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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欧洲人来说，东方自古以来代表了浪漫的情思、绚丽的想象、不可思议的奇迹和巨大的财富堆积。在古罗马人心目中，拥有一身来自中国的丝绸做的紫色“托加”（Toga，长袍），那简直是人生莫大的荣耀，只有元老院里的贵族才有权享受。自汉代以来，从长安出发，经西域、波斯到罗马帝国的丝绸之路，一直吸引着具有冒险精神的欧洲商人、旅行家和外交官，延续着中古时代东西文化交流的命脉。
公元1260年，两位意大利商人，尼可罗·波罗和马飞阿·波罗（世称波罗兄弟）乘坐一艘自备商船，从威尼斯出发，抵达君士坦丁堡（现土耳其第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之后一路向东，渡过底格里斯河，经几年艰苦跋涉，终于进入中国，觐见了当时已入主中原、建立元朝的忽必烈大汗，受到大汗的亲切接见和款待。之后，备受大汗信任的波罗兄弟被委任为使者，带着大汗用蒙古文写给罗马教皇的信件，回到意大利。1271年，波罗兄弟信守承诺，带着新任教皇给大汗的回信，再次踏上了去往东方的漫长路途。这次，尼可罗带上了自己17岁的儿子。这位名叫马可·波罗的意大利年轻人可能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名字将会被深深镌刻在中意文化交流史的丰碑上。
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及叔父从威尼斯进入地中海，然后横渡黑海，经两河流域来到中东古城巴格达，再从波斯湾的出海口霍尔木兹向东，越过荒凉恐怖的伊朗沙漠，跨过险峻寒冷的帕米尔高原，克服了疾病、饥渴的困扰，躲开了强盗、猛兽的侵袭，终于来到了中国新疆。接着，一行三人继续向东，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在1275年夏天穿过河西走廊，终于抵达大都——元朝的北部都城（即今天的北京），受到了忽必烈大汗的接见。忽必烈颇为喜欢这位新来的异国年轻人。他见马可·波罗很聪明，很快就学会了中国话，便有意给他安排了许多差事，以便他游历更多的地方，向自己提供有意义的信息。在皇帝的照拂下，马可·波罗又在中国游历了17年，寻访了当时中国的许多古城，到过西南部的云南和东南地区，还拜访了皇帝在南方的“行在”（今杭州）。回到威尼斯3年后，马可·波罗服役于一艘战船，在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的一次海战中被俘。在监狱里，他将他的东方旅行经历口述给一位名叫鲁思梯谦的狱友，后者据此写出了《马可·波罗游记》（一译《东方见闻录》）。
这就是马可·波罗惊心动魄的东方游历概况。但这部游记究竟是他旅行的实录，还是纯粹的向壁虚构？一句话，马可·波罗究竟有没有到过中国？在马可·波罗生活的那个年代，一般人概念中的游记与谎言差不多是同义词。据说在马可·波罗临终时，他的朋友们要他为了自己的灵魂，收回他在东方游记中所述的种种不可思议之事，但被他拒绝了，他说，“我说出的不及我所看到的一半”。现代学者对于这部游记的真实性也争论不休。有人认为马可·波罗根本没有来过中国，因为他的游记中没有提到最具中国特色的地标性建筑——长城。但也有人认为，此说站不住脚，因为马可·波罗是元代来中国的，故而他不可能看到明代重修的长城。由于根据原稿传抄传译的版本有140多种，且没有两个版本是相同的，诸如此类的争论估计还会继续下去。尽管如此，相比于后来带有猎奇性和民族偏见的西方人写的游记，《马可·波罗游记》叙述客观，朴实，充满了丰富、生动的细节描写，而细节正是优秀的旅行文学作品的灵魂，其背后体现的是写作者勤勉的实地踏勘、敏锐的观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
《马可·波罗游记》中，马可·波罗称北方的中国为“契丹”（Cathay），南方的中国为“蛮子”（Manji），北京则成了“堪巴禄克”（Cambaluc），即蒙古人所谓的可汗之大都（Khan-baliq）。他写到了大都的城市建筑，皇宫的雄伟、城门的众多、街衢的宽阔和市场的繁荣，也写到了出北京后的交通路线，出了卢沟桥到涿州，之后进入大同府、平阳府（今临汾）、泰津堡（今临猗县临晋镇）。他看到了壮丽的喀拉摩拉河（即黄河），知道此河向东流入大海，也到过长江、金沙江，进入云南，记录下不少当地少数民族的奇风异俗。比如书中写到，保山地区流行一种风俗，产妇产下婴儿后即起身下床，将其包好后交给丈夫，由他代为坐月子40天，期间接受乡邻的道喜，享受作为“产妇”的种种照顾。后来的人类学家将这种风俗命名为“产翁制”，认为它在人类历史上并不是一种个别或偶然的现象，而是曾在许多民族中普遍而长期地存在过，其实是原始社会母权制和父权制较量的产物。丈夫通过模拟坐月子这种象征仪式，来让人相信孩子是他生的，由此确认父权制的权威。
