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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要依据“读者”的感受做出评判，自古有之，也并非什么新鲜事，如我国三国时期的佛经翻译家支谦就曾说过：
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
由于古罗马帝国没有自己的诗歌、戏剧等文学形式，为能弥补这一缺憾，在用武力征服他国后便开始了大规模的拉丁语翻译活动，出于占领者的霸主心态，也将他国文化视为可被任意宰割的战利品，力主意译法，在翻译古希腊作品的过程中自然就产生了“与原作媲美”“超越原作”的想法，可随意改变原作的内容和风格（Wilss 1977，2001：29）。古罗马著名修辞学家西塞罗根据其演说与修辞学的原则，认为译者必须兼顾到译入语读者的语言习惯，用符合译文读者习惯的语言来打动听众。荷兰人文主义学者伊拉斯谟（Erasmus 1466？—1536）早就指出译文当兼顾读者需要；德国宗教改革的领袖马丁·路德（M.Luther，1483-1536）也持同样的观点；勒菲弗尔认为翻译旨在影响本国文化的发展；被尊为“自由翻译派的总代表”法国的阿伯兰库也主张译文应当迎合译入语读者的口味，强调文学作品的可读性（参阅Lefevere 1992b/2010：6，8）。英国桂冠诗人、译坛巨星德莱顿（Dryden 1631-1700）等也曾论述过翻译中的“读者”因素，认为检验译品是否合格在很大程度上要看读者的反应（谭载喜2002，2005：141，232）。
俄国的彼得大帝（King Peter 1672-1725）也主张采用意译法，要求译文能使俄语读者明白易懂（谢天振1999：44）。泰特勒（Tytler 1747-1814）在界定“优秀的翻译”时也曾指出：给译作读者以原作读者的感受。后现代哲学的滥觞者、德国哲学家尼采（Nietzsche 1844-1900）早就在他的“唯意志论”“权力意志说”“超人哲学”等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他的“再创作”翻译思想，认为在翻译中不能盲从作者，更不要拘泥于原作，译者应当完全放开手脚，充分体现自我意志的力量和冲动。
苏联翻译家费道罗夫（Fedorov 1955：45）在《翻译理论概要》中也指出，俄国在18世纪下半叶就曾盛行“适合俄国口味的译风”，他说：
尽量使译作接近读者，使读者忘却这是译作，消除译作与创作之间界限。
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也论述翻译中应强调“读者”因素，他指出：
衡量译作质量首先应当考虑的是，检验译文读者会做出什么反应，然后将译文读者的反应与源文读者的反应加以比较。
这些学者的观点对姚斯和伊泽尔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在后现代哲学思潮的推动下进一步发展出“读者反应论”的翻译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