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而言，对于希腊史的介绍得从西方的古典学（Classics或Classical Studies）说起。所谓“古典学”，是指专门研究希腊罗马文明的一门学问，它以学习并掌握古希腊文及拉丁文为基础，对希腊罗马文明的语言、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经济、文化等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其时间跨度上迄公元前2000多年以前的米诺斯文明，下至公元6世纪中世纪的降临。这也是西方最具传统的一个学科，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对希腊经典文献的考订、整理与研究。在西文中，“古典学”最早是用philology/philologie来表示，这个词出自古希腊文的φιλoλoγία（philologia），意思是“对语言及其所表达的思想的热爱”。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大学者埃拉托斯剃尼第一个称自己为philologos（“学者”）。到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学者如彼得拉克和埃拉斯莫热心于拉丁和希腊文献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奠定了现代古典学的基础。16世纪40年代，英王亨利八世最先在牛津大学设立5个钦定教授席位，其中就包括了古希腊文钦定教授一席。文艺复兴以后，欧洲人对希腊拉丁文献的研究就再也没有中断过，其中以拉丁文献研究占据统治地位。18世纪中期开始，德国人温克尔曼发表一系列关于希腊艺术的论著，掀起了学习希腊的热潮。1777年，一位名叫弗雷德里希·奥古斯特·沃尔夫（Friedrich August Wolf）的年轻德国学生在进入哥廷根大学时，要求注册为古典学学科（studiosus philologiae）的学生。这个事件通常被看成是现代古典学学科的正式确立。沃尔夫后来成为著名的古典学家，他极力推动对于古代的科学研究，提倡建立“古代研究的科学”（Altertumswissenschaft）。

顾名思义，“古典学”含有经典的意思。英文的“古典学”（Classics）一词源出于拉丁文的classicus，其意为“最高等级的”，原指罗马5个公民等级中的最高一级。这是因为，西方人把古典时代流传下来的希腊文和拉丁文文献视为传世经典，认为它们包含了最为重要的哲理、真知、智慧乃至德性。因此，学习这些文献就成为人文修养必不可少的基础。在近代，熟谙希腊语和拉丁语更是精英阶级的标志及其引以为豪的知识特权。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的著名文人学者乃至政治家，莫不有着深厚的古典学素养。歌德被誉为“北方的希腊人”，尼采24岁时即当上了巴塞尔大学的古典学教授。英国人最为推崇的首相之一是19世纪的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此人在1868至1894年间曾四次担任首相，但他同时也是位知名的古典学者，著有三卷本《荷马与荷马时代研究》。德国近代著名教育家洪堡所提倡的教育以古典知识为核心。1809年他担任普鲁士教育部长后，即极力推动教育改革，树立起了希腊文、拉丁文在中学课程中的核心地位。直至20世纪上半期，希腊文和拉丁文都是欧洲中学的必修课程，通晓古典语言也是英国的精英大学如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学生必要的入学资格。

古典学在西方教育与学术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还可从学科的分类看出来。在西方近代确立的知识分类体系中，西方传统的人文知识是以其类别而划分成科的，因而有文学、历史学和哲学之分，关于非西方的知识则主要以地域或者文明范围分科，因而有“近东研究”“东亚研究”“伊斯兰研究”等。本来属于西方传统人文知识的希腊罗马文明却被划分出来，单独成科，和文学、历史、哲学并立，看起来似乎和非西方的地域研究没有什么两样，但其划分背后的指导思想全然不同。相对而言，非西方的知识显得不那么重要，因而笼统地以地域划分，而兼具地域及文明特征的希腊罗马文明之所以被单独划列出来，则是因为其无可比拟的重要性。可以说古典学是西方人文学科中最为基础的学科，是文史哲的基石，算得上是西方的“国学”。

早期的古典学偏重于对文献本身的考证、修订、注解以及阐述其微言大义。沃尔夫本人的传世之作即为研究荷马史诗的《荷马史诗导论》（Prolegomena ad Homerum，1795年）。自此之后，在整个19世纪至20世纪初德国古典学的全盛时期，经典文献研究一直是重心。德国最伟大的古典学家之一是比尼采小4岁的维拉莫维茨（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其一生著述不可谓不丰，但主要集中在对古希腊文献的整理、考订、校注，其名声则不及被他“赶出”了古典学领域的尼采。这也就可以说明，古典文献研究占据了多么重要的地位。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在当时的古典学中完全是异端。除了对传世文献的考订与整理之外，古典学家的视线还投射到了文献残篇和铭文的整理。由蒙森（Theodor Mommsen）发起与主持的《拉丁铭文集成》（Corpus Inscriptionum Latinarum），同样是德国古典学家收集编订的《希腊铭文集成》（Inscriptiones Graecae），以及费利克斯·雅可比（Felix Jacoby）编订的《希腊历史残篇》（Die Fragmente der Griechischen Historiker）等文献巨著代表了文献学的伟大成果，早已成为研究者必不可少的工具书。

当然，就是在强调经典文献研究的时候，学者对希腊史也一直怀有浓厚的兴趣。早在1784年，英国人威廉·米特福德（William Mitford）就开始出版其8卷本的《希腊史》。不过奠定希腊史研究传统的著作当属英国人乔治·格罗特（George Grote）在1846-1856年间出版的12卷本《希腊史》。格罗特吸收了德国古典文献学研究新近发展出来的文献批评方法，采取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立场，充分肯定雅典民主政治，这使其巨著大获成功。在格罗特之后，德国学者恩斯特·科修斯（Ernst Curtius）和朱利斯·贝洛赫（Julius Beloch）、格奥尔格·布佐尔特（Georg Busolt）、意大利学者德·桑克提斯（de Sanctis）纷纷出版经典的多卷本《希腊史》著作，希腊史研究遂渐渐繁荣。时至今日，研究的重点早已不限于撰写通史类著作，而是对希腊史的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学者们不断尝试提出新的问题，或是从新的角度、运用新的理论或者方法对同样的问题进行不同的审视，希冀加深我们对这个伟大文明的理解。

