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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探险家、旅行家、朝圣者和其他漫游者主要是沿着平坦的大道，或崎岖的小径、幽深的山谷，去追寻各自心目中的可能世界的。海洋一直沉睡着，亘古如斯，等待着人类唤醒它的能量，犹如公主等待着王子深情的一吻。腓尼基人、希腊人和阿拉伯人曾领略过它的美丽和严酷，但他们主要是在爱琴海、地中海和阿拉伯海等内海、边缘海周围打转，对他们来说，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只是传说中一片浩瀚、混沌的存在。15世纪，平静的海面开始喧哗和骚动起来。明朝的中国人率先扬帆远航，展现出中国的海上实力和影响，以及直通印度洋、波斯湾和红海的长途贸易能力。但由于明朝总的来说是“一个内向和非竞争性的国家”（黄仁宇语），选择的是闭关自守的海禁国策，最终遗憾地错过了成为海上强国的机遇。
1405年7月11日（明永乐三年六月十五日），南京龙江港桅樯林立，船帆蔽天。奉明成祖朱棣之命，三宝太监郑和率领士卒27800余人，携带大量绸缎、铜钱、瓷器和樟脑等货物和礼品，在喧天的锣鼓声中，登上了62艘长约148米、宽约60米的宝船，以及数以百计的马船、粮船、坐船、战船，从刘家港集结，泛海至福建，再从福建虎门出发，远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在“洪涛接天，巨浪如山”的险恶条件下，这支宣扬大明王朝国威的舰队“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拜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腊、古里、暹罗、榜葛剌、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地
，最远到达东非、红海。这是美洲新大陆被发现之前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远航。而且，差不多同样规模的远航共举行了七次，每次费时约二十个月。直到宣德八年（1433）才宣告中止。
关于郑和船队的航海目的、航行范围等史实以及对七次航行的评价，一直存在争议。一种主流的观点是，在中国的历史上，明代郑和下西洋（婆罗洲以西的洋面，明代称为“西洋”，其实应为南洋）可以说是官方组织实施的最主动、最积极的向海外传播中华文化的壮举了。但它的目的不是开辟殖民地，而是“宣德化而柔远人也”（郑和《天妃之神灵应记》），属于费正清等学者提出的东亚“朝贡体系”（tributary system）的组成部分或鼎盛之作。所谓朝贡，又称进贡，是地方臣服于中央统治者，或属国臣服于宗主国的表示。一方自愿将财富无偿给予另一方，以示顺从或结盟，这些礼物称为贡品。自公元前3世纪开始，直到19世纪末期，这个以中华帝国为核心的等级制网状政治秩序体系，一直存在于东亚、东北亚、东南亚和中亚地区。郑和七次下西洋的远航，正是朝贡体系的产物。在世界经济、交通和文化史上，中古时代东亚、东南亚的朝贡体系与近代西方的殖民体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前者利用宗藩关系，让赠礼、朝贡和贸易三位一体，不诉诸武力即可使原住民诚服，更显文明。后者挟武力胁迫甚至屠杀原住民，建立殖民地，掠夺当地资源，输入奴隶劳动，更显野蛮。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于1998年评出千禧世界航海家名人，其中郑和是东方唯一一位入选的人物，而他入选的主要原因便是他“从未公开表达过对殖民主义的期望”。
遗憾的是，尽管郑和首次下西洋的时间比哥伦布整整早了87年，且规模更大，范围更广，持续时间也更长，却没有发现美洲新大陆
，更遑论改变整个世界历史的格局。更令人费解的是，记录这七次伟大远航的文本是如此之少，根本无法与宏大的皇家气势和庞大的船队规模相称。郑和航海的记录被一位姓刘的兵部尚书（国防部长）焚毁，理由是免得再耗费国家财力和人力。目前所知关于郑和下西洋的文本主要是留存于福建长乐的《天妃之神灵应记》碑（俗称“郑和碑”），以及两位参与航海的通事（翻译官）和一位幕僚各留下的一篇记叙文，即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和巩珍的《西洋番国志》，但他们的著述并非前无古人之作。马欢在《瀛涯胜览·序》中就坦陈，他读过另一位比他更早的民间航海家汪大渊写的《岛夷志》。“余昔观《岛夷志》，载天时、气候之别，地理、人物之异，慨然叹曰：普天下何若是之不同耶？……余以通译番书，忝被使末，随其（按：指郑和宝船）所至，鲸波浩渺，不知其几千万里。历涉诸邦，其天时、气候、地理、人物，目击而身履之；然后知《岛夷志》所著者不诬。”而另一个随郑和下西洋的翻译官费信所著的《星槎胜览》，其内容有一半来自《岛夷志略》（即《岛夷志》之节略）。巩珍的《西洋番国志》情况也差不多。可见，高手永远在民间。
