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之路

1809年2月12日，在人类社会历史上，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日子。这一天，在大西洋两岸，分别诞生了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在大西洋西岸的美国，被历史学家公认的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林肯（A.Lincoln，1809—1865）呱呱坠地。他在消灭种族歧视，从而在人类深层次的自我解放运动中的影响，将会永远延续。不但黑人会永远记得这位正直的律师，而且其他各色人种也会对他心存敬意。

在大西洋东岸的英国，一位叫做查尔斯·达尔文（C.R.Darwin，1809—1882）的科学巨人，在一个叫作什鲁斯伯里的小城悄然降临人间；他日后创立的进化学说，在推进科学进步和人类精神解放中放射出的光芒，永远也不会熄灭。我们的千百代子孙后代，仍然会在他们的课本中，读到达尔文这个不同寻常的名字，并沿着他的思想一直走下去。

然而，达尔文并非牛顿（I.Newton，1643—1727）、爱因斯坦（A.Einstein，1879—1955）那样的天才。他从小活泼好动，颇为顽皮。起初，达尔文与小他一岁的妹妹凯瑟琳同校学习，成绩却远不如妹妹。但是，达尔文有一种不同于其他兄弟姐妹的天性，便是对自然历史的强烈求知欲，尤其在搜集贝壳、印鉴、邮票、矿物标本等方面，他有极大的兴趣。达尔文从不满足于一般的标本采集，而喜欢对自己观察到的各种现象进行思索，寻求现象背后的机理。有这样一个例子，在上小学的时候，他从家里到学校，要经过一段旧城墙；有一次，在上学的路上，小达尔文由于陷入对一件事情的沉思，不慎跌下城墙。幸亏城墙只有七八英尺 高，才未造成严重后果。

对于旧式学校中古板的教学，少年达尔文毫无兴趣。因为，这种学校除了古代语言之外，只教一些古代历史和地理，他不喜欢这些书本上的死的知识。在别人眼中，他只是一个十分平庸的孩子。甚至有一次，父亲批评小达尔文，说了一句令他十分难堪的话：“你对正经事从不专心，只知道打猎、玩狗、逮老鼠，这样下去，你将来不仅要丢自己的脸，也要丢全家的脸。”

达尔文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学校生活阶段，对他后来影响最大的，是他广泛而浓烈的兴趣。凡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能如痴如醉；对一些复杂的问题和事物，他总有穷根究底的强烈愿望。欧几里得（Euclid，约前330—前275）《几何原本》中严密的逻辑推理，和他姑父给他讲解的晴雨表上的游标原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达尔文小时候读到一本名为《世界奇观》的书，便萌发了周游世界的欲望。幸运的是，大学毕业后，达尔文作为博物学家，参加了为期五年的“贝格尔号”舰环球航行，终于实现了儿时的梦想。

1825年10月，达尔文只有16岁，中学课程尚未结业，父亲便将他送进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学医。由于课程枯燥无味，加上无法忍受对外科手术的恐惧，在学了两年医学后，他决心中断学医。无奈，父亲便依从了达尔文想成为一名乡村牧师的意愿。于是，1828年新年伊始，达尔文便迈进了剑桥大学基督学院的大门。尽管课程设置没能引起他的兴趣，但最终获得了并不丢脸的成绩。这期间，他仍然爱好狩猎、郊游，钟爱搜集甲虫标本，有时达到痴迷的程度。有一天，他剥开一片老树皮，发现两只稀有甲虫，欣喜至极，便用两只手各抓住一只。接着，又发现第三只新种类，他便不顾一切地将右手里的一只放在嘴里。不料，甲虫分泌出令人难以忍受的辛辣液体，使达尔文舌头发烫难忍，他只好将这只甲虫吐掉了，结果第三只甲虫也趁机逃之夭夭。

