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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从西方再转回中国。明代中叶之后，中国东南半壁的经济生活极为富庶，在距离上海不远的苏州港，船舶“云集”，等待着将薄丝、纱布、黄金、白银、珠宝和工艺品运往新的集市。苏州城内满是富裕的商人，过着令人羡慕的生活。经济的繁荣与稳定，让他们有了游山玩水的兴趣和余暇。为方便商贾经商旅行，交通路线急速开辟。与此同时，相关的地理类、商程类的导引书刊也频频出现。官方的有《大明一统志》，民间的则有黄汴的《一统路程图记》（后来翻刻成《天下水陆路程》《新刻水陆路程便览》等）、李晋德的《客商一览醒迷》、程春宇的《士商类要》等，这些书刊将全国的交通路线以及各地驿站分布，胪列得十分清晰，甚至标注出五里、十里、二十里、三十里、五十里、六十里、七十里的路程地望，惠及出门旅行的游客。清初泉州人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列举了士大夫文人的旅游著述，作者达57人之多。这些文人学者书写的游记，与路程便览、客商指迷以及历代记述地理山水的志书都不同，是属于亲身经历的记述，不是沿袭前人著作的书抄。历史地理学者周振鹤研究明代后期旅行家群体，特别指出，这些游记的作者大多数是进士出身，或者是有一定官职的举人或诸生。旅游的性质，大多属于“宦游”性质，也就是借着执行官府公务的机会，途经名胜古迹，顺便“到此一游”，记下自己的游踪，也算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体现。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出现了一位“前有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的旅行家、探险家、地理学家和散文家徐霞客。说他“前有古人”，是因为他既继承了魏晋文人特立独行的风骨，又具有郦道元般脚踏实地的探险精神和科学态度；说他“后无来者”，是因为自他之后，整个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都再也找不出一个像他那样的，毕生以旅行为业、以探险为乐、为记游而记游的旅行作家了。他留下的60多万字的《徐霞客游记》，被赞为“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时时翻阅，用心感悟，不但能使我们看到一个世界，而且能使我们看到一个人，进而让我们的被现代性碾压扭曲的灵魂得以舒展勃发。
钱谦益《徐霞客传》说：“霞客生里社，奇情郁然，玄对山水，力耕奉母，践更繇役，蹙蹙如笼鸟之触隅，每思飏去。”要言不烦，勾勒出了一个有奇志、奇情、奇才的少年形象。在众多书生为科举考试死读经典时，他却从小志在五岳，寄情山水，试图“达人所之未达，探人所之未知”。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20岁的徐霞客终于如愿以偿，戴上母亲亲手为他做的远游冠，告别新婚的娇妻，肩挑行囊，正式出游，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直到54岁逝世，这位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旅行家大半生都是在孤云野鹤般的漫游和考察中度过的。步履所及，涵盖了今日中国的中原、华东、中南、西南等地的21个省份和地区。
一般认为，徐霞客之游以崇祯九年（1636）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万历三十五年至崇祯八年（1607—1635）为前期，主要游历名山大川；崇祯九年至崇祯十三年（1636—1640）为后期，完成了西南万里遐征。难能可贵的是，旅途中无论多忙多累，他都坚持写日记，将游历时间、地点、里程、景观、地质地貌、风土人情等一一记录下来，日积月累，形成一部百科全书般的皇皇巨著，既为地理学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又为旅行爱好者提供了生动传神的导游图志。从纯文学的角度来看，徐霞客前期的游记偏重“文”，用词简洁华美，讲究结构修辞，尚未完全脱离中国山水散文传统，后期的日记更具“质”，朴实无华，独出机杼，类似于近现代西方科学家如达尔文、列维-斯特劳斯等人写的科考日志。而贯穿前后两期的文心文脉，是第一人称叙事的现场感和即视（听）感。
