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潘文国

在中国外语界，著述最勤奋、成果最丰硕的学者，王寅教授当可算一位。特别是近几年来，他的著述犹如井喷，一部部动辄百万多字的巨著陆续问世，令人钦佩不已。而且涉及范围相当之广，从语义学，到CL、认知语法、构式语法，再到语言哲学、对话句法和体认语言学，而且都领风气之先，在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在惊叹他旺盛的科研能力还将走向何处的时刻，一部沉甸甸的书稿又出现在我的案头，他的新著《体认翻译学》。而且他来电恳挚希望我为他的新著作序。

看到他这么多著作一部部出来，我除了佩服之外几乎没有什么话可说。不过我倒是很感兴趣他是怎么写出这么多的书来。仔细读了他的书稿，我倒是悟出了三条，不知能不能算是我对他治学方法的发现？也许值得其他有志于研究和著述的年青学子们参考。

第一条是穷尽性的读书。要著书首先要会读书，或者说，只有会读书才能著书。从事学术研究尤其不是偶而翻到几本新书、脑袋一拍就能做出来的。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诗文创作尚且如此。钱锺书写出《管锥编》煌煌四册，那是建立在几百册、几万页的中外文读书笔记之上的。王寅教授也是如此。他之所以能够进入一个又一个的领域，那是建立在一本本死啃相关领域的尽可能完备的重要原著基础之上的。他也做笔记，自己称之为“豆腐干”，一个领域就有数百块“豆腐干”。他说，这“既是他自己的科研经验，也是教授学生的学习方法”。这样一种踏踏实实的治学精神，是现今这个浮躁社会所特别欠缺的。

第二条是善于梳理史料。读了书，特别是读了许多书以后，怎么才能变成自己的？我发现王寅教授特别善于归纳整理，做成醒目的表格。在本书里，几乎每一个章节的后面都有一个或几个图表，把相关问题或相关理论的历史发展做成图表。使读者（其实我相信首先是使作者自己）一目了然。在本书中我们可以见到许多这样的图表，如西方哲学史、翻译研究史、西方翻译史、中国翻译史、直译意译史、等值论诸家观点、归化异化论、后现代译论等等，作者甚至一口气整理出近五百条关于翻译的隐喻。理论著作要写得通俗易懂不容易，图解法是一种很好的实践。不知道这能不能说是“王氏研究法”的一个特色。

第三条是从书缝间读出不足来，从而提炼出自己的观点。同样读书，食之而化与食之不化的区别在于能不能钻进去之后再跳出来，发现前人的不足从而提出自己的主张。中国外语界学习研究外国理论的甚多，但真正能够进得去出得来的不多，多数是被外国理论牵着鼻子走，也就是吕叔湘先生所说的“跟着转”。语言学从结构语言学、生成语言学、功能语言学到CL，翻译学从语言学派、文化学派到后现代诸学派多是如此。而能不能在读书过程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前进的标志之一是能不能、敢不敢提出新的术语和主张。王寅教授就是在学习外国理论之后有所发现、有所突破的一个。就本书所涉，至少有如下三点。

第一点是他在CL领域的突破，已进入“体认语言学”的新视野。这在他以前的书中也提到过，就是提出了“体认”的概念。所谓“体认”是“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这八个字的简缩，但却是一个提高了的概念。多年前，有一次我与王寅教授谈起过语言世界观和CL的异同问题。我们发现，语言世界观学说认为人通过语言认识世界，其顺序是“现实—语言—认知”，而CL认为人通过认知认识世界，然后用语言加以固化，其顺序是“现实—认知—语言”，两者的第二、第三步次序正好相反，这问题怎么看？其实两者都有不足。语言世界观认为人通过语言认识世界，好像这个语言是个现成的东西，却没有回答这语言本身是哪里来的；而且将语言视为认识世界的工具，又把语言看作静态或固化的东西，这与语言世界观创始人洪堡特提出的“语言不是产品，而是活动”也不符合。因此我在依据语言世界观给语言重新下定义的时候（见潘文国《语言的定义》，2001年）强调“语言是人类认知与表述世界的方式与过程”，希望能有所弥补。另一方面，CL认为语言是人通过认知产生的，讲了很多认知方式与语言产生的关系，但语言产生之后怎样，对认知有什么反哺，却语焉不详。王寅教授提出体认观，把体验与认知结合起来，并且强调多重互动，实际上是从辩证法角度赋予了西方CL以新的生命力。这个概念是王寅教授（与他的团队）的独创，可从这个词（“体认”）无法翻译成英文看出来。英文有“体验”（experience或embodiment），有“认知”（cognition），但没有“体认”，这需要像德里达创造différance那样来造。