在剑桥求学期间，对达尔文日后影响最大的人，是他的指导教师亨斯洛（J.S.Henslow，1796—1861）教授。亨斯洛教授虽然主讲植物学，但他也精通昆虫学、化学、矿物学和地质学。本来，达尔文对地质学并无兴趣，但在亨斯洛教授的建议下，他在剑桥最后一年，选修了地质学，并随当时剑桥的地质学大师塞奇威克（A.Sedg-wick，1785—1873），到威尔士进行了一次卓有成效的野外地质实习。这儿要说明一下，塞奇威克是地质学上“寒武纪”这个术语的命名者。这次实习刚结束，亨斯洛教授便推荐刚刚大学毕业的达尔文，跟随英国“贝格尔号”舰进行环球航行；达尔文在船上的身份，是船长的高级陪侍和兼职博物学家。但在航行途中，由于原定的专职医生和博物学家的退出，达尔文便开始名正言顺地履行正式博物学家的职责。达尔文一生的事业和命运，便由此改变。

历史就这样给他开了个善意的玩笑。达尔文原本立志献身上帝，做个虔诚的牧师，以抚慰芸芸众生苦难的灵魂。不曾想，一次历时五年的环球航行，却铸就了一个无神论的先锋，并由此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千百年来“上帝创造一切、主宰一切”的思想观念。但是，这也给上帝的万千忠实信徒们，带来了新的烦恼。

在这漫长的五年中，达尔文不仅仔细观察和研究了大量地质现象，解决了珊瑚岛的成因问题，成为当时一位著名的地质学家，而且更重要的是，还搜集到大量生物变异和古生物演变的事实。这些活生生的事实，在20多年后，终于构成他的进化学说的基本砖石。科学探秘的浓厚兴趣，常常构成科学家从事研究的巨大动力。用达尔文自己的话说，他不遗余力地工作，渴望在浩瀚的自然科学领域有所发现、有所贡献。此时，他已萌发野心，渴望将来能成为一名伟大的科学家。

从“成家”和“立业”这两件人生大事上看，1836年到1839年，正是达尔文同时奠定人生幸福和事业辉煌的关键时期。这期间，他不仅建立了影响他一生的幸福家庭，而且还完成了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形成了鲜明的进化思想和自然选择学说的思想框架。历时五年的环球航行，尽管使他脑子里充满了新鲜生动的演化事实，但一时还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他的自然神学世界观。

1837年和1838年，先后发生了两件事，在一般人看来也许十分平常，但对于善于思索的“有心人”，则似“于无声处听惊雷”，给达尔文以强烈的震撼，促使他的学术思想发生了两次根本性转变，完成了两次重大飞跃。

一件事发生在1837年3月，当时，英国著名鸟类学家古尔德（J.Gould，1804—1881）指出，达尔文从加拉帕戈斯群岛采回的众多嘲 标本中（嘲鸫是一种鸟），不同岛上的嘲鸫的标本，差异很大，应该属于不同的物种。这一看法，对达尔文启发很大，使他对物种固定不变论产生了怀疑，并开始着手搜集“物种演变”的证据。到1837年7月，他便完成了第一本物种演变的笔记；七个月后，他又完成了第二本。至此，应该说，他已基本上完成了由自然神学观到进化论自然观的转变。

第二件事，发生在1838年10月，达尔文阅读了英国人口学家、经济学家马尔萨斯（T.R.Malthus，1766—1834）撰写的一本书，叫作《人口论》。他激动万分，豁然开朗。他联想到，在生物界，物种“在激烈的生存斗争中的有利变异，必然有得以保留的趋势，并最终形成新物种”。于是，以生存斗争为核心的自然选择学说的思想就此萌生。又经过四年的缜密思考，1842年6月，达尔文用铅笔将这一学说写成35页的概要，两年后再将它扩充成230页的完整理论。