十一日二十里，登盘山岭。望雁山诸峰，芙蓉插天，片片扑人眉宇。又二十里，饭大荆驿。南涉一溪，见西峰上缀圆石，奴辈指为两头陀，余疑即老僧岩，但不甚肖。五里，过章家楼，始见老僧真面目：袈衣秃顶，宛然兀立，高可百尺。侧又一小童伛偻于后，向为老僧所掩耳。自章楼二里，山半得石梁洞。洞门东向，门口一梁，自顶斜插于地，如飞虹下垂。由梁侧隙中层级而上，高敞空豁。坐顷之，下山。由右麓逾谢公岭，渡一涧，循涧西行，即灵峰道也。一转山腋，两壁峭立亘天，危峰乱叠，如削如攒，如骈笋，如挺芝，如笔之卓，如幞之欹。洞有口如卷幕者，潭有碧如澄靛者。双鸾、五老，接翼联肩。如此里许，抵灵峰寺。循寺侧登灵峰洞。峰中空，特立寺后，侧有隙可入。由隙历磴数十级，直至窝顶。则窅然平台圆敞，中有罗汉诸像。坐玩至暝色，返寺。
这是徐霞客早期作品《游雁宕山日记》（雁宕山即浙江温州雁荡山）中记载的一天，移步换景，引人入胜，观察细密，文字精练，结构貌似自然天成，其实有重点、有取舍，全文既可以作为导游手册，又可以作为“卧游”旅伴（其实徐霞客写日记的初衷就是给不出门的母亲看的）。
四百多年前徐霞客出游的那个时代，交通条件远非今日可比，何况名山大川往往位于偏僻之地，全靠徒步或骑行，需寻路觅径才能抵达。而他后期的漫游探险，大都为少数民族聚居的西南山区，在艰苦的“自虐”之外，更多了一分性命之虞。处在原始状态的崇山峻岭，林密谷深，一旦迷失方向，后果不堪设想。而尚未开化的当地原住民，犹存蛮野之气，加之语言不通，很难沟通。有些原住民首领称霸一方，自封为王，连官府也奈何不了。还有些地方，大白天野兽出没，盗贼横行。我们翻开他的游记，跟随他的脚步一路读去，与他一起经受云雾弥漫、淫雨连绵的恶劣天气，承受路滑径湿、马踬人颠的跋涉之苦辛，还为他担惊受怕，提心吊胆。有时骑行一天，中途迷路，错过旅店。大多数情况下，根本就没有旅店可言，只能将就着住在村民的吊脚楼中，与家畜共处。《滇游日记三》记载了他多次雨中山行之苦。
二十六日晨起，饭后，雨势不止，北风酿寒殊甚。待久之，不得已而行。但平坡漫陇，界东西两界中，路从中而南，云气充塞，两山漫不可见，而寒风从后拥雨而来，伞不能支，寒砭风刺，两臂僵冻，痛不可忍。十里，稍南下，有流自东注于西，始得夹路田畦。盖羊街虽有田畦，以溪傍西山，田与路犹东西各别耳。渡溪南，复上坡，二里，有聚落颇盛，在路右，曰间易屯。又北一里半，南冈东自尧林山直界而西，西抵果马南山下，与果马夹溪相对，中止留一隙，纵果马溪南去；溪岸之东山，阻溪不能前，遂北转溯流作环臂状。又有村落倚所环臂中，东与行路相向，询之土人，曰果马村。从此遂上南冈，平行冈岭二里，是为寻甸、云南之界……
这篇日记以时间的流逝（从清晨起到午后）为序，中间穿插空间方位的变化（从南到北又到南），叙事的节奏感则随着距离的延伸而自然调节（十里、二里、一里半、又二里）。整个记述不慌不忙，娓娓道来，有五官和体感的刺激，读来有切肤之感；有山势和水情的观察，方位准确，脉络井然；有地理景观的描写，中间点缀以聚落村舍，虽然简略但勾勒清晰，犹如中国画中的枯笔山水。类似这样的日记，在《徐霞客游记》中比比皆是，说明作者即使在苦旅中依然头脑冷静，勤于观察和记录。
有一次他因雨无法出行，滞留在一户农家中。当天中午，雨稍止。忽听到西岭传来呼喊声，寨中老小全部出动，遥相呼应。他连忙问主人出什么事了。原来是豺狼下山来叼羊，伤及山民，幸亏及时救下，伤而未死。徐霞客不禁感叹：“夫日中而凶兽当道，余夜行丛薄中，而侥幸无恐，能忘高天厚地之灵祐哉！”他最大的乐趣是，一天辛苦跋涉后，能找到一处栖息之地，用柴火烤干湿衣，吃上一口热饭，“虽食无盐，卧无草，甚乐也”（《滇游日记二》）。最大的遗憾则是不得不滞留在主人家，眼望淫雨不止，“檐低外泞，不能一举首辨群山也”（《滇游日记三》）。
