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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维尔游记》书写的是一个人独来独往的东方朝圣，貌似现代的自由行，而14世纪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
记述的则是个体化的本土朝圣，更像是跟团旅游。前者充满了令人惊叹的、来自远方异域的神秘奇迹和奇闻逸事，后者则刻画了生动逼真的世俗人物，并通过这些人物讲述了一连串中世纪流行的民间故事。全诗主要用中古英语韵文写就，开头的序诗读来如清风扑面，令人心情愉悦：
当四月的甘霖渗透了三月枯竭的根须，沐灌了丝丝茎络，触动了生机，使枝头涌现出花蕾，当和风吹香，使得山林莽原遍吐着嫩条新芽，青春的太阳已转过半边白羊宫座，小鸟唱起曲调，通宵睁开睡眼，是自然拨弄着它们的心弦：这时，人们渴想着朝拜四方名坛，游僧们也立愿跋涉异乡。尤其在英格兰地方，他们从每一州的角落，向着坎特伯雷出发，去朝谢他们的救病恩主、福泽无边的殉难圣徒。
（方重 译）
不过，写景抒情并非诗人的初衷，乔叟感兴趣的是旅途中的人物，以及这些人互相讲的故事。我们不知道乔叟是否真的参加了这次旅行，并对他的队友的言行作了忠实的记录，还是只是综合了当时形形色色以朝圣为名义的“旅游团”的特点，对之进行了艺术加工？乔叟告诉我们，这个前往坎特伯雷的朝圣香客团由29人组成，出发当晚先借宿在伦敦的泰巴客店里。大家商定，为了打发长途旅行的时间，每个人都要在来回途中讲4个故事。（不过后来此计划只完成了五分之一。）这些来自不同阶层、不同行业和生活背景的朝圣者（包括骑士、修女、医生、教士、律师、商人、磨坊主、学者、女修道院院长、寡妇和走私犯等）讲的故事，有的趣味高雅，有的粗鄙不堪，有的平淡无味，有的富于传奇性。每个人讲述的内容和方式，不经意间暴露了讲述者的性格、职业、地位和人生哲学（就哲学这个词的原义而言）。诗人以反讽的笔调娓娓道来，让每个人讲述有关自己的故事，各自展现各自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形象。其中最有意思的是巴思妇人和赎罪券商讲的故事。巴思妇人令人敬畏的是她旺盛的激情与活力，包括性欲的、语言的和论辩的。在讲故事之前的开场白中，她得意地讲述了一番自己的个人经历：她先后嫁了五个丈夫，但都油干灯尽，先她而去。因此她仍嚷嚷着渴望有第六个丈夫，而且还妒忌睿智的所罗门王能有一千个床上伴侣（七百个妻子、三百个妃子）。这位妇人大胆地冲破了基督教的禁欲主义，提出了自我中心的享乐主义生活原则。年岁消磨了万物，夺去了她的美貌与活力。但她说：
算了，再见吧！让魔鬼跟着跑！面粉已飞散了，再也集不拢了，现在我唯有把糠麸卖个好价钱出来；可是虽然如此，我还是要寻求快乐。
（方重 译）
朝圣旅程对巴思妇人来说，无非是寻求新的爱欲对象的爱之舟的游荡，而对赎罪券商来说，则是兜售赎罪券的最好机会。此公神通广大，四处游历，在教会的默许下，利用朝圣的机会兜售赎罪券和他自己发明的“圣骨遗骸”（几个装满破布和碎骨的玻璃盒子）。不仅如此，这个宗教骗子还对自己的智力和邪恶大肆吹嘘，表现了一种自觉的邪恶意识，这种意识往往出现在社会急剧转型、主流意识形态全面崩溃的时代。我们看到，《坎特伯雷故事集》中，每个自称在朝圣的人都非真心在朝圣。男男女女都在借朝圣旅程激活自己的记忆，满足自己的欲望。这些五花八门的故事和形象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幅极其生动的中世纪晚期、文艺复兴早期的英国世俗生活画卷。
在论及朝圣对于生活在中世纪的人们的意义时，当代中世纪文学专家狄·迪亚斯指出，朝圣生活（life as pilgrimage）的概念包含三层意思：一是内在的朝圣（Interior Pilgrimage），基本对应于沉思的生活，包括修行、隐居、冥想和神秘主义；二是道德的朝圣（Moral Pilgrimage），对应于行动的生活（the Active Life），表示在日常生活中服从上帝，尤其是要避免七大罪恶；三是实地的朝圣（Place Pilgrimage），包括到圣徒所在地或其他圣地的旅行，以获得对某种特定的罪行或放纵行为的宽恕，获得救治或其他物质性的利益，学会表现忠诚。
从旅行文学的角度看，朝圣其实是一种逃离正常的社会责任和压力的社交机会。来自不同社会阶层，有着不同背景的朝圣者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来到一起，进入一种共同体状态，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处在比平常更平等的地位中，在匿名或半匿名状态下进行更自由的交往。从这个角度来看，朝圣本身的效果就是一种反结构（anti-structure），它临时性地把其参与者从日常生活的等级角色和关系中解放出来，让其从枯燥乏味的现实世界进入相对而言更有兴味的可能世界。
朝圣不但为出身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的交往提供了便利，也为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话语和源于不同文化传统的故事间的对话提供了一个平台，让我们透过喧哗的众声，感受到其背后的社会语境。据专家考证，《坎特伯雷故事集》中朝圣香客们讲的故事主要有两大来源。一是当时流行于欧洲的传奇和故事，如法国中世纪的《玫瑰传奇》、意大利薄伽丘的《十日谈》等；二是来自本土的民间文学，如威尔·朗格兰的《农夫皮尔斯的幻象》，以及其他来自民间的客栈故事、滑稽笑话和淫猥故事等。乔叟利用不同的故事讲述者之间的互动（包括赞叹、附和、争辩与讥讽等），既表现了他笔下人物的个性，又使读者保持了对故事进程的兴趣。例如，磨坊主讲了一个木匠被一个牛津学生骗去妻子的故事，木匠出身的管家马上反唇相讥，讲了一个磨坊主被两个大学生骗去妻女的故事；游方僧讲了一个贪婪成性的法庭差役被魔鬼带到地狱的故事，法庭差役马上讲了一个骗人的游方僧被信徒捉弄的故事；等等。而不同主题、体裁和风格的故事之间的穿插和并置，又体现了神圣与世俗、严肃与滑稽、淫猥与正经等对立因素之间的融合与互补。例如，紧接着骑士讲述的爱情罗曼司的，是磨坊主的粗俗的偷情故事；紧接着僧士的悲剧故事的，是女尼的公鸡和狐狸斗智的寓言故事。这样，朝圣框架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的作用就超越了单纯的文学叙事领域，而进入广阔的文化社会空间，体现了某种拉伯雷式的狂欢化精神和丰富的复调性。现代人阅读乔叟笔下朝圣香客们的故事，想象往昔简陋的乡村客栈中烛光摇曳、人影晃动、众声喧哗的场面，不禁会神往于现代通信技术发明之前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单纯和质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