从1844年理论思想的基本完成，到1859年《物种起源》的正式面世，花了15年时间。这对于一位多产的世界顶尖级学者来说，似乎是难以理解的。其实，这里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连续的疾病耗去不少岁月之外，五年环球航行留下大量工作亟待整理和发表，占去了绝大部分可用时间。第二个原因，很可能是在“等待时机”。法国进化论者拉马克（J.-B.Lamarck，1744—1829），挑战神创论失败的教训，使他深深懂得，这个与“上帝创造世界”的教条背道而驰的重大主题，一方面需要更深入仔细的论证，需要收集更多进化事实来支撑，同时，更需要适宜的思想舆论背景。不然，很容易被悲惨地扼杀在摇篮中。

从1839年到1842年，这期间达尔文留居伦敦。由于几次连续的小疾和一次大病，夺去了他许多宝贵的时间。尽管这段时期，成果较少，但很值得称颂的是，此时完成的关于珊瑚堡礁和环礁形成机理的学说，至今仍广为学术界所接受。在伦敦这个科学思想活跃的大都市，达尔文结识了许多著名科学家和知名人士，这对他科学思想的发展颇有助益，尤其是与当时最伟大的地质学家莱伊尔（C.Lyell，1797—1875）的频繁交往，使他受益匪浅。

从1842到1859年，达尔文由于健康状况不佳，很希望能逃离伦敦的喧嚣，一边静养病体，一边潜心享受自己的科学探秘。于是，在他父亲和岳父的慷慨资助下——这里要说明一下，达尔文的岳父也是他的舅父，达尔文是近亲结婚——达尔文在伦敦东南一个叫党村的偏僻小村庄，购买了一座旧庄园党豪思，英文叫作“Down House”，过去也曾有人将它汉译为“达温”“唐恩”等。在将任何外文中的人名、地名等进行汉译时，一般都应遵循音译或意译的原则，尽量避免翻译的随意性。我们之所以将“Down House”译为“党豪思”，就在于它既是音译又是意译，应该较为贴切和严谨。现在，几乎没有人怀疑，“党豪思”已是诞生进化论的圣地，是孕育最杰出思想家的摇篮；“党豪思”恰好表达了“出自党村的杰出思想家的摇篮”这一层含义：豪者，豪杰也；思者，思想家也。

实际上，在“党豪思”，有两个著名的“思”，一个是称作“思索之路”的沙径，另一个是孕育达尔文思想的书房，它们都是来访者必到的打卡之地。自1842年举家迁往“党豪思”，他们一住便是整整40年，直至达尔文逝世。这期间，达尔文的健康状况缓解的机会不多，他一直受到剧烈颤抖和呕吐的折磨，一般认为，这是他环球航行时不慎感染疾病所致。于是，多年来，他不得不尽力回避参加宴会，甚至连学术上的几位挚友，他也越来越少邀请他们到家中小聚。达尔文在自传中写道：“我一生的主要乐趣和唯一职业，便是科学工作。潜心研究常使我忘却或赶走了日常的不适。”1846年，达尔文在日记中感叹道：“现在我回国10年了，由于病痛，使我虚掷了多少光阴！”其实，就是在如此恶劣的健康条件下，他仍然坚持出版了三本地质学专著：1842年出版《珊瑚礁的构造与分布》，1844年出版《火山群岛的地质学研究》，1846年出版《南美洲地质学研究》。不过，十多年后，当达尔文成为公认的生物进化论大师，人们却逐渐淡忘了，达尔文原来还是一位杰出的地质学家呢！

从1846年10月起，达尔文的学术兴趣，已经从地质学转向了生物学。他连续花了八年时间，研究了一类结构极为复杂、形态十分特化的蔓足类甲壳动物，最后以两册巨著告终。在这项工作中，达尔文不仅描述研究了一些新类别，而且在其复杂构造中辨识出同源关系。无疑，这对于他后来在《物种起源》中讨论自然分类原则颇有助益。

