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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科学的社会功能？100年前或50年前，无论是对于科学家自身，还是对于政府官员或普通民众来说，这都是一个奇怪的、无意义的问题。很少有人思考这个问题，科学的社会功能被默认是造福全人类。科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也是幸福生活的源泉。即使有人怀疑，科学能否像人文学科那样提供良善的通识教育，但无人质疑，科学的实际应用，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现在，我们有了完全不一样的看法。我们时代出现的各种麻烦，似乎都是这样一种社会进步的后果。科学实现了生产率的增长，却也带来了新的失业和生产过剩，贫困，依然在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与此同时，由于科学的应用，现代武器让战争的恐怖近在眼前，个人安全作为文明社会的主要成就，也将荡然无存。当然，所有这些罪恶不应该都只归咎于科学，但不可否认，这些问题都与科学有很大关系，正因如此，科学对人类文明的价值，一直以来都是被拷问的。对于社会精英阶层来说，只要科学的成果对社会是有益的，科学的社会功能就理所当然地毋庸置疑。而现在，科学呈现出双刃剑的角色，既具建设性，又有破坏性，其社会功能就理应被反思，因为其存在的合法性正在被挑战。科学家与社会进步人士都意识到，正是科学的被滥用，才导致了当今世界的混乱，这是不争的事实。为科学辩护，不再是不证自明的；而要洗刷自身的污名，科学，唯有接受批评与反思。
最近这20年的事态发展，不仅影响了许多民众对科学的态度，也深刻改变了科学家自身的科学观，甚至改变了科学思想的内涵。科学在这300年间所发生的内部重大变革，包括理论和观念的革命，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苏联革命、经济危机、法西斯主义兴起以及当下的更可怕战争等一系列令人不安的事态发展，这看起来似乎是种奇怪的巧合。公理学与逻辑学的论战，动摇了数学的基础。牛顿与麦克斯韦的物理学完全被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所颠覆，尽管人们至今对量子力学的理论仍然一知半解，似懂非懂。生物化学和遗传学的发展使得生物学面目焕然。面对一生中所经历的这些飞速发展，科学家们不得不去思考自身科学信念的基础，这种思考远比前几个世纪同行的思考要深刻得多。与此同时，他们也不可能不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面对战争，意味着要应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直接服务于军事目的，对此，任何国家的职业科学家概莫能外。经济危机更是直接影响科学家的工作，阻碍科学进展，使得科学事业受到威胁。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表明，即使在现代科学的中心，迷信与野蛮也会死灰复燃，我们本以为，这已经随着欧洲中世纪的结束而销声匿迹了。
所有这一切冲击的结果，自然而然就导致了巨大的思想混乱，不仅科学家自身感到茫然，社会对科学的认识也是如此。于是，在英国科学促进协会（BAAS）上，有人竟然提出，应该禁止科学或至少应该禁止科学新发现的应用。1927年，在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讲道中，一位主教就曾这样说道：“就算有听众要判我死刑，我也要大胆提出。如果所有的科学实验室关闭十年，而把我们的潜力用来复兴已经失去的人类生存的艺术，用来发现人类生活的美好模式，那么即使远离了科学，人类其幸福感并不会因此而减少。”
现在，不仅科学的物质成果遭到反对，科学思想本身的价值也开始被质疑。在19世纪末，由于社会体制的危机，反智主义思潮有所抬头，索雷尔（Sorel）与柏格森（Bergson）的哲学就是其表现。他们认为，本能与直觉比理性更重要。我感到，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那些形而上的哲学家们，为崇尚暴力统治与神圣领袖的法西斯主义思想找到了理论辩护。正如一位智者所尖锐指出的那样：
我们生活的时代，充满理性与反智的斗争。到处可以看到，哲学思想被学术江湖骗术所入侵。这些骗术看起来五花八门，但其本质都是一样。理性，已被视为过时而遭摒弃。一个人如果坚持，凡事都要经得起事实的检验，他就会被嘲讽和训诫。米利都学派谴责苏格拉底（Socrates）学派和阿那克萨戈拉（Anaxagoras）学派的无神论亵渎了神灵。罗马学者抛弃了卢克莱修（Lucretius）和希腊哲学，转而向东方巫师寻求天国真理。若坚持检验第一，或质疑“直觉即真理”，其人其书甚至都会被焚毁。狄俄尼索斯
的秘术，伊希斯
或奥西里斯
的咒语、太阳崇拜或牛图腾，以及各种无奇不有的经验或启示，都曾经被证明是知悉宇宙、上帝与绝对真理的本质的有效方法。而有些蠢货的无耻在于，一方面他们把自己的信仰当作是真理的化身，另一方面又依然尝试用理性，弱弱地去追问：死亡到底是什么？为何星星在宇宙中闪烁？狗是否有灵魂？为什么世界会有罪恶？全能的神在创世之前究竟在干什么？地球毁灭后上帝在哪里？这帮人绝不应该进入学界士林。
这种荒谬的反理性思潮，不仅造成了社会政治的动荡，也深深地侵蚀到科学自身的内部结构。职业科学家对此当然始终如一地排斥，但某些理论，特别是那些事关宇宙与生命本质的学说，在18世纪、19世纪已经被世人不齿，如今却企图重新赢回科学界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