假充一桩事物，总有两个动机。或出于尊敬，例如俗物尊敬艺术，就收集骨董，附庸风雅。或出于利用，例如坏蛋有所企图，就利用宗教道德，假充正人君子。
文人学者之“托大家”“倚权门”则兼具上述两种动机：出于尊敬的成分少一些，出于利用、附庸风雅的愿望却强烈得多；但终因了无真见，只能拉大家巨子来装点门面，无意也无法深入到研究的内层。
钱锺书曾指斥部分历史研究者趋时的不良倾向：“别以为历史家好古，他们最趋时，他们所好是时髦的古代，不时髦的古代，他们也不屑理会的。”
趋时的历史家不从历史研究本身出发，而是有针对性地选择研究对象，以时髦的古代为尚，严肃的学术研究不幸为追名逐利的功利心所压制。
他论及学问的所谓“捷径”，“在乎书背后的引得，若从前面正文看起，反见得迂远了”
。引得诚然重要，但以它径直取代正文，后看、甚至完全不看正文，看似讨巧，实则与扎扎实实做学问的理念南辕北辙。钱锺书在评论古今英国旅行家合传兼游记选《游历者的眼睛》（The Travellers’Eye）一书时，貌似平淡地写道：“这本书有‘引得’，可是所注页数，没有一个对的，相差两三页以至五六页不等。错得如此彻底，也值得佩服。”
该断语犹如掌掴，字字见血。
他还借小说中人物之口不留情面地批评文人学者的假客气、真虚荣：
我不比你们文人学者会假客气。有种人神气活现，你对他恭维，他不推却地接受，好像你还他的债，他只恨你没有附缴利钱。另外一种假作谦虚，人家赞美，他满口说惭愧不敢当，好像上司纳贿，嫌数量太少，原璧退还，好等下属加倍再送。
分别用商人放贷收债和为官者贪心纳贿作比，突出表现文人学者的爱慕虚荣，对名望的热衷像无良商人一样势利，像贪官污吏一样贪婪。
钱锺书在书评文章《作者五人》中提道，自己梦想着写一本讲哲学家的文学史，并规划取舍标准：
一切把糊涂当神秘，呐喊当辩证，自登广告当著作的人恐怕在这本梦想的书里，是没有地位的，不管他们的东西在世界上，不，在书架上占据着多大地位。
想写一本讲哲学家的文学史，钱锺书在别处也数次提及这一愿望，显示出他打通文学、历史与哲学学科界限的思路和气魄。哲学家探究哲学问题而能出以文学笔致的不是孤例个案，所以他才会打算写一本书进行专题探讨。在设想中，他将不会关注那些一知半解、虚张声势、自欺欺人的所谓哲学家，倒不是因为文笔不够好，实则是他们名不副实。
《〈写在人生边上〉序》中说：
人生据说是一部大书。
假使人生真是这样，那末，我们一大半作者只能算是书评家，具有书评家的本领，无须看得几页书，议论早已发了一大堆，书评一篇写完缴卷。
书评家本应做沟通作者与读者的桥梁，以“书”为对象，介绍并分析其形式和内容，就其知识性、思想性、艺术性和学术性进行评骘，需要对所评论的书及其作者予以同情的理解，有些书评家却以“指导读者、教训作者”
的导师自居，书无需看得几页，议论却早已发了一堆，正所谓人之患在好为人师。
《灵感》中论及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人对待买书的不同态度：
只有中学生，……才肯花钱买新书、订阅新杂志。至于大学生们，自己早在写书，希望出版，等人来买了。到了大学教授，书也不写了，只为旁人的书作序，等人赠阅了。比大学教授更高的人物连书序也没工夫写，只为旁人的书封面题签，自有人把书来敬献给他们了。
以读书、教书为本职工作的大学生和大学教授却偏不肯买书，显示出知识界已然化身为名利场，本职工作沦为业余，大家都压根儿不肯买书也不愿读书，更无意从事严肃、艰深的学术研究。
钱锺书因袁枚生前身后分获赞誉、诋毁两重天，以及学生、朋友辈的恩怨离合而生感慨：
夫面谀而背毁，生则谀而死则毁，未成名时谄谀以求奖借，已得名后诋毁以掩攀凭，人事之常，不足多怪。
将面谀背毁、生谀死毁、未成名时谄谀而已成名后诋毁视作“人事之常”，对人性的洞察颇为深刻。《围城》中孙柔嘉与室友范小姐都在背后不停地说对方坏话，当面却又表现得非常要好。当柔嘉离开三闾大学时，范小姐挽着她的手相送，亦相约彼此通信。二人当面与背后判然有别的表现，就是钱锺书为“面谀背毁”所作的生动注脚。亲历过一系列政治运动的钱锺书因对面谀背毁有切身感受，感触自然更深切。
