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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研究希腊史来说，希腊人的政论作品相当重要。这类文献中首先应提及哲学家们的言论，色诺芬尼（Xenophanes）、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以及公元前5世纪的智者，都曾深入思考过政治问题。可能出自雅典寡头集团首领的克里提阿（Critias）借西西弗斯之口，宣布早期人类犹如动物，毫无秩序，法律是为了惩罚并阻止人们实施暴力而颁布的。他甚至宣称，神灵可能也是由某个智者为凡人发明的，以使人类即使在无人监督时也会有所畏惧。与之相反的，是智者普罗泰戈拉借用神话，为人类政治上的平等张目。
遗憾的是柏拉图之前的哲学家都没有完整著作存世，难以全面考察他们的思想。但现存的某些残篇，仍可以使我们对他们的思想有所认识。19世纪以来，西方学者经过努力，已经将这些残篇汇集成书，可以方便地使用。
第一部完整流传至今的古希腊政论文献，可能是被称为“老寡头”（Old Oligarch）的《雅典政制》（Athenaion Politeia）。该书篇幅不大，类似于政论小册子，缺少理论阐述。它夹杂在色诺芬的著作中流传下来，但学者们普遍相信其作者并非历史上的色诺芬，而是公元前5世纪后期雅典某位敌视民主政治的贵族寡头分子，故通常将其称为“伪色诺芬”或“老寡头”。作者一方面批评雅典是穷人执政，贵族受到压迫，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雅典在民主派的统治下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奴隶受到较好的对待。对我们研究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它都有一定参考价值。
柏拉图的一系列著作，特别是他关于政治理论的著作如《理想国》《法律篇》《政治家》《普罗泰戈拉篇》等，虽然都是以假设的前提为出发点，但讨论了当时希腊各邦存在的典型政体、城邦的社会结构、经济特点等，既反映了柏拉图本人的政治观、哲学观，又是反映希腊各邦现实的一面镜子。他关于每一希腊城邦都被分为穷人的与富人的两个城邦的论断，揭示了公元前4世纪城邦危机之际社会分化剧烈、公民集体逐步瓦解的史实。他对当时希腊各邦现存政体的分类和特点的归纳，虽然主要是理论性的描述，而且很多时候还是歪曲性的，但至少反映了当时相当数量的希腊人的看法。他有关苏格拉底受审和被判死刑的对话，无疑是今天研究苏格拉底问题最为基本的资料。此外，柏拉图的对话集大多以真实人物为基础，其对话的场景亦在某一雅典人的家中，因此它们既反映了对话参与者的学术观点，又是我们了解当时雅典社会及文化思潮最可信的资料来源之一。
色诺芬写有一系列政论著作，其中对历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的是《拉西第梦人政制》《家政论》
和《雅典的收入》等。《拉西第梦人政制》虽有美化斯巴达制度的倾向，但因其在斯巴达生活多年，亲自观察过斯巴达社会，提供了不少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无法提供的资料。不过总体上看，那是一篇关于斯巴达社会的理想化描绘。而且作者明确指出，他所描述的是传说中的莱库古的制度，在当时的斯巴达已经不存在。《家政论》借苏格拉底之口，描绘了当时雅典富有的土地所有者的生活，以及雅典上流社会对妇女、政治生活的态度。《雅典的收入》讨论雅典人可以增加收入、改善其财政状况的各种办法。色诺芬特别提到由国家购买奴隶以供出租、给予外邦人同等征税权以吸引更多外邦人前来投资，以及开发劳里昂银矿等措施。《回忆苏格拉底》和《苏格拉底的申辩》《会饮篇》所提供的资料，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几乎完全不同于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那里的苏格拉底更像一个普通的雅典公民，对神虔诚，富有辩才，甚至可以大量饮酒，与别人开各种下流的玩笑。