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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西方学者把这个时期划入所谓的“黑暗时代”。我们在这里将要阐明，“黑暗时代”的说法带有明显的现代西方价值观烙印，同时也不能得到充分的历史证据的支撑。
公元前1200之后不久，迈锡尼文明突然遭到了破坏性打击，其王宫均被烧毁。关于迈锡尼文明遭受打击的原因，传统的说法是多里安人的入侵。他们分批从希腊西北部往东南迁移，进入迈锡尼文明腹地，造成了严重破坏。迈锡尼诸王国的城堡和王宫遭遗弃，强大的王权似乎再未得到恢复。但这一说法始终无法得到考古学材料的证明。从地中海世界的广阔背景来看，公元前1200年之后不久，地中海东北部从希腊到安纳托利亚、叙利亚和黎凡特地区的中心城市遭到广泛破坏，学界称之为“青铜时代末期的崩溃”。虽然确切的原因尚不得而知，但同时期埃及的记载中提到“海上民族”的侵袭。很可能这一时期地中海东北部世界出现了大规模的动荡，造成武装人口的流动和侵袭，导致广泛的破坏。
19世纪后期，对迈锡尼文明的考古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然而从考古学上看，迈锡尼文明之后的三四个世纪里，似乎没有留下什么值得一提的遗迹。学者们相信，希腊地区的文明衰落了，因而把这段时间称为“黑暗时代”。
然而这个概念明显包含了欧洲人的价值取向。西方知识界对古代希腊产生特别兴趣是在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这一时期正是现代西方文明快速上升、现代性意识逐渐形成的时期。出于对现代西方文明发展的热情拥抱和满怀信心，西方知识界所建构的现代性包含了两个核心因素，即西方中心主义和普世主义。他们认为，西方世界因其高度繁荣的物质生活、良好的教育等，而代表了文明世界；西方世界之外的所有其他文明在西方人眼里都是停滞的、落后的，因而被表述成与之相对的野蛮的“他者”世界。西方中心主义更进一步，就形成了白人种族中心主义。与此同时，西方人坚信，他们自身文明所发展出来的科学、理性、民主、自由等价值是人类的普遍价值，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因此其他文明都应该接受这些价值，普世主义观念由此确立。现代性的这些核心价值取向不可避免地渗透进了西方人所建立的诸多研究领域。而“黑暗时代”一说即与此有关。在有关现代性的表述中，希腊城邦文明被看成现代西方文明的源头，它发展出来的价值如理性、民主、自由等和西方文明的价值观一脉相承，从另一个侧面也确认了其普世性。但城邦文明之前的迈锡尼文明明显体现出不同于城邦文明的特征，表现出现代西方文明所唾弃的君主制甚至专制色彩，成为现代性表述的一个难题和窘境。而恰好在迈锡尼文明和城邦文明之间出现了考古学意义上的一个衰落期，两者之间的联系就顺理成章地被割断了。作为现代西方文明根源的希腊城邦文明得以保持其纯洁性。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黑暗时代”的说法才得到如此广泛的接受与支持。
实际上，许多方面的证据都和这个“黑暗时代”的说法相矛盾。首先，迈锡尼文明固然衰落了，但它的衰落是一个逐渐的过程。学者们发现，在整个公元前12世纪和前11世纪早期，即便迈锡尼文明的诸宫殿中心被毁弃了，希腊社会仍然保持着一定的活力，因此把这个时期称为“次迈锡尼时期”（Submycenaean period）。这样，学者们就不得不把原先纵贯四个世纪的“黑暗时代”修改为从约公元前1070年至约公元前800年。其次，在线形文字B被成功释读出来之后，学者们发现，迈锡尼文明的居民同样使用希腊语，因而它和“荷马史诗”所描述的社会以及和古典希腊之间的诸多联系得以从语言上反映出来，这和西方学者历来强调的断裂不相符合。再次，学界一般认为，希腊人殖民小亚细亚的伊奥尼亚（Ionia）地区的时间是公元前1050年左右，也就是在所谓的“黑暗时代”。传说是雅典人在伊奥尼亚建立了12座城市。无论这个传说是否可信，伊奥尼亚的希腊城市出现在这个时期是众所接受的事实。如果像西方学者所说，文明彻底衰落了，那么这些城市的兴起如何解释呢？最后，20世纪30年代，美国学者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通过对塞尔维亚游吟诗歌所做的实地调查研究揭示，“荷马史诗”是经过一代代游吟诗人创作和传唱而逐渐成形的。这就意味着，它的创作时间可能要大大早于其初步定型的公元前8世纪后期，可能反映的是所谓“黑暗时代”的社会面貌。芬利曾经将荷马社会确定在公元前10—前9世纪，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吸收了帕里的研究成果。