汪大渊是元代南昌人。1330年，年仅20岁的他首次从泉州搭乘商船出海远航，历经海南岛、占城、马六甲、爪哇、苏门答腊、缅甸、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横渡地中海到摩洛哥，再回到埃及，出红海到索马里、莫桑比克，横渡印度洋回到斯里兰卡、苏门答腊、爪哇，经大洋洲到加里曼丹、菲律宾，再返回泉州。1337年他再次出游。一路上他仔细观察，用心记录下沿途所见的山川岛屿、城镇村落、风土物产、奇珍异宝，以及当地人的建筑、饮食、服饰、民俗和贸易特色等，形成《岛夷志》一书。
以《岛夷志》为基础，《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三个文本，展示了一幅中古后期以明代中国为主导的朝贡体系图景。大明王朝恩威并施的外交政策的确很有效。宝船队犹如一个巨大的海上城堡，移动在碧波怒涛间，既震慑了骚扰的海盗和图谋不轨的原住民首领，又给沿途大小邦国带来了巨大的商机。从马欢的记述来看，当地原住民是衷心欢迎来自大明的船队的。《瀛涯胜览·阿丹国》中讲到：“永乐十九年，钦命正使太监李等赍诏敕冠衣赐其王酋，到苏门答剌国，分内官周等驾宝船三只往彼。王闻其至，即率大小头目至海滨迎接诏赏，至王府，礼甚尊敬，咸伏。开读毕，王即谕其国人，但有珍宝许令卖易。其时在彼买到重二钱许大块猫睛石，各色雅姑等异宝，大颗珍珠，珊瑚树高二尺者数株、其珊瑚枝株五匮，金珀、蔷薇露、狮子、麒麟、花福鹿、金钱豹、驼鸡、白鸠之类。”
从上述文本看，作为宗主国，大明王朝对藩属国的态度是友好的。船队到达后先将礼品赐给当地王室或首领，以示皇恩浩荡、无远弗届；随后展开官方的和民间的商贸活动。民间贸易由私人自发进行，郑和船队的官兵上岸后可以携带国内商品在沿线国家从事贸易。官方贸易则是在官方主持下，遵循平等自愿、等价交换的原则进行，使用的是当地人习惯的“击掌定价法”。《瀛涯胜览·古里国》有生动的记载。当地国王派遣两个头目来会中国客商，商定议价日期。到时先看样品，逐一议价，核定后，写好合同，双方收好。“其头目、哲地即与内官大人众手相拿，其牙人（按：即代理商）则言某月某吉日于众手中拍一掌，已定，或贵或贱，再不悔改。”过一两个月后将定价后的货物送来，按照原来击掌时定的价格一一付清，毫厘无改。尽管核算时，中国方面用的是当时先进的算盘，当地人还是用原始的两手并两脚二十指计算，但中国客商也丝毫没有表示出鄙视的意思，只是觉得他们的做法“甚于异常”而已。
自古以来，在信仰问题上遵行“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做法，一直是中国对外交往的基本原则。郑和途经的南洋各国，大多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也有些小邦国尚处在原始崇拜阶段。对此，中国船员的态度始终是宽容有加，只是带着好奇心观察，并一一记录下来。《瀛涯胜览》中不少地方记录了当地人的奇风异俗。如这一段讲的是斯里兰卡的少数民族：
自帽山开洋，好风行三日，见翠蓝山在海中，其山三四座，惟一山最大，番名按笃峦山。彼处之人，巢居穴处，男女赤体，皆无寸衣，如兽畜之形。土不出米，惟食山芋、波罗蜜果、芭蕉子之类，或入海捕鱼虾等物而食。人传云：若有寸布在身，即生烂疮。昔释迦佛过海于此，登岸脱衣入水澡浴，被人偷藏其衣，被释迦咒誓，以此至今人莫能穿衣服。俗言出卵屿，即此地也。
——《瀛涯胜览·锡兰并裸形国》
从旅行文学的角度看，马欢等人撰写的游记文本更像是一座流动的热带植物园、动物园、珍宝馆和民俗博物馆。作者的态度类似现代观光客：态度友好、观察细致，却没有深入交流的愿望；描述客观、文字简洁，而缺乏个性的张扬。作为旅行爱好者，我们很想知道，一路上遇见的风浪有多大？当时船员们是如何应对的？他们上岸后与原住民首领或国王具体说了什么？后者是如何应答的？诸如此类很有意思的问题，文本中基本没有提到。我们犹如进电影院看一部怀旧的默片，只见一帧帧画面无声无息，平移过去，虽然给人留下很多想象的空间，但终究有遗憾和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