这些作品生动地展示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内部运行机制，以及雅典人对公民的期望。此外，色诺芬关于阿格西劳斯的传记对这位国王的经历和为人有生动的描绘，但因传主同时是作者的恩主，不免过于美化。看过他的传记后，人们很难相信，在一个如此优秀的指挥官和国王的治下，斯巴达竟然会丧失其对希腊的霸权，变成希腊世界的一个二流乃至三流国家。他关于骑兵和狩猎技术的讨论，对当时希腊世界的政治和军事有一定的反映。他的传记体裁的小说《居鲁士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借波斯帝国的开国君主居鲁士的作为，探讨理想政治家的形象。《希耶隆》借叙拉古僭主希耶隆和诗人西门尼德（Simonides）之口，讨论了公元前4世纪初再度流行起来的僭主政治，所表达的无非是僭主乃最不幸之人的希腊人的老生常谈。除少数作品外，它们大多采用对话形式，文字清新流畅，是研究公元前4世纪雅典社会与政治生活必不可少的资料。
亚里士多德被视为古代希腊最博学的人，现代科学的许多学科都是在他的手里取得独立学科地位的。与柏拉图不同，亚里士多德是个十分重视经验事实的思想家，他的大量著作都以实际观察为基础写成，其中固然谬论不少，代表了当时希腊人的流行观念，但毕竟保存了大量有关当时希腊社会的资料。他的3部《伦理学》和1部《政治学》不仅是我们研究亚里士多德政治、社会与经济观点的主要史料，而且是我们研究希腊历史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他关于城邦兴起的理论在今天固然已不足取，但他关于创立城邦的目的，政体的分类、演变以及形成原因，保卫各种政体的方法的讨论，以大量实证材料为基础，包含许多各邦政体沿革的史实，以及对不同类型城邦优劣的分析。他与其门生分别撰写了研究158个城邦政体的长篇论文，虽然基本都未能保存下来，但在19世纪末学者们发现了其中最重要的《雅典政制》。它的前半部叙述了居伦政变以来雅典政体的沿革，后半部详述了公元前4世纪中期雅典的民主政治制度，深入而具体。其遗失的开头部分，大概不过是收罗了当时流传的有关早期雅典王政时代的传说，固然十分可惜，但关于早期雅典的历史，亚里士多德似乎也不比今天的学者们知道得更多。《雅典政制》的发现弥补了雅典史研究中的许多空白，受到学者们的高度重视。自19世纪末以来，西方不少学者参与了对它的研究，出版了很多校注和疏证本。亚里士多德有关修辞学的讨论，实际上讨论的是当时的演说技术。他对演说在当时希腊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有非常深入的讨论，其中的不少内容，同样与历史研究有密切关系。托名亚里士多德的《家政学》（Oeconomica）并非讨论任何经济政策、经济理论的著作，但它搜罗了当时众多希腊城邦的政治领袖和军事将领为应对财政危机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对于研究希腊经济史，特别是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经济史，以及希腊人的经济思想，无疑是第一手的宝贵资料。即使那些看似与历史研究关系不大的著述，例如《植物学》《动物学》《动物的生殖》等，对我们了解希腊人的农业、畜牧业状况，也具有重要的价值。
亚里士多德的门生提奥弗拉斯图斯（Theophrastus）对希腊人物的评论，也具有重要的价值。
演说既是希腊社会的产物，又是对希腊社会的反映。现今流传下来的演说辞，几乎全部出自雅典。它们大体上可分为两类：政论性演说与法庭讼词，两者有时又密不可分地混杂在一起。它们中有些表达了当事人对某些历史事件的看法，如吕西阿斯（Lysias）的《控告厄拉托斯提尼》（Against Eratosthenes）生动地叙述了雅典三十僭主暴政给雅典人、外邦人造成的巨大伤害；安多基德（Andocides）的《论密仪》（On the Mysteries）、《论和平》（On Peace）也有重大价值。前者把公元前415年雅典因渎神案引发的恐慌写得活灵活现，后者反映了公元前4世纪初部分雅典人对外交政策的看法。