我们很想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信念，给予他这种义无反顾的勇气、意志和毅力？什么样的教育，使他不改初衷，保持了穷根究底的好奇心和脚踏实地的科学精神？在远游西南之前，他曾给友人陈继儒写过一封信，透露了一点心迹。他说自己“尝恨上无以穷天文之杳渺，下无以研性命之深微，中无以砥世俗之纷沓，惟此高深之间，可以目摭而足析”。简言之，他觉得自己对苍茫的宇宙、精微的心魂，无力穷究，而对纷纭的俗世，则无法或不屑适应。唯有介于天地之间的山水，才是自己的脚力能达，目力可察的。于是，他入山则观山势脉络，辨岭头走向，涉水则看水源动态，察其流向和汇入的江河之名。回住地后将自己实地踏勘的结果与典籍方志上的记载一一比对，并参照当地土人的指点，纠正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的错误，最后得出正确的结论，笔录于日记。因此他笔下的线路都是用自己的脚步丈量出来的，文中的风景都是自己亲眼观察的记录，所谓“非亲历者不能道也”。
贵州东三里为油凿关，其水西流；西十里为圣泉北岭，其水东流；北十五里为老鸦关，其水南流为山宅溪；南三十里为华仡佬桥，其水北流。四面之水，南最大，而西次之，北穿城中又次之，东为最微；俱合于城南薛家洞，东经襄阳桥，东北抵望风台，从其东又稍北，入老黄山东峡，乃东捣重峡而去；当与水桥诸水，同下乌江者也。
——《黔游日记一》
粤西之山，有纯石者，有间石者，各自分行独挺，不相混杂。滇南之山，皆土峰缭绕，间有缀石，亦十不一二，故环洼为多。黔南之山，则界于二者之间，独以逼耸见奇，滇山惟多土，故多壅流成海，而流多浑浊。惟抚仙湖最清。粤山惟石，故多穿穴之流，而水悉澄清。而黔流亦界于二者之间。
——《滇游日记二》
从叙事学的角度看，《徐霞客游记》虽然通篇均为日记体文字，但避免了流水账般的写法，而是充分利用了汉语的柔韧性，张弛有度，得心应手。提及险峻处，令人透不过气来；写到舒缓处，读者也情不自禁为作者松一口气。
……暝色欲合，山雨复来，而路绝茅深，不知人烟何处，不胜惴惴……时昏黑逼人，惟向暗中踯躅。三里，忽闻犬声，继闻人语在路南，计已出峡口，然已不辨为峡为坡，亦不辨南向从何入。又半里，大道似从西北，而人声在南，从莽中横赴之，遂陷棘刺中。久之，又半里，乃得石径。入寨门，则门闭久矣。听其舂声甚遥，号呼之，有应者；久之，有询者；又久之，见有火影出；又久之，闻启内隘门声，始得启外门入。即随火入舂者家，炊粥浣足。虽拥青茅而卧，犹幸得其所矣。
——《滇游日记二》
以上选段写夜半迷路和投宿之苦，通篇从第一感觉出发来写，现场感极强。文中量词与虚词的搭配看似平常，实则颇费匠心。“三里”“又半里”“又半里”，“久之”“久之”“又久之”，各重复连用了二三次，道尽作者焦急乃至焦虑的心情。之后，黑暗的场面持续良久。可以想见，荒山野岭，深更半夜，门外的人急于投宿，想逃避孤独和危险；门内的人恐怕上当受骗，一再犹豫、拖延。双方之间虽有呼号，有应答，但始终在僵持、怀疑和打探，都是但闻其声，而不见其影。最后，门内的终于消除疑虑，出来开门了，但还是躲在火把的光影中，要开两道门才能让外人进入。此时，读者提到嗓子眼的心才与作者一起放下。一桩看似平淡无奇的投宿小事，被作者描述得如此扣人心弦，不亚于一幕惊悚悬念剧。
徐霞客对地理学作出的最大贡献是大胆否定了被视为《尚书·禹贡》中“岷山导江”的传统说法，从整个水系的宏观角度进行研究，通过实地考察，“其所纪核，从足与目互订而得之”，在历史角度第一次提出并论证了金沙江才是长江正源的观点，并将他的科学结论记载在《溯江纪源》中。此文结构严谨，层层递进，逻辑性极强，成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名篇，也是最早付梓并被介绍到西方的徐霞客著作。
徐霞客病情危重时曾对前来问候的朋友说：“张骞凿空，未睹昆仑，唐玄奘、元耶律楚材，衔人主之命，乃得西游。吾以老布衣，孤筇双屦，穷河沙，上昆仑，历西域，题名绝国，与三人而为四，死不恨矣。”（钱谦益《徐霞客传》）可见他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西南遐征是他一生最大的骄傲，他将因此而与张骞、玄奘一样载入史册。关键是，他是在没有任何官方背景下，以布衣身份自费旅行，用脚步丈量大地而留名于后世的。2011年，国家旅游局将每年的5月19日定为“中国旅游日”。这位中国行走文学的先驱，若地下有知，当含笑于九泉矣。因为这个日期正是他首次出游，写下《游天台山日记》的第一天，即明万历四十一年三月三十日（1613年5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