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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纳（J.D. Bernal，1901—1971），英国剑桥大学、伦敦大学教授、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在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领域颇有建树，享有盛名；同时，他也是一位卓越的社会活动家和思想家。1939年出版的《科学的社会功能》是其代表作之一，在书中，贝尔纳将科学置于广阔的社会与历史情景中，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深入探究了科学的社会功能。
1901年5月10日，贝尔纳出生在爱尔兰的一个天主教家庭。1919年10月，成为剑桥大学的本科生后，因其博学、聪慧及对社会主义运动的热情，贝尔纳被友人称为“圣徒”（Sage）。1922 年，从剑桥大学毕业后，贝尔纳便开始了特立独行的职业科学研究之路。他主要致力于物理学、化学与生物学的结合，在X射线晶体学、分子生物学、液体结构研究等领域成绩斐然。1927 年，贝尔纳回到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获聘晶体学讲师。
1931年7 月，贝尔纳与李约瑟等人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第二届国际科学技术史大会。与会的苏联代表团所提交的论文集《处于十字路口的科学》，特别是赫森（B. Hessen）题为“牛顿《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的社会与经济根源”的论文，对贝尔纳的影响很大。同年8月，贝尔纳随剑桥大学团队首次对苏联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访问。
1937 年3月，35岁的贝尔纳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同年，他离开剑桥，获聘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的物理学教授职位。1939年1月，《科学的社会功能》出版，书中的观点在国际学术界引发了广泛而持续的讨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贝尔纳积极投身公共事务，并力所能及地协助英国军方赢得战争的最终胜利。1947年，贝尔纳出任英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会长，他始终呼吁英国政府应加强对科学事业的支持。1949年，作为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贝尔纳频繁出席在纽约、巴黎、莫斯科等地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
1954年，贝尔纳的好友李约瑟出版《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同年，贝尔纳出版《历史上的科学》，探讨社会经济变迁如何造就了历史上的科学，以及科学（包括新发现、新知识、新技术）又如何改变了人类历史。
1954年9月，在访问莫斯科并与苏联领导人会谈之后，应中国科学院的邀请，贝尔纳首次访问中国并参加国庆观礼活动。其间，贝尔纳游览了北京的名胜古迹，并赴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等地发表演讲，还特地在北京图书馆做了一场关于科学的社会功能的报告。随后，贝尔纳兴致勃勃地赴南京、上海、广州等地参访，首次中国之行全程近两个月。1959 年，贝尔纳再次访华并参加国庆十周年庆典。这次，贝尔纳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观看国庆焰火表演，并与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见面交谈。当时，贝尔纳的儿子马丁正在北京留学，他陪同贝尔纳，还专程去了西安。
1958年，贝尔纳当选为苏联科学院外籍院士。同年，他接替过世的约里奥-居里，担任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1963年，贝尔纳出任国际晶体学联合会的主席。1966年5月，65岁的贝尔纳从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退休，但他对全球公共事务依然保持关注。
1971年9月15日，贝尔纳在伦敦去世，享年70岁。1981年，科学的社会研究学会（Society for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又称“4S学会”）专门设立了“贝尔纳奖”，每年授予一位在科学的社会研究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
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世界变得愈加混乱，何去何从令人彷徨。科学，是否必然会让人类社会变得更加美好？1939年，《科学的社会功能》出版，便是贝尔纳对这一问题思考的结晶。