钱锺书赞同并称引希罗多德《史记》中所言：“有闻必录，吾事也；有闻必信，非吾事也。”
强调治史需广为搜罗，力争竭泽而渔，但同时又要有鉴别有取舍，不能盲从偏信。又说：“不论一个时代或一个人，过去的形象经常适应现在的情况而被加工改造。”
历史著作、回忆录等所载与历史真实之间存在不易弥合的缝隙；以虚构性见长的文学中更是常常出现不足凭信的情况。
他深具见地地指出：“我们在创作中，想像力常常贫薄可怜，而一到回忆时，不论是几天还是几十年前、是自己还是旁人的事，想像力忽然丰富得可惊可喜以至可怕。”
这种“创造性记忆”，在旅行记和名人传记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些出洋游历者强充内行或吹捧自我，所写的旅行记——像大名流康有为的《十一国游记》或小文人王芝的《海客日谭》——往往无稽失实，行使了英国老话所谓旅行家享有的凭空编造的特权（the traveller’s leave to lie）。“远来和尚会念经”，远游归来者会撒谎，原是常事，也不值得大惊小怪的。
人怕出名啊！出了名后，你就无秘密可言。什么私事都给采访们去传说，通讯员等去发表。这么一来，把你的自传或忏悔录里的资料硬夺去了。将来我若做自述，非另外捏造点新奇事实不可。
不少写作者缺乏明确的文体意识甚至有意为之，不区分实录性的游记和以虚构见长的文学创作，致使许多名义上的旅行记无稽失实。更有采访者专事刺探名人隐私，名人本打算将这些私事放进自传类作品中去吸引读者眼球的，却被别人先行报道出来，等做自述时只好向壁虚构、凭空捏造另外的故事了。
钱锺书指出，“游历是为了自己，而游记是为旁人写的；为己总得面面周到，为人不妨敷衍将就。”
又说，在所谓的“新传记文学的时代”，人们为别人做传记时不忘表现自己，作自传时又任意杜撰或传述别人，“逞心如意地描摹出自己老婆、儿子都认不得的形象，或者东拉西扯地记载交游，传述别人的轶事”
。给别人做传记时夹带私货，借以发挥自我；做自传时则臆造拼凑，或者生拉硬扯，以注水的方式塞入一些不相干的东西。他又说：“在收藏家、古董贩和专家学者通力合作的今天，发现大小作家们并未写过的未刊稿已成为文学研究里发展特快的新行业了。”
所谓“并未写过的未刊稿”，即假学术研究之名，行弄虚作假之实。
钱锺书亦尝试给出撰著自传的正确途径：
我们须要捉住心的变动不居，看它在追求，在创化，在生息，然后我们把这个心的“天路历程”委曲详尽地达出来；在文笔一方面，不能太抽象，在实质一方面，不宜与我们的专著相犯，因为自传的要点在于描写，不在于解释，侧重在思想的微茫的来源（psychological cause），不在思想的正确理由（logical ground）。
该论述称自传的要点在于描写，不在解释，从文体学的角度指明了自传最根本的特征；说自传侧重回溯并梳理思想微茫的来源，而不在给予思想以正确性的论证，真切地抓住了关键，也揭示出许多自传之所以会不实的根本原因。
钱锺书敏锐地指出，文学史撰著、文学批评与文学作品编选中常有名不副实的情况发生：“评选者的懒惰和懦怯或势利，巩固和扩大了作者的文名和诗名。这是构成文学史的一个小因素，也是文艺社会学里一个有趣的问题。”
并非所有的评选者都别具手眼，事实上评选者的懒惰、懦怯或势利很难根除，陈陈相因在诗文选集的编纂与文评中数见不鲜，遂导致文学史上不实的情况屡有发生。
钱锺书秉持明确的文体意识，一方面强调历史著作与自叙传作品对求真、求实的追求，另一方面也认可虚构性在文学创作中的价值。无论东西方都强调小说的虚构性，中国旧时称小说和私家记载的逸闻琐事为稗官野史，就是强调小说道听途说、街谈巷议的出处与虚构性特征。英语中用以指称长篇小说的fiction，通常指的是人物与情节均为虚构的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