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汉字文化圈中的漂海录

郑和下西洋的年代，与朝贡体系并行不悖的，还有汉字文化圈 。当时用汉字书写历史并在文字上受汉字影响的国家（民族），主要包括越南（唐朝册封为安南）、朝鲜（明朝册封为朝鲜）、倭（唐朝册封为日本）、泰国、蒙古和琉球。生活在这个文化圈中的人，虽然未必都会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但多半能认读汉字，而文人和官吏，则不但精通汉文化，还能与中国人作“笔谈”，即通过书写来进行跨文化的沟通。多亏了“笔谈”这种特殊的交流方式，一个因海难而漂流到中国沿海的朝鲜文官，获救上岸后才能证明自己的身份，且因祸得福，受到了大明皇帝的接见。

1488年，朝鲜五品文官崔溥从济州岛登船，回老家奔丧。起航之日风浪很大，有人劝他放弃这次远行，等风浪平息再说。但崔溥身为朝廷命官，又是坚定的儒家信徒，深知忠孝在礼法社会中的位置，还是下令起锚。他自然不会知道，这个决定将给自己和41名随行人员带来怎样悲惨的命运。出海不久，即遇狂风暴雨。雨水下注，怒涛上扑，船只时而被大浪抛向阴云密布的半空，时而又被扔下黑暗恐怖的深渊。船舱漏水，帆断樯折，加之断水断粮，饥寒交迫，真是生不如死。好不容易漂近中国东部沿海，又遇上一伙海盗，海盗将船上所有值钱的东西掳掠一空后，扬长而去，任他们重新漂入大海。终于，老天有眼，12天之后他们漂流到了今浙江省三门县沿海的牛头洋，被当地人救起。在经历了被怀疑、羞辱、呵斥，以及私下盘问、当堂质询、印信查验、三司会审后，当地官府终于相信他们不是流窜的倭寇，而是来自藩属国朝鲜的客人。之后，崔溥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他获得了贵客礼遇，被护送到北京，受到大明皇帝接见。然后又从辽东归国，获得自己国王的奖掖，并应国王之命写出了他的《漂海录》。

《漂海录》在古代朝鲜受到极大重视，从公元1571年至1896年，先后印行过5个版本。日本早在1769年（即清乾隆三十四年）就将此书译成日文，即《唐土行程记》。美国则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出了英文版《锦南漂海录译注》。而作为朝鲜近邻的中国，却长期对这部记述本土的书卷置若罔闻，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有评注本和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总算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

从旅行文学角度看，我们完全可以把崔溥的《漂海录》称之为“东方的《鲁滨孙漂流记》”，但此举貌似褒奖，其实反而降低了它的身价。因为事实上，前者比后者早了约230年，或许将《鲁滨孙漂流记》称为西方的《漂海录》更为恰当。更为重要的是，崔著通篇全是实录，没有虚构。崔溥在海上漂流4000余千米，在中国淹留135天，每一天、每个字都浸泡了海水、血泪，蕴含了丰富驳杂的信息，涉及明弘治初年中国的国情，包括政制、海防、司法、运河、交通、城市、地志、民俗以及两国关系等，提供了史籍不载或未悉的资料。借用崔溥外孙柳希春在《漂海录》出版时的题跋，此书堪称“摹写中原之巨笔”。

《漂海录》全书五万多字，以流利的汉语日记体写就，既显示了作者扎实的汉学功底，也说明了一个历史事实，即直到15世纪末，中华文化在汉字文化圈中仍有着强大的辐射力。崔溥精通汉文化，对华夏大陆的地理方位、制度文物、山川河流了如指掌，对许多历史、文学典故耳熟能详，信手拈来，毫不费力，字里行间处处透露出对中华文明的崇敬和向往之情。可见，他在行万里路之前，早已读了万卷书，否则不可能在茫茫大海中，还能判断出自己所处的大致方位，指挥船员往中国方向漂流。

崔溥心思缜密，观察力极强，无论是记述天文、海域、所遇之人、沿途风情民俗，均细致入微，曲尽其妙。比如描述海景，他能写出不同海域色彩的丰富变化：

臣于此行所历沧波，虽若一海，水性水色随处有异。济州之海，色深青，性暴急，虽少风，涛上驾涛，激澓滫㴸，无甚于此。至黑山岛之西犹然。行过四昼夜，海色白；越二昼夜，愈白；又一昼夜，还青；又二昼夜，还白；又三昼夜，赤而浊；又一昼夜，赤黑中全浊……自白而还青以后，风力虽劲，涛不甚高。至还白以后，始有岛礐。岛皆岩壁，谺豀礧砢，上载土，有杂卉香草，蓊蔚长青……

获救上岸以后，他虽说一时被当地人吓得“惊骇耳目，丧魂褫魄”，但其实内心沉静，慌而不乱，一直仔细观察、聆听着周围动静，将押解官兵的装备，经过的城郭、关防之名称，大约里程数等一一牢记于心，故能真实还原现场氛围，给读者以强烈的即视感。

