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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记得，《吉尔伽美什》中人类始祖乌特那庇什提牟曾讲过一个洪水神话，但我们不知道，这个神话是对恐怖自然灾难的追忆，还是只是远古人类想象的产物，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神话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通过什么人，从两河流域传播到整个中东地区，又从中东传播到世界各地的。我们只知道，希伯来人的《旧约·创世记》中也讲述了一个同样的洪水故事，但它似乎讲述得更好，令人印象更为深刻，因为讲述者（匿名的犹太祭司们）将它纳入了一个更玄妙、更广阔的宇宙框架中，并赋予了它某种道德意蕴。
按照当代英国行走文学作家麦克法伦的说法，“《创世记》就是当时的探险航行日志”。其实，《旧约》中与旅行有关的文字记载，除了《创世记》外，还有《出埃及记》。这两个文本合起来，至少记述了希伯来人的三次流浪，虽然每次流浪的时间和规模不一，记录的细节详略也不尽相同，但其隐含的主旨基本一致：人类（希伯来人认为自己是神从人类中选出来的“特选子民”）永恒的命运就是流浪。这可能与希伯来这个民族的起源有着一定的关系。据考证，希伯来人的祖先原先住在阿拉伯沙漠上，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离开居留地进入西亚的肥沃平原，游牧于幼发拉底河流域。因此，希伯来人的含义就是“从河那边来的人”，一说为“流浪者”，这个称呼来自迦南人。而犹太-希伯来的全部历史从根本上说也就是一部集体流浪或流散（diaspora）的历史。
有关希伯来人第一次流浪的记录，相对来说比较简略，讲述了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违背耶和华的命令，经不起蛇的诱惑，偷吃了禁果，因而被赶出伊甸园，从此开始了在大地上的流浪。
第二次流浪的情节与《吉尔伽美什》后半部的洪水神话非常相似。讲述者用典型的《圣经》文体和风格，讲述了一个漂流故事，境界宏阔，想象生动，叙事庄严而又简洁，该有的细节全讲到了，包括洪水发生的原因，具体的时间、地点、人物和情节，读来惊心动魄。“当挪亚六百岁，二月十七日那一天，大渊的泉眼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四十昼夜降大雨在地上……”然后讲到了水势之浩大，“天下的高山都被淹没了”；洪水延续的时间之久，“在地上共一百五十天”。幸亏挪亚遵照神的旨意，早已建造好一只巨大的方舟，其大小及排水量约为泰坦尼克号的五分之三。他将一家八口连同各种飞禽走兽的“种子”（雌雄各一对）带进方舟，在水上漂流了整整五个月。之后挪亚开启了方舟的窗户，放飞鸽子，试探水情，直到鸽子衔来橄榄树叶，才知道洪水已经消退，于是全家出了方舟，看见天边七色彩虹升起。这时距离他们进方舟已经过了一个阴历年零10天（370天）。
第三次流浪记述在《旧约·出埃及记》（Exodus，意即“出离”“离开”）中，它也是三个“旅行故事”中时间最长，情节最复杂、详细和曲折的。《出埃及记》记载了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受苦，但神借摩西的手救他们离开这个受苦之地的全过程。
整个记述有两条线索贯穿其中。第一条是关于首领摩西的个人成长史。叙述者讲到了他作为“漂流儿”的神秘出身，以及他如何得到启示，领受使命，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穿越西奈沙漠，制订“摩西十诫”，最终抵达约旦河东的经历，展现了一个集先知、宗教领袖、军事首领、立法者和演说家于一身的远古部族英雄的崇高形象。
第二条线索是关于希伯来作为一个整体的民族流散史。这是一段长达四十年之久的、在沙漠和旷野的旅行，称得上艰苦卓绝，超越了人类所能承受的生理和心理极限。它不仅是水平的空间移动，也是垂直的精神追求。流散过程中有信仰，有动摇，有诱惑，有奇迹，有怀疑和背叛，也有惩罚和承诺。
并非所有的希伯来人都像摩西那样，有着强烈的信念和使命感。就像所有的集体旅行一样，尽管总体目标一致，但每个人生理和心理准备的程度不同，各自的打算也不一样。大多数人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拖儿带女，带着家中的牲畜和锅碗瓢盆仓促上路的。他们已经做惯了奴隶，忘记自己的民族身份了。要不是法老的统治过于暴虐，摩西显示的神迹过于奇特，他们才不想离开这个祖辈已经生活了四百年的埃及呢。有些人随大流，只是因为离开集体他们就无法生存。有些人虽然向往那个流着奶与蜜的“应许之地”（the promised land），但一想到前有红海，后有追兵，就抱怨首领把他们带上了绝路。有些人盼望着上天能像下霜一般，天天降下洁白香甜的“吗哪”，解除自己长途跋涉的疲乏劳顿。更多的人希望经常看到奇迹，一旦没有了奇迹，他们就觉得信仰无所依傍了。甚至摩西的亲弟弟艾伦，也趁摩西上西奈山领受“十诫”的时候，背叛了自己的兄长和首领，鼓动民众用金银珠宝铸造了一头金牛（是否与华尔街上的那个著名雕像有渊源关系？）作为新的崇拜对象，围着它载歌载舞。
《出埃及记》的作者冷静而客观地记录了上述这一切，没有隐瞒，没有粉饰。他显然洞悉人性的弱点，知道要把一群“小信”的乌合之众规训为一个有大信的民族，该有多么的不易。那么，这个由犹太教祭司写下的旅行记，其中究竟有多少真实的成分，有多少虚构的因素？摩西的魔杖真有如此大的神力，能分开红海，让波浪如墙壁般竖起，形成一条拱形通道，使大队人马得以顺利通行吗？他从西奈山上得到的“十诫”，那两块石板上的文字真的是上帝用闪电刻写上去的吗？对于诸如此类的记载的真实性，我们不得而知，也无法考证。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以色列人追求的那个流着奶与蜜的“应许之地”，不仅是地理上的可能空间，也是心理意义上的象征空间。以色列人“出埃及”既是本民族从奴役走向自由的历史写照，也揭露或折射了人类历史的某些奥秘。在后世西方文学中，“出埃及”成为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的原型象征。几千年来，在每一个族群走向民族解放的道路上，我们都仿佛能看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影子；在每一声自由的召唤背后，我们都能隐隐听到“应许之地”的回声激荡。喜欢音乐的读者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不妨听一下克罗地亚音乐家马克西姆为同名电影弹奏的钢琴协奏曲，以加深对这段悲壮历史的理解。
上述《旧约》中的三个旅行故事，隐含了一条希伯来精神的脉络，这就是关于罪与罚、拯救与恩典、信仰与堕落的宗教叙事。伊甸园神话叙说的是作为个体的人的原罪和流放，挪亚方舟传说讲述的是一家八口的漂流和得救，而《出埃及记》记载的则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民族的大流散，期间的彷徨与迂回，启示与迷茫，以及最终的抵达。其中的教谕不言自明。通过流浪、流散或旅行，从现实世界移动到可能世界，或许是改变命运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