但他的这个观点不符合现有框架而被轻视。还有，新的考古发现也开始质疑“黑暗时代”的说法。1964年，英国考古学家在尤卑亚（Euboea）岛位于古代卡尔基斯（Chalcis）和埃里特里亚（Eretria）之间的沿海地带发现了勒夫坎地（Lefkandi）遗址，其定居点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青铜时代早期（约前2000），在公元前11至前8世纪最为兴盛。
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的大型建筑包括建于公元前10世纪初、希腊最早的柱式建筑，它长45米，宽10米；还有大型的墓葬，大量贵金属如黄金，以及从埃及、塞浦路斯和西亚进口的奢侈品。这个遗址说明，在所谓“黑暗时期”，文明仍然存在于希腊地区。
然而，所有这些证据都没能使西方学者放弃“黑暗时代”的说法。直到近些年来，随着西方知识界对现代性的反思，“黑暗时代”之说才开始受到真正的冲击。这就是说，在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时候，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也可能相应地发生变化。作为现代性反思的一部分，马丁·贝纳尔（Martin Bernal）对18世纪以后西方希腊研究中的种族中心主义主导模式提出了尖锐批判
，这促使学者们进一步关注希腊文明和西亚以及埃及文明之间的交流与联系。而对这些交流与联系的深入探讨最有可能有助于全面推翻“黑暗时代”之说。然而，在一本新出版、旨在建立新正统的古风时代希腊史著作中，颇有影响的学者乔纳森·霍尔（Jonathan M.Hall）再次重申了传统的正统观念，认为勒夫坎第遗址不过是“黑暗时代”的一个例外。
看来围绕这个问题的争论远未结束。
和传统的“黑暗时代”说相辅相成的是“多里安人”入侵说。到古典时代，诸多希腊城邦声称他们同属于一支多里安人。这些城邦分布的地区包括伯罗奔尼撒半岛东部和南部，爱琴海南部岛屿如克里特、米洛斯、特拉（Thera），爱琴海东南部的多德卡尼斯群岛（Dodecanese），小亚细亚西南部，北非，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根据希腊人的这个文献传统，多里安人原本居于希腊北部，后由赫拉克利斯的后代（Heraclidai）率领进入伯罗奔尼撒半岛，再由此扩张到各地。可以和古典文献中的这个说法相互验证的是希腊语的所谓“多里安”方言区和多里安人占据的地域大体相同（但也有不完全吻合之处）。这就是发生在“黑暗时代”的所谓“多里安人入侵”的由来。但即使是在西方学术界，这一说法也历来受到怀疑。原因在于，古代希腊人非常善于根据细小的古老说法建构他们祖先的谱系，并将之系统化，而关于“多里安人入侵”的说法多为后来的文献所记。最为致命的是，对于多里安人原始的居住地、他们迁移进希腊的路线和方式，在考古学上都找不到蛛丝马迹。
对此，专门从事希腊铁器时代早期考古学研究的奥利弗·狄更生（Oliver Dickinson）指出：“尽管有许多糟糕的理由，但没有好的理由表明，在后王宫时代有值得注意的新的人口因素进入希腊。”
但近来有学者指出，即便如此，因为一个纯粹白种雅利安部落入侵的说法，正好符合了希腊文明种族中心主义解释的需要，所以受到欢迎与接受。值得注意的是，上文提及的乔纳森·霍尔再一次全盘肯定了“多里安人入侵”的说法，认为这一文献传统的“根本因素”“在古风时代早期已经清楚地建立起来”
，因而是可信的，是多里安人迫使伊奥尼亚人东迁，从而在小亚细亚建立起了自己的家园。也许在考古发掘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前，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也将继续下去。
如果抛弃“黑暗时代”的说法，那么对于这段时间的希腊历史该如何理解呢？其中的一个方法是认为“荷马史诗”反映了这期间的历史面貌。如果米尔曼·帕里的结论可靠的话（学者们似乎都倾向于接受这一点），即“荷马史诗”的实体部分实际上创作于其基本定型的公元前8世纪后期以前，那么这样做不是没有理由的。但即便如此，也仍然存在问题，我们能够有足够的信心、足够的证据说明“荷马史诗”大体上反映的是一个真实历史社会的面貌，而不是个文学想象加上不同时期历史元素的大杂烩吗？以英国考古学家安东尼·斯诺德格拉斯（Anthony Snodgrass）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就对此提出过质疑，认为“荷马史诗”不能反映任何一个真实的历史社会的面貌。实际上也很难提出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但多数学者相信，就较为稳定的社会行为规范、思想观念，以及社会政治结构而言，“荷马史诗”是能够代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情况的。然而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果真如此的话，它到底反映的是哪个特定时期呢？是如芬利所提出的公元前10—前9世纪