第二点，王寅教授将他的体认观引入翻译，提出了翻译的一个新定义：“翻译是一种特殊的、多重互动的体认活动，译者在透彻理解源语语篇所表达的有关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中各类意义的基础上，将其映射进译入语，再用创造性模仿机制将其建构和转述出来。”这里的“多重互动”，就体现了他的新认知观，这个提法比较好地解释了翻译过程的最大特点，用当代翻译学前驱、荷兰学者霍尔姆斯的话来说就是，“翻译过程是个作决定的过程，一个决定接着一个决定”。或者借用严复的话来说，“一名之立，旬日踟蹰”，旬日之间，一个词（也包括一个短语、一个句子或者更多的内容）的译法不知要转过多少弯，在头脑里反来复去，这是任何现代仪器如眼动仪等记录不下来的。用“多重互动”（王寅教授指在“认知世界”和“现实世界”两个世界之间，当然也包括在两种语言之间）从理论上比较好地解释了这个现象。几年前我提出近几十年来翻译研究经历了几个转向，从“作者/源文”转向，到“读者/文化/目的语”转向，再到“译者”转向，到了21世纪则产生了“翻译过程”转向。但翻译过程研究迄今仍未见到很好的理论。王寅教授这本论著可以说填补了这一空白。

第三点是他接受以色列翻译学家图里的说法，用“映射”（mapping）一词来解释翻译行为本身，这就突破了以往“直译、意译”“归化、异化”以及“等值、等效”等狭隘和机械的观点，也跳出了“可译/不可译”的争论。事实上，根据CL和体认语言学所基于的语言世界观，两种语言之间不论在哪个层面，是不可能完全一一对应的，只是差别的大小不同。翻译家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找到合适的匹配而已。这个“匹配”，王寅教授用CL的术语“映射”，而我用的词是“合”（见潘文国《译文三合：义、体、气》，2014），但我们选用的英文词都是mapping，这也可说是不谋而合吧！由于是mapping，因此两头都不可或缺，一头是源文，一头是译文，因此具体的翻译只能是“创造性模仿”或“仿创”，“仿”是针对源文的，说明翻译无论如何不能脱离源文；“创”是针对译文的，它是在译文语言里的运作，在不脱离源文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发挥译文的优势以做到最好的mapping。因此王寅教授的定义，可以说是翻译过程研究的一个新的而且颇有说服力的成果。

但是翻译过程研究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得多。上面引的霍尔姆斯的那段话其实没有引完，完整的引文应该是：“翻译过程是个作决定的过程，一个决定接着一个决定，到了某个点以后，翻译就开始产生了自己的一套规则，有的决定已不需考虑就可作出，而且往往可以看出原来看不到的问题。因此不管翻译的结果怎么样，换一个人照样还可以翻译，不一定更好或更差，但肯定不同。其不同决定于译者本身的素养、最初的选择，以及两种语言彼此锁住（interlock）。翻译开始走自己路的那些点，它既不在源语，也不在目的语，而在中间的那片灰色地带”（参见Holmes 1988：59）。我最感兴趣的是最后那句话，即“两种语言彼此锁住（interlock），翻译开始走自己路的那些点。它既不在源语，也不在目的语，而在中间的那片灰色地带”，我们做过具体翻译的都有过这样的体会，开始的时候是“人在做翻译”，但做到后来慢慢变成了“翻译做人”，即不知不觉被自己的翻译牵着鼻子走。我认为这是研究翻译过程中最值得探讨也最引人入胜的问题。但迄今还没有人能对此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期待王寅教授和他的团队以及广大研究者能沿着这个思路再往前走一步！

是为序。

2018年5月1日
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