该书以“科学的社会功能”为主轴，核心的概念是：危机、改革与出路。贝尔纳认为，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科学事业的扭曲是自身难以解决的弊病，只有通过建立更加先进、更加合理的社会体制，才能实现社会与科学的良性互动，才能最终实现科学为人类福祉服务的理想。具体而言，《科学的社会功能》的主要内容包含以下几个部分。
科学事业正处于危机之中——在贝尔纳看来，进入20世纪以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全球性经济危机、法西斯主义思潮的兴起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潜在威胁，不仅影响了许多民众对科学的态度，也深刻地改变了科学家自身的科学观，甚至改变了科学思想的内涵。对此，贝尔纳痛感，自文艺复兴以来，科学第一次处于危机之中。他直言，正是科学被滥用导致了当今世界的混乱，因此，全社会都应该反思一下，科学的社会功能究竟是什么。现实的冲击带来了巨大的思想混乱，不仅科学的物质成果遭到反对，科学思想本身的价值也开始受到质疑。贝尔纳认为，这种反理性思潮不仅加剧了社会政治的动荡，也深深地侵蚀了职业科学家的理想。贝尔纳指出，对于这个问题，错误的认识非但挽救不了科学，对社会也无益处，因为危机的根源不在科学自身，而在于社会结构和体制，要实现科学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唯有改革。
科学事业亟需改革——贝尔纳详细分析了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科学事业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弊端，他认为，这些弊端源于科学事业发展的不协调和随意性，因此，迫切需要进行重大的改革。科学事业的改革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必须由全社会按一定的原则来全面进行，而不仅仅是由科学家自身或某个组织来单独进行，否则就可能引发各种各样的社会后果，进而就会妨碍科学的进展，就违背了科学事业改革的初衷。改革，必然涉及如何看待科学，以及如何看待科学与社会的关系。
贝尔纳具体讨论了科学事业改革所可能触及的方方面面，包括从中学到大学的科学教育改革、科研工作与科学组织的改革，以及科学事业规划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科学教育的目的，贝尔纳认为，一是提供一种较为系统的知识来认识自然规律，另一是传授一种方法来检验与拓展这种知识。所以，科学教育在于引导学生不仅从现代知识的角度对世界有全面的了解，而且能懂得和应用这种知识所依据的论证方法。因此，现有的招生制度、教学方式、课程内容、考试制度、职业教育、学制设计等，都得相应地进行改革。
与此同时，科学事业需要组织起来，这应是社会的共识。所谓组织起来，就是既自由灵活，又井井有条。这样一来，科学组织就会在科学事业的实际进步中，保持固有的团体精神，积极进取，追求真理，造福人类。
在贝尔纳看来，要使科学可以充分地为社会服务，在改革科学的同时，也必须进行相应的社会变革，社会改革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科学与社会良性互动的新社会。在贝尔纳心目中，苏联就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所以，科学事业改革的方向就是学习苏联经验。
苏联经验的启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苏联的实践，让贝尔纳看到，现行资本主义制度已经不是全球唯一的社会体制了。世界上已经有了一个新的国家，在那里，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完全不同于以往，因而，科学同社会的关系也完全不同于以往。马克思主义所构想的国家，其基本原则就是利用人类知识，包括科学和技术直接为人类服务。马克思比当代职业科学家更清楚地明白，科学与社会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贝尔纳相信，科学与社会之间的这种联系，应该可以变成自觉行为，也只有如此，才能保障科学事业的充分和健康发展。
苏联经验启示贝尔纳，科学事业的出路在于马克思主义。贝尔纳看到，苏联的科学事业是一个完全统一的整体，科学事业是根据一个长期计划来发展的，这个计划本身又是范围更大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计划中的一部分。贝尔纳对此由衷赞叹：
这其中蕴含着多么丰富的发人深省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新工具，有待于人们去加以认识、理解和应用。我期待苏联的科学家们，也期盼其他各国的科学家们，能够对科学事业重新进行再认识、再评价、再改造。
贝尔纳也进一步意识到，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是有效的，它可以启发人们的思路，进而获得特别丰硕的思想成果；它帮助人们重新思考科学的本质属性以及科学与社会的内在关系，进而统一规划和组织科学事业。马克思主义使科学脱离了想象中的完全超然的地位，认为科学是社会经济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如此，科学也就清除了形而上学的成分。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我们才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而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科学将更充分地造福人类社会。贝尔纳期盼，在这样一种新的思想指导下，在这样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中，科学事业的进展会开启一个新的时代。