，抑或是像西方学者普遍认为的那样，是城邦兴起之后，即公元前8世纪甚至前7世纪呢？对此并没有确凿的答案。这里我们采取的立场是，虽然无法确定具体是什么年代范围，但“荷马史诗”确实能够反映从迈锡尼文明衰落到古风时代开始之前某个特定阶段的历史面貌，因而可以利用它来解读这个时期的希腊历史。
如果说迈锡尼文明的政治特征是中央集权的王制的话，那么在“荷马史诗”所表现的世界里，似乎是地方权贵群雄逐鹿的局面。虽然还有像阿伽门侬这样位尊权重的军事首领，而且也被称为王（anax），但他已经不是迈锡尼时代的集权君主，更像是贵族集团所推举并认可的首领，其权力和地位并不十分稳固。因此，当贵族武士中的一员认为他的行为不公的话，就能够毫不犹豫地站出来挑战他，就像阿喀琉斯对希腊盟军统帅阿伽门侬的批评那样。不仅贵族如此，有时候似乎社会的普通成员也能公开批评他。一个名叫特西特斯（Thersites）的普通士兵在阿伽门侬召集的军士大会上公开站出来指责他，似乎就能说明这一点。而且，作为最高军事首领，阿伽门侬的权力似乎还受到正式的制约。每当作出重大军事决策之前，他都要召开贵族首领开会，取得他们的支持，然后才召开军士大会，向他们公布决策的结果。而贵族首领的支持的重要性在于，如果普通军士不满决策，军事首领可以利用其地位与影响，迫使普通军士服从。就是说，政治军事决策已经必须遵循一定的程序。最高军事首领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贵族集团的力量行使其权力和维护其统治。据此似乎可以推测，在迈锡尼文明的中央集权体系被摧毁以后，出现了一个地方贵族割据的局面。由于集权力量的缺乏，贵族集团要实施有效统治，通常需要进行联合与合作。因此在“荷马史诗”的描述中，贵族武士特别注重礼尚往来，不惜互赠贵重物品。广泛的结交与联系网络成为贵族权力的一个重要基础。
这样看来，荷马社会的政治结构是迈锡尼文明中央集权瓦解的一个后果。出于某种我们无法确定的原因，强大的中央集权再也无法建立起来，或者是不再被人接受。贵族武士由割据一方走向间或的联合，一个贵族统治阶级开始形成。也许是由于权力的分散，政治决策也开始走向一定的程序化。首领、长老会议、民众大会的政治参与机制业已成型，而这个机制其实是后来城邦政治生活的基石。出于这样的理解，一些学者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城邦的早期形态在“荷马史诗”所描述的社会里已经出现了。
对于希腊早期战争方式的进一步研究似乎也支持了这样的认识。传统的观念认为，“荷马史诗”所描绘的作战方式是贵族武士间的决斗，武士的决斗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战争的结果，因此贵族武士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成了社会的特权群体。公元前7世纪，随着方阵作战方式取代了决斗的方式，重装步兵阶层的军事作用日益突出，贵族武士的作用则受到削弱。这就是所谓的“重装步兵改革”。作为这一军事变革的政治后果，一个基础更为广泛的重装步兵阶层获得了分享政治权力的权利，由此城邦政治迈出了民主化的第一步。但现在的研究认为，“荷马史诗”里描绘的并不纯粹是英雄决斗，普通军士组成的步兵方阵已经开始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也就是说，在“荷马史诗”里已经可见所谓方阵作战的雏形了。这就意味着，公元前7世纪“重装步兵改革”以及由此带来政治后果的说法都不能成立了，要提前到荷马社会了。
从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角度而言，荷马社会的一个核心单位似乎是“家庭”（oikos）。当然，从荷马时代起，希腊人的这个概念就大不同于我们现代人仅仅限于血亲成员的家庭概念。希腊人的“家庭”不仅包括血亲成员，还包括附庸、仆人、奴隶和财产，因此是一个更为宽泛的社会经济生活单位。长期主导我们认识的所谓“氏族社会”的说法，在荷马社会里找不到踪影。实际上，希腊文中被看成是对应于所谓“氏族”的词genos，其含义更接近于我们所说的“家族”。它更多地出现在后来的文献中。一些显赫的家庭为了光宗耀祖，纷纷建立可以追溯到古代英雄的家族谱系，于是就有了早期存在genos的文献传统。等到关于原始氏族社会的人类学研究成果受到关注之后，一些学者（包括恩格斯）便认为找到了弥补古代史研究文献不足的办法，就是把人类学的研究结论运用到古代史研究之中。希腊文中的genos一词自然让他们十分兴奋，以为找到了存在“氏族”的证据，人类学和古代文献的证据可以相互验证了。时至今日，这种认识方法早已为国际学界所抛弃，但国内一些论述中仍然不时出现这样的说法，因而值得在此进一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