本书的主要目的在于为有兴趣从事或者了解希腊史研究的读者提供入门的指导。为此我们侧重于在对希腊史研究传统作较为全面介绍的同时，提供实用的工具性指南。其主体部分共为五章，第一章为希腊史概述，在给出希腊历史基本框架的同时，我们力图说明，这一框架不是确定的，是带有特定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学者以特定视角建立起来的，如果变换视角，就可能建立不同的框架。同时我们也根据新近的认识，对希腊史的传统框架作了修订，尤其是抛弃了带有浓厚西方价值的“黑暗时代”一说。第二章对可资利用的原始资料做全面介绍，包括传世文献、考古文献和考古实物，同时力图说明不同类型的资料的特征及其局限性。第三章概述学术史，包括国外和国内的希腊史研究及其成果。希腊史研究是一个浩如烟海的领域，要概述整个学术史殊为不易，在此我们虽力求全面，但疏漏也许在所难免。第四章侧重介绍近几十年来学界比较集中关注的一些重点问题。学者们的研究旨趣各异，因此要作全面介绍几乎是不可能的。为此我们采取的方法是选取其中的一些问题作较为深入的评述，交代问题的提出、不同观点的交锋、近来占主导地位的观点，以及学者们观点变化的原因。介绍不求全面，但希望这样的做法能给研究者一些启发。最后第五章介绍可资利用的学术资源，包括工具书、原始资料丛刊、主要期刊和一些重要的古典学研究网站。主体部分的最后还附录一些可能存在模糊性的关键词和参考文献。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参考文献大体反映了20世纪希腊史研究的面貌，但挂一漏万也实在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其中一些研究文献业已过时，不足以作为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研究者必须关注最新的进展情况。

必须指出的是，比起许多的历史研究领域，古希腊史（和罗马史）研究对于语言的要求要高得多。研究者不仅要掌握研究对象的语言，即古希腊语和拉丁语，还要掌握多门现代语言，如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现代希腊语。这是因为，西方人把古希腊罗马文明看成现代西方文明共同的历史根基，因而希腊罗马文明超出了民族历史的范围，成为西方世界共同的文化传统。也因为如此，更为深厚的古希腊史研究传统是在西欧和北美，而不限于希腊本身。就希腊史研究而言，最为重要的成果主要是以上述诸种语言发表和出版的。

除了语言的要求外，希腊史研究还要特别注重不同类型的史料和不同领域的研究方法。传世文献固然重要，但学者们越来越注意到其他史料及其研究方法的价值，这包括考古学、铭文学、钱币学和纸草文献学等。具体而言，因为缺乏文献记载，米诺斯文明和迈锡尼文明在传统上一直属于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的研究领域。但近些年来，古风时代也越来越成为考古学中占主导地位的领域。除了当时文献记载的稀缺，这种转向还受到另一个因素的影响，即从20世纪70年代起，考古学从注重文物本身的研究转向综合文物本身传达的历史信息，进而从考古学的角度勾勒历史面貌。这种取向在80年代取得巨大成功，从而确立了考古学的主导地位，也因为如此，新一代占据领导地位的古风时代研究者多是考古学出身。因此，研究古风时代的历史必须充分吸收考古学的方法与成就。除此以外，考古资料从两个方面影响到希腊史研究。其一，如同法国著名古典碑铭学家路易·罗伯尔（Louis Robert）所说，古典文明是个“碑铭文明”。古希腊、古罗马的各个时期都留下了大量的碑铭。这些碑铭所保留的历史信息往往是传世文献没有反映的，因而弥足珍贵。碑铭资料对许多领域诸如雅典民主政治及其霸权、希腊宗教、希腊经济的研究等都是不可或缺的。其二，如同一本法文著作的书名所表达的，希腊城邦是个“图像的城邦”（cité des images）。这在于，希腊人善于用视觉形象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念。通过壁画、瓶画和雕塑塑造的形象散见于城邦各处，不仅是观念的表达，而且在缺乏现代媒体的时代，是传达和灌输观念的重要方式。传统的研究惯于将这些视觉形象当作艺术史研究的对象，把它们放在艺术发展内在逻辑的框架中予以解释。而现在，学者们越来越意识到，这些形象是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因而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态度和好恶，同样是我们走进那个文化世界的途径。因此，视觉形象成为历史学的资料和历史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往往能提供令人耳目一新的视角和解释。

然而即使考虑到原始资料的拓展，我们所能依据的史料仍然远远不足以描绘出希腊史整体而确凿的面貌，因此引入一些社会科学理论或许有助于弥补史料的不足，帮助我们理解希腊历史的一些问题。综观20世纪后半期的学术史，我们可以看到韦伯（Max Weber）的现代性命题和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社会经济理论如何被运用于对希腊罗马经济的研究并引起激烈争论，新考古学和“后新考古学”如何解读希腊早期的历史，后殖民主义理论如何促使学者们反思希腊文明对于其他民族的想象，也可以看到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巴赫金的文学理论、福柯的话语—权力思想如何启发了对于不同问题的研究，当然，还可以看到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的结构人类学以及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文化人类学理论对于希腊文化的不同解读。这些都启示我们，对于希腊史研究而言，对重要理论和思想的了解同样是不可缺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