从1854年9月起，达尔文才开始整理有关物种变化的笔记，继续1844年那230页理论大纲的演绎工作。1856年初，在地质学家莱伊尔的劝告下，达尔文着手详细论证并撰写他的进化理论。这本书原计划的篇幅巨大，比他后来正式发表的《物种起源》要长三四倍。然而，一件不寻常的巧合事件，使他不得不放弃原有的鸿篇巨制的计划。那是在1858年6月18日，达尔文收到了侨居马来群岛的英国博物学家华莱士（A.R. Wallace，1823—1913）寄来的一篇论文，标题为《论变种与原型不断歧化的趋势》。令人称奇的是，这篇论文与达尔文进化学说的思想几乎完全相同。华莱士在给达尔文的信中表示，希望他能将论文转呈地质学家莱伊尔阅读。达尔文大感震惊和尴尬，但他还是把论文转呈给了莱伊尔和博物学家胡克（J.D.Hooker，1817—1911）。

莱伊尔和胡克读到这份稿件时，知道达尔文正在做同样论题的工作，而且论证更为广泛深入。于是，他们建议达尔文将自己的论文摘要，和他于1857年9月5日给阿萨·格雷（Asa Gray，1810—1888）的一封信与华莱士的论文一并发表。起初，达尔文处于两难之中：如果先发表华莱士的论文，自己花费20多年心血得出的学术思想可能要被淹没；如果将两人的论文同时发表，又担心华莱士先生产生误解。结果，在莱伊尔和胡克等人的安排下，达尔文与华莱士两人联名的论文，于1858年7月1日在伦敦的林奈学会公开宣读发表。有趣的是，达尔文和华莱士这两位作者当时都不在场。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联合宣言，共同向神创论发起了新一轮的公开宣战。然而，这种联合著作，并未引起人们应有的关注，当时唯一公开的评论是来自都柏林的霍顿的文章。霍顿的评论是：两人文章中所有新奇的东西全是胡说八道，而所有真实的东西不过是老生常谈！这篇评论的否定性结论，给达尔文当头浇了一盆冰水，使达尔文认识到，任何一种新思想，如果不用相当的篇幅进行阐述和论证，是很难引起人们注意的。于是，他在莱伊尔和胡克的鼓励和支持下，立即着手《物种起源》全书的写作。

从1858年9月起，达尔文花了近一年时间，对1856年那份规模宏大的原稿进行摘录和整理。成书之后，这篇被作者称为“摘要”的著作，其篇幅比原来缩减了许多。此书的出版极为成功，1859年11月24日，第一版印刷1250册，当日便销售一空。1860年初的第二版印刷3000册，也很快销完。对这种成功，按达尔文本人的分析，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在该书出版前，达尔文曾发表过两篇摘要，思想舆论上已经成熟；二是得益于该书篇幅较小。这后一点应归功于华莱士论文的“催产”。不然的话，按原先设定比该书长三四倍的规模，恐怕能够耐心读完的人寥寥无几。

《物种起源》1861年第三版，增加了“引言”部分，印刷2000册；1866年第四版，印1500册；1869年第五版，印刷2000册；1872年第六版，印刷3000册，这一版是达尔文本人亲自修改的最后一版，增加了新的一章《对自然选择学说的各种异议》。

在1872年的第六版中，达尔文多次使用了evolu-tion这个词，中文翻译成“进化”或“演化”。实际上，在1871年，达尔文出版的另一部重要著作《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中，他就第一次使用过这个词。《物种起源》出版后，人们便习惯于用“进化论”来代指达尔文学说。

从1860年到1882年，在获得巨大成功之后，达尔文并未就此停歇，而是在与疾病顽强搏斗的同时，努力实验，勤于思考，笔耕不辍。从1860年1月1日起，达尔文便着手《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一书的写作。这部巨著耗时很长，直到1868年初才得以面世。当然，在这期间他还完成了其他一些较小但很重要的著述，如《兰科植物的受精》《攀援植物的运动和习性》，以及六篇关于植物二型性和三型性的论文。此后，达尔文又花了三年时间，于1871年2月，出版了另一部产生了广泛影响的著作——《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

