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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哲的“第四转向：后现代思潮”大致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该思潮继承了尼采（Nietzsche 1844-1900）的衣钵，主张“造反有理”，大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气概，惯于逆向思维，勇于反抗传统，提出了一系列新鲜观点，确实让人们大开眼界，打开了人们看世界的另外一扇窗。这折射出了他们的非凡智慧。但在这些反传统的观点中，也着实带有很多“标新立异”的倾向，露出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痕迹，为“新”而新，为“异”而“异”，为“惊”而“惊”，往往使得某些观点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带来了难以避免的“胎里疾”。
随着后现代哲学思潮的滥觞，文学创作和评论率先入流；又因文学作品需要借助翻译才能在全球传播，译界很快对其做出反应，一批有识之士顺势而为创立了后现代译论，德里达、福柯、巴尔特等还直接把翻译问题视为哲学问题。本书所说的“后现代译论”是一个上义词，包括若干不同的分支学派，大致相当于很多学者所说的“文化派”和“哲学派”（参见廖七一2010：10-16），包括谢天振（2008）所论述的第二章至第七章的内容。
译者首先是读者，因此“读者中心论”蕴含“译者中心论”。
法国17世纪的著名学者阿伯兰库（Ablancourt,Parrot de 1606-1664）就曾批评过传统的忠实论（又叫“奴性模仿”Servile Imitation），论述了新的翻译观，他说（Lefevere 1992：6）：
I do not always stick to the author's words,nor even to his thoughts.I keep the effect he wanted to produce in mind,and then I arrange the material after the fashion of our time.Different times do not just require different words,but also different thoughts.（我并不总是坚守原作者的词语，甚至也不坚守他的思想，而只想保留他想产生的效果。然后根据我们当代的时尚来组织材料。不同的时代不仅需要不同的词语，而且还需要不同的思想。）
这似乎可视为后现代译论的先声。法国翻译家雅克·德利勒（Jacques Delille 1738-1813）曾说过一句名言（Lefevere 1992b/2010：9）：
Extreme faithfulness in translation results in extreme unfaithfulness.（翻译的极端忠实会导致极端的不忠实。）
这就宣告了传统翻译观所追求的“忠实论”梦想之破灭。
巴尔特（Barthes 1915-1980）认为，文本生成之后，作者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这就是他那著名的“作者已死”口号的含义。既然作者已不再对文本产生作用，文本意义只能产生自读者的阅读，这就有了“源文须依赖译文而存活”的说法（廖七一2000：80）。而读者又有各自的文化背景和语言水平，原作品的意义不可能像索绪尔所说那样“在封闭文本中求得”“固定不变”，而主要是由译者决定的。若再经过翻译环节，跨越了语言，就会有不同的表音、表形、句法等方法，各民族就会有不同的表意方式，这就从理论上否定了客观主义者所说的“翻译镜像”现象。在此背景下，翻译的“忠实性”也就变得可有可无。
若再沿此思路走下去，译文就不再是源文的附庸，源文反而要依赖译文才能在异国文化中获得“新生”（Revitalization），翻译使得原作者（Source Author）获得了“再生”（Afterlife）。于是乎，“翻译是再创作”“译者即作者”也就顺理成章地登场亮相，译者从而就取得了与作者平等的地位，甚至还可能超过作者的地位。勒菲弗尔（Lefevere 1992b/2010：2）指出：
Translation is not just a window“opened on another world”，or some such pious platitude.Rather,translation is a channel opened,often not without a certain reluctance,through which foreign influences can penetrate the native culture,challenge it,and even contribute to subverting it.（翻译不仅是“开向另外一个世界”的窗口，或诸如此类虔诚的老生常谈，常是很不情愿地打开了一个通道，异国的影响可通过它渗透到本土文化之中，挑战它，甚至要颠覆它。）
法国的著名文学家雨果（V.Hugo 1802-1885）则说得更明白（Lefevere 1992b/2010：2，14）：
When you offer a translation to a nation,that nation will almost always look on the translation as an act of violence against itself.（当你向一个国家提供一个译文，那个国家将总会视其为对自身施暴的行为。）
想一想，原作者能做到这一点吗，这只能是译者之所为！如此而言，译者在译入语文化中发挥了超出原作者的社会功能，他不仅引进了他国的新词语，而且引进了异邦的新思想、新写法，起到了拓展本国文化的作用，此话就一点也不言过其词了。
据此，持后现代思潮的翻译理论家认为，翻译的目的不在于“求同”，而在于“存异”，当以“异化翻译”为主，这就从另一个角度阐述了翻译活动的本质与规律。正如德国后现代哲学家本杰明（Benjamin 1923）所指出的：
There it is a matter of showing that in cognition there could be no objectivity,not even a claim to it,if it dealt with images of reality；here it can be demonstrated that no translation would be possible if in its ultimate essence it strove for likeness to the original.（据此明显可见，在认知中无客观性可言，甚至连可算作客观性的东西都不存在，因为认知处理的是现实的意象。这也说明，如果翻译的终极本质在于力求与原作相同，那么这样的翻译断不可能。）
这就道出了译作中的客观性是不存在的，当以“求异”为主的思想。
美国后现代文学理论家兼翻译家斯皮瓦克（Spitvak 1976）在翻译德里达《文字学》的译者前言中，依据德里达的观点指出：文本没有固定的同义性，缺乏稳定的源文，因此翻译不可能完全实现意义的转换，他还进一步论述了翻译具有语言暴力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