臣从其言，率从者登途而行，则里中人或带杖剑，或击铮鼓。前途有闻铮鼓之声者，群聚如云，叫号隳突，夹左右拥前后而驱，次次递送。前里如是，后里又如是。行过五十余里，夜已央矣……良久，又有一官人领兵拥炬而至。甲胄、枪剑、彭排之盛，唢呐、哱啰、喇叭、铮鼓、铳㷁之声，卒然重匝，拔剑使枪，以试击刺之状。臣等惊骇耳目，丧魂禠魄，罔知所为。官人与许清整军威驱臣等。可三四里，有大屋舍，缭以城郭，如关防然，问之则乃于渎场见桃知所，或云批验所也。城中又有安性寺，止臣等于寺，许留宿焉。

难能可贵的是，他始终坚持儒生本色，不因危难而放弃尊严，弄虚作假。在漂流中发现海盗后，随行人员要他赶紧换下丧衣，穿上官服，以威慑这些不法分子，他坚持不换，理由是：“释丧即吉，非孝也；以诈欺人，非信也。宁至于死，不忍处非孝非信之地，吾当顺受以正。”获救上岸之前，他首先告诫同船的陪吏和军吏，要遵守礼数，不可逾越等级，说：“我国本礼义之国，虽漂奔窘遽之间，亦当示以威仪，使此地人知我国礼节如是。凡所到处，陪吏等拜跪于我，军人等拜跪于陪吏，无有过差。且或于里前，或于城中，有群聚来观者，必作揖礼，无敢肆突！”迂腐的话语中自有尊严，令人不敢轻侮。

在回答当地官府的询问时，他对答如流，显现了对本国地理位置、与邻国的关系的稔熟。他详细讲述了朝鲜对中国文化的传承，尤其是在讲到法律、礼义教育等领域时，简直如数家珍，终于成功消除了对方的疑虑。

又问曰：“汝国用何法度？别有年号乎？”臣曰：“年号、法度，一遵大明。”

……

又问曰：“你国尊何经？”臣对曰：“儒士皆治四书五经，不学他技。”又曰：“你国亦有学校否？”臣对曰：“国都有成均馆，又有宗学、中学、东学、西学、南学，州府郡县皆有乡校，又有乡学堂，又家家皆有扃堂。”又问曰：“尊崇古昔何圣贤？”臣曰：“崇尊大成至圣文宣王。”又问曰：“你国丧礼行几年？”臣曰：“一从朱文公《家礼》，斩衰齐衰皆三年、大功以下，皆有等杀。”又曰：“你国礼有几条？刑有几条？”臣曰：“礼有吉、凶、军、宾、嘉，刑有斩、绞、流、徒、杖、笞，一从《大明律》制。”又曰：“你国用何正朔？用何年号？”臣曰：“一遵大明正朔、年号。”又曰：“今年是何年号？”臣曰：“弘治元年。”又曰：“日月不久，何以知之？”臣曰：“大明初出海上，万邦所照，况我国与大国为一家，贡献不絶，何以不知？”又曰：“你国冠服与中国同否？”臣曰：“凡朝服、公服、深衣、圆领，一遵华服，唯帖里襞积少异。”

在一路北上，去京城面谒大明皇帝的途中，他又详细记下路过的省市、城镇、驿站、村落、河流、桥梁、街道等，并以他所稔知的中国历史、文学典故一一加以比照。如此，他所看到的一个个抽象的地名，就生动、鲜活起来，故去的历史人物、掌故、轶事仿佛就浮现在眼前。比如在途经绍兴等地时，他想到了书圣王羲之、越王勾践，还想到西施美女和范蠡功成身退的五湖，他甚至还知道五湖就是太湖的别称。

或许是第一次到中国的缘故，崔溥对风土人情的观察特别细致，而且善于运用比较法，从市肆物产、宅第民居、冠履服饰、文化程度、丧葬习俗等方面，对南北民风之差异，一一作了详细记述。如讲到南北人的性情差异时，他这样评说：

江南和顺，或兄弟，或堂兄弟、再从兄弟，有同居一屋。自吴江县以北，间有父子异居者，人皆非之。无男女老少，皆踞绳床交椅，以事其事。江北人心强悍。至山东以北，一家不相保，斗殴之声炮闹不绝。或多有劫盗杀人。山海关以东，其人性行尤暴悍，大有胡狄之风。

甚至对不同地方妇女佩戴的首饰，他也作了仔细观察和记述。

首饰，则宁波府以南，圆而长而大，其端中约华饰，以北，圆而锐，如牛角然。或戴观音冠，饰以金玉，照耀人目，虽白发老妪，皆垂耳环。

不仅如此，他还虚心好学。在途经绍兴等地看到湖岸有人用水车灌田，就想把这个技术引到本国去。于是一一求教于陪同的中国官员，了解水车形制、制作方法、所用木材等。回国后加以推广、应用，造福于本国民众。

崔溥的《漂海录》原是应朝鲜国王之命而写的“内部报告”，其目的是为朝鲜上层了解大明王朝，更好地处理两国关系提供信息的，但无意间却为后世中国留下了一面借助他者目光重新打量自我的镜鉴。此外，借助《漂海录》，崔溥也不经意为自己塑造了一个“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漂流者形象。沧海桑田，朝代更替，大明王朝和李氏朝鲜均已成陈迹，成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唯崔溥《漂海录》中所写之景、所记之事、所描之人，以及作者的音容笑貌，今天读来依旧鲜活生动，具有独特的魅力。 1ayOmPMo7U79hmRzu1iDajRIWefmMRyEqZl1HpNO43CeTyT7A7xH5PAt+t5PCDZ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