马可·波罗对“蛮子”（中国南方）颇有好感，认为这是东方世界最宏伟和最富裕的地区。他一路南下，游历了南京、扬州、苏州、吴州和杭州等地，尤其对杭州赞不绝口。元朝中国人通称杭州为“行在”，马可·波罗稍一调整则成Quinsay。他说“这座城市的庄严和秀丽，堪为世界其他城市之冠。这里名胜古迹非常之多，使人们想象自己仿佛生活在天堂”。他也讲到了西湖：
西湖的周围，有许多美丽宽敞的大厦，建筑在湖滨上。这些都是高官贵人的公寓。还有不少庙宇寺院，许多僧侣尼姑，住在里面朝夕礼佛。靠近湖心的地方，有两个小岛，每一个岛上，都有一座壮丽的建筑物，里面分隔着许多精室巧舍。岛上，亭台水榭各自成趣，其数量之多，也简直令人无法想象……
除此之外，在湖上还有许多游艇和画舫……画舫上桌椅板凳，宴客的设备，无不布置得整齐清洁，舒适雅观……船身的两侧均有窗户，可以随意开关，便于游人坐在桌旁，倚窗眺望，饱览沿途绮丽的湖光山色……假如伫立在离岸一定距离的船上，不仅整个宏伟、瑰丽的城市，它的宫殿、庙宇、寺院、花园，以及长在小道的参天大树，尽收眼底，同时又可以观赏其他画舫载着游湖行乐的男女，轻轻地在湖上穿梭似的来来往往，此情此景，怎不令人心旷神怡，熏熏欲醉。
（陈开俊 等译）
他还特别提到了杭州的桥，可能它们使他想到了他的老家威尼斯（尽管那并不是他的出生地）。杭州作为“东方威尼斯”的美名，或许就是从马可·波罗开始的。
各种大小桥梁的数目达到一万二千座。那些架在主要运河上，用来连接各大街道的桥，桥拱都建得很高，建筑精巧。同一时间内桥拱下可以通过竖着桅杆的船只，拱桥上面，又可行驶车马。而且，从街道到桥顶坡度的递减设计，恰到好处。要是没有这么多的桥梁，就不可能构成纵横交叉的十字路……
城内，除了各街道上有不计其数的店铺外，还有十个大广场或市场。这些广场每一边长八百多米，大街在广场的前面，宽四十步，从这座城市的一端，笔直地伸展到另一端。有许多低矮而便利的桥，穿过这座城市。这些市场，彼此相距六公里多，但在广场的对面，和大街成平行线的方向上，有一条很大的运河。在距运河较近的那一边岸上，建有容量很大的石砌的仓库，供给从印度来的和其他东方来的商人，储存货物及财产之用。如果从市场着眼的话，这些仓库的位置是很合适的。每个市场，一周三天，都有四万到五万人来赶集，人们把每一种大家想得到的物品提供给市场。
（陈开俊 等译）
在马可·波罗笔下，杭州人个个漂亮俊秀，“男人和女人一样，面目清秀，肤色洁白，仪表漂亮。由于杭州出产大量的丝绸，加上商人从外省运来的绸缎，所以，当地居民中大多数人，总是浑身绫罗，遍体锦绣”。
诸如此类的描写比比皆是，充满了一个西方人对东方的赞叹、艳羡和崇拜。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说，马可·波罗的书既可视为对中国生活的细微描述，也可当作对自己城市的批判，他以中国为道德典范，对比威尼斯人放荡的性生活。而马可·波罗留给后世的，除了他所提供的宝贵资料外，最主要的还是他所激发的异域想象力。在旅游尚未成为一种大众化时尚时，他已经成了一个超级旅游者。他前往中国既没有经商的打算，也没有传教的热忱，纯粹出于求知和探索的好奇心。15世纪时，西方印刷术逐渐发达，到了15世纪80年代，马可·波罗早期的手稿开始印刷成册，传入读者手中。在这些早期版本的读者中，就包括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他还在书中作了注解。一些作家基于马可·波罗的游记写出了自己的旅行文本（如下文将要论及的曼德维尔爵士）。马可·波罗的游记还影响了欧洲的地图制作，导致了弗拉·毛罗地图
的出现。到了16世纪40年代，受哥伦布地理发现的影响，葡萄牙人将触角伸到澳门，西班牙人则到了菲律宾，为堪称观测中国的“天主教时期”揭开了序幕。
杭州西湖边的马可·波罗雕像（本书作者摄于2020年）
对于被马可·波罗的生花妙笔描述过的地方的人们来说，捧读《马可·波罗游记》，无疑是一次非常愉悦的经历。跟着这位来自异域的旅行者的脚步，以陌生化的目光重新打量八百年前的故国，仿佛成年人回到久别的老家，重温一遍童年的生活，尽情享受怀旧、感伤、惆怅和迷惘的情绪，简直就像做了一个好梦般不愿醒来。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许多的中国人对《马可·波罗游记》基本持“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杭州西湖边竖立的马可·波罗雕像，身穿公元13世纪的罗马式长袍，翘着大胡子，左臂夹书，右手持鹅毛笔，目光炯炯，仿佛随时准备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的仰视和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