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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叶后，英国持续200年的辉煌开始没落，逐渐丧失了对制造业的垄断优势，作为工业国的优越地位也正在遭遇强劲的敌手。英国工业亟需新的出口市场，这也刺激了科学进一步的发展。为了应付帝国扩张所遇到的新问题，科学教育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可是相对而言，德国科学教育和研究的开展更是如火如荼，与英国完全不在一个等级上。德国高等学校培养出成千上万的化学家和物理学家，输送到工业实验室中去，在短短几年之中，原来主要由英国奠定基础的化学工业就变成德国新工业的一部分，并实际垄断了世界市场。
科学与战争之间关系的转折点随着20世纪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出现。与以往战争不同的地方在于，科学第一次表现出对于战争胜败的决定性影响。当然，自古以来，战争始终比和平更需要科学。这并非是因为科学家好战，而是因为，战争的需要更为急迫。各国政府不那么乐于向和平研究提供资助，却很慷慨地向军用研究提供大量经费，科学能研制出更先进的军事装备，而这决定着战争的最终胜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科学家的协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各国政府都对本国科学家实行战争总动员。在这方面，开始时，德国人是有优势的。他们的职业科学家不但人数众多，而且与工业保持着更为密切的联系。这是一个可以立竿见影的有利条件，且本来是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而协约国不得不在战时临时拼凑科学和工业机构，英国终于在1917年仓促地成立了科学和工业研究部，美国则于1916年成立了国家研究委员会（NRC）。战后，英国的研究部曾回顾说道：
战争一开始，就可以看出，科学的应用将在战争中起决定作用。于是政府动员并征集科学工作者，显然这收到良好效果。过去国内一直呼吁英国工业和科学应该更密切地相互配合、相互支持，战争的迫切使这样的呼吁更显得有力。人们很快就发觉，对手若已经通过对科学成果的应用掌握了某些工业产品，将足以危及英国的利益。大家也普遍认识到，为了在平时和战时都能取得胜利，应该更充分地利用科学资源。战争的危险也为和平时期提供了教训，那就是，一旦战争结束，工业界就要面临一种新形势。如果英国要保持工业优势，如果英国工业品要在世界市场上继续站得住脚，就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为了更充分地协调科学资源，也为了提前应对战后的新形势，政府设立了科学和工业研究部。议会还同意拨出100万英镑巨款来资助科学与工业研究工作。科学界与工业界领袖在周密思考如何更有效地达到这一目的，进而制订出合作研究的具体计划。
第一次世界大战自然而然地迫使人们对科学在现代国家的功能，有了全新的、更主动的认识。人们意识到，科学如此重要，不仅决定战争的胜败，更事关和平时期的发展，因此，科学是一项国家事业，不能让科学处于完全无组织的状态，也不能让科学研究工作仅仅依赖民间基金或某些施舍的资助。人们明白，不论在平时还是战时，一个现代工业国的存在本身，就有赖于有组织的科学事业。探索自然资源，以及探索如何有效利用资源，都需要科学，也只能依靠科学。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总有一些声音反对以政府角色来统筹科学研究工作，并努力将此论调合理化。这些声音体现了英国长久以来的保守思想传统，表达了对政府管理科学事务的隐忧。正是由于这样的一些认识和争议，英国的科学改组工作始终处于混乱、三心二意的状态。政府和社会需要科学，却不准备付出成本。职业科学家本能地固守战前相对独立的地位，不愿受政府的主导。
因为战时的特殊情况，几乎所有人都毫无异议地服从国家需要，但平时，若把科学事务的主导权交由政府或产业，是否可行？这始终是英国政府、社会与科学界纠结的问题。不仅英国，几乎所有国家在制定科技政策的过程中，都是一种折中的态度，科学事业既不完全是有组织的，也不完全是独立的，主导它的机构可谓是重重叠叠，这种折中的效果并不特别令人满意。
20世纪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科学从战时应急状态中解脱出来，迸发出更大的活力。在德国尤其如此。似乎在和平年代，德国人更能在科学领域取得暴力所不能实现的优势。这一平静时期由于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及其政治后果而告终。德国科学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也因此受到影响，纳粹的狂热破坏了表面上牢不可破的局面。1933年之后，整个科学事业的结构已经面目全非。
眼下，西方世界官僚主义的泛滥使得科学事业的效率更为低下。现在麻烦在于，既无法让科学事业遵照自己固有的规律自由发展，也无法有效地加以政策指导，使之为产业服务。在科学发展的这样一个新时期，由于仪器设备支出比重增加，有必要在有组织的协作中雇用更多的专业人士，这样一来科学经费肯定要比先前大大增加。可是，英国目前所提供的科研资助显然已不能满足科学事业的内在需要。也就是说，在西方，社会的需要既不容许科学照老样子继续下去，但又不能有效地帮助它另辟蹊径。
与此同时，在社会主义苏联则出现了很不一样的局面。在沙俄时期，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科学的重要性已经不知不觉地有所增加，但那时这种重要性并没有得到普遍承认。1917年苏联革命以后，科学事业开始蓬勃地发展起来。科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培根的理想——利用科学为人类谋幸福——的确是马克思主义的建设理论的一个指导原则。马克思主义强调，应当把科学直接用于服务人民，而不是用于攫取利润。
沙俄时期的科学，力量极为薄弱，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又雪上加霜。此后，尽管面临巨大艰难，科学在苏联的重要性仍在继续增强。1927年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苏联开始把科学事业大规模、有效地组织起来，并作为改善国内民生状况的伟大运动的组成部分。从此以后，苏联的科学事业不论在人数和经费上，都有了持续不断的迅速增长。它完全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科学的进展深受经济萧条的影响。
当然，不能期望苏联科学事业在短时间迅速取得巨大成效，它需要多年的努力，甚至需要数代人的共同努力才能成熟。事实上，苏联科学要超过德国或英国还得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过，它已有的成绩足以证明，由政府来组织、统筹科学为人类服务的新道路，为苏联科学事业提高自身水平和影响力开辟了广阔前景，这是目前西方国家科学和工业的脆弱而混乱的体系所望尘莫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