从危机到改革，从改革到出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观的自觉探索，贝尔纳对科学的社会功能有了全新的认识。他概括道：
科学既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物质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又是引领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各种观念的重要内涵。科学不仅为我们满足自身物质需要提供手段，也为我们贡献思想观念，使我们能够在社会视域中理解、协调并实现自身的需求。
除此之外，贝尔纳还强调，科学赋予人类理性力量，它使人类对未来的潜在可能性，怀有理性期望；这是一种激励，它正逐步而稳健地成为驱动人类现代思想和行动的决定性力量。
那么，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如何思考“科学的社会功能”这个话题呢？或者说，对这个话题的思考，又有什么意义呢？毋庸置疑，最基本的一点就在于，理解科学的社会功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科学，以及科学的价值与意义。
简言之，科学既体现在器物制造层面，也体现在制度社会层面，更体现在思想文化层面。科学，不仅提供人类认识自然的知识与方法，也在探索自然的奥秘与人类生活的合理化方向，更作为创造性的先导为社会进步提供人力资源、智力支持、技术保障、解决方案及精神动力。科学，代表理性与文明；科学，塑造了现代人格；科学，永远在反思和批判中追求真理。概而论之，让科学的发展充满社会关怀，让社会的进步具有科学精神，这不仅是科学之幸，也是社会之幸，更是人类之幸。
《科学的社会功能》于20 世纪80年代首次在中国全文翻译出版，是当时年轻学子们的案头必备，极大推动了当时中国社会尊重科学、尊重理性、尊重知识的开明风气，启发人们认识到，科学是社会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第一力量，更是思想文化和精神力量。
今天，再读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将启发年轻一代对科学的社会功能建立新的认识，这对于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方法、传播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文化，对于引导全社会的科学观、提升民众的科学素养、反思科学的社会价值以及深入探索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观，显然都具有特别的意义。
关于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的中译本，198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陈体芳先生翻译的全译本，并收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2003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再次出版了这个译本，并收入“雅典娜思想译丛”。今年，在纪念贝尔纳诞辰120周年之际，为更适合读者的阅读理解，北京大学出版社决定重新编译出版《科学的社会功能》。
为此，编译者以《科学的社会功能》1939年英文版为基础，参考陈体芳先生的中译本，重点选取贝尔纳精华思想和代表性观点的论述，舍弃较为细节、琐碎或一般性常识的部分。具体而言，一是删除了原著所有的附录和图表，这部分内容大多为苏联科学事业的资料以及英国当时科研组织的介绍，今天看来，较为单薄、陈旧和零散；二是舍弃了正文中较为平白、生硬和机械式的话题，尤其是科学如何改善食物、衣着、住房、健康、生产、矿业、电力、工程、化工、运输等常识性铺陈。与此同时，保留了较为理念性的论述，并适当做了必要的归并整理。
本书导论部分重点论述当时科学面临的挑战，以及科学与社会的相互作用问题。上篇重点论述科学的历史、现状与危机，包括近代科学兴起与英国的强盛、英国科研现状分析、英国科学教育的问题、科研工作的效率与科学的应用、科学与战争、科学与国际主义、科学事业与社会主义的苏联；下篇重点论述科学的改革、出路与未来，包括科学教育改革、科研组织的改革、科学事业的统一规划、科学为人类服务、科学与社会、职业科学家的身份与社会觉悟等。结语部分重点论述历史上的重大变革、科学与文化、科学的革命等问题。
考虑到作者思路的完整性，原著中的作者序言、导论和结论都未过多删减。文字方面，在不违背贝尔纳原文含义的前提下，编译者尽量使用较为日常化且符合中文习惯的表达方式，避免逐字逐句地直译或从句式的文法结构。在此过程中，编译者拜读了相关学者关于贝尔纳的研究论文或著作，以期能更准确、深刻地理解和表达其思想观点，谨致以谢忱。
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周雁翎先生及其专业团队的邀请、鼓励和协助。囿于译者学识浅陋，新译本期待各方大家的赐教和指正。
王骏
2021年初春北京大学未名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