这部著作的出版，是在《物种起源》首次发表12年之后。这时，《物种起源》在学术界已经获得成功，大多数科学家都接受了物种进化的思想，达尔文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必须而且也完全可能，具体论证人类的起源也遵从同样的自然选择规律，以攻破神创论的最后堡垒。《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的出版，使人类虚妄的自尊心受到了残酷的打击，终于明白，我们人类并不是上帝的创造物，原本只是猿猴的后裔！至此，人类终于从上帝造人的神学体系中，开始被拉回到真实的自然体系中。

关于这一点，达尔文的铁杆支持者，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T.H.Huxley，1825—1895）曾有过精辟的论述：

“人类的高贵身份不会因为人猿共祖而贬低，因为他具有独特的、能创造可理解的复杂语言的天赋。仅凭这一点，我们便能将生存期间的各种经验，一代一代传衍下去，不断积累，并组织发展起来；而其他动物则不能。于是，人类就好像站在山巅一样，远远高出其卑微的同伴；由此逐渐改变了他粗野的本性，不断放射出真理和智慧的光芒。今天，我们知道，人类之所以从猿类脱胎而出，不仅因为具有发达的语言，更在于，其脑量超过后者至少3倍，这促使她能从寻常的生物演化，转入文化演化的快车道。从自然角度看，人类是动物界中普通一员，但从文化和能力上看，人类堪称天之骄子。”

《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的出版，再次掀起轩然大波。一些媒体对他展开了连篇累牍的讨伐，上面还登载了不少讽刺达尔文的漫画，把他描绘成一只拖着长长的尾巴、全身长满毛的猴子，当然，达尔文并不十分在意这些对他的谩骂和诋毁。在这本书中，达尔文详细论述了人类进化中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论题——性选择。“性选择”是达尔文对他自然选择理论的重要补充。其实，达尔文的祖父也是一位进化论者，早年曾对这一论题就有兴趣。

1872年秋，达尔文又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人类和动物的表情》。这本书是《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的重要补充。达尔文在自传中记述道：“从我长子于1839年12月27日出生时，我便开始观察和记录他的各种表情的形成和发展。因为，我相信，即使在人生之初，最复杂而细致的表情，肯定都有一个逐步积累和自然的起源过程。”

1875年，《食虫植物》一书出版，这离达尔文开始观察思考食虫植物这一课题，已有16年之久。达尔文觉得，他这个研究结果发表的推迟和迁延，有一个很大的益处，它可以使人反复审视、改进自己的认识。在这本书中，他阐述了一项重要发现：一棵植物在受到特殊刺激时，一定会分泌出一种类似动物消化液的含酸或酵素的液体，它能将捕捉到的昆虫“消化掉”。

1876年秋，达尔文撰写的《植物界异花受精和自花受精的效果》一书面世，这是对《兰科植物的受精》一书的补充。此时，达尔文已经67岁，尽管他已感到“精力要枯竭了，准备溘然长逝”，但仍然在病残的暮年，笔耕不辍。

1877年，达尔文出版了《同种植物的不同花形》。1880年，在他儿子弗朗西斯的协助下，达尔文又出版了《植物的运动本领》，这是对《攀援植物的运动和习性》一书的重要补充和理论延伸。

1881年，72岁的达尔文，出版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本书——《腐殖土与蚯蚓》。这个课题看起来似乎不甚重要，却令达尔文兴味盎然。15年前，他曾在英国地质学会上宣读了这项工作的要点，并以此修正了过去的地质学思想。

终于，最后的日子到来了。1882年4月19日，科学史已牢牢记住了这个日子，这位曾以自己艰苦的科学实践，改变了人们千百年来旧世界观的伟大学者，与世长辞，享年73岁。达尔文走了，身后却留下了巨大的思想和知识财富。 rgxcBzFacxQYgDc8J/U4qfDtFGfy+GkYjJe2S7IV69173fvXF8l/rQYuFfEa8oR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