伊索克拉底本人似乎不曾在公开场合发表过演说，如今流传下来的归于他名下的演说，大多是他精心写作的成果，其中的不少演说，例如《战神山议事会颂》（Areopagiticus）、《泛雅典人节演说》（Panathenaicus）等，表达了公元前4世纪部分雅典上层人物对时政和雅典历史的看法；《致腓力浦》（To Philip）、《致尼科克列斯》（To Nicocles）等演说，则与色诺芬的《居鲁士的教育》《阿格西劳斯传》等一道，成为君主制在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世界回潮的典型表现。德谟斯梯尼是公元前4世纪后期雅典最重要的演说家，归于其名下且流传下来的演说共有60篇之多，其中部分可能属于他人托名之作，但大部分为他本人的作品。他的演说不仅文辞优美，而且因为他是政治领域的活跃人物，民主政治的坚决拥护者，公元前4世纪中期以后雅典几乎所有的重大政治决策，都在他的演说中或多或少地出现过。因为他的演说，现代学者们能够了解到喀罗尼亚战役前数年中雅典的某些重要历史事件，竟然可以罕见地精确到月和日。他在雅典公开发表的演说，如《论和平》《论金冠》（On the Crown）等，直接反映了当时雅典的政治运作。有些关于对外政策的演说，如《论奥林托斯》（Olynthiacs）、《反腓力浦》（Philippics）、《论罗德斯人的自由》（For the Liberty of the Rhodians）等，既涉及雅典国家的实力和政策，也与希腊世界的一般形势有关。作为政治人物，德谟斯梯尼不可避免地卷入各种类型的诉讼之中，并因此发表了大量演说，他在其中不仅为自己辩护，控告对手，同时阐述了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他的演说因此成为公元前4世纪雅典民主政治意识形态的重要资料。其他演说家的演说，例如埃斯基涅斯（Aeschines）、伊赛欧斯（Isaeus）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当时雅典的政治和社会状况。演说辞的局限性在于，演说家所说的不一定都是事实，其中充满了对自己及其祖先的夸饰，对对手的污蔑和不实之词。而保存下来的演说中，往往只属于斗争中的一方，另一方的言论，除少数例外，多数已经失传，据此做出的判断，难免片面。这里只举一个例子略作说明。如果我们相信德谟斯梯尼的《论金冠》，不免会以为德谟斯梯尼在雅典拥有君主都难以企及的地位和影响，“我走上前，向公民大会发表演讲……全场欢呼，毫无异议。如果不提出动议，我是不会说话的。”芬利论及这篇演说时，说它虽然大体符合实际，却是“一篇绝妙的片面之词”。
盖因此前10余年的时间里，德谟斯梯尼一直提醒雅典人要阻止腓力浦的扩张，甚至连篇累牍地发表了《反腓力浦》，但雅典人始终不曾采取决定性的行动，致使腓力浦日益做大，终于征服帖撒利，进入中希腊，军队直逼雅典大门口。同样需要注意的，是这篇演说固然促成了雅典与忒拜的结盟，但喀罗尼亚战役的结果，是雅典等希腊城邦的联军惨败，腓力浦借此成为希腊新的霸主，组建科林斯同盟。但此前和此后的一切，都不曾出现在这篇著名的演说中。所以，在使用演说辞作为材料时，我们不仅要关注演说本身，更要留意演说的背景、意图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史实。
作为史料，文学作品较演说有更大的局限性，因为作家信笔由缰，其作品中含有很大的虚构成分。就希腊的文学作品来说，很多以古代的神话传说为题材，背景被放在遥远的过去，虚拟成分更大，至少不比现代文学作品少。但是，作家不可能完全脱离现实去虚构，其作品或多或少会含有一定的真实成分。德国商人谢里曼对特洛伊、迈锡尼，英国学者伊文思对克里特，美国学者布列根（Carl Blegen）对派罗斯的发掘，如果没有“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及希腊神话提供的线索，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悲剧、喜剧作品、诗歌中也或多或少会出现当时的社会情况，只要善加利用，它们一样会成为很好的资料。
希腊文学中出现最早的是史诗。它们本是民间吟游诗人弹唱的作品，初期也许并无定本，到文字产生后，逐渐定型。其最著名者，无疑是传说中由荷马创作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又译《奥德修记》）。对希腊的文学和宗教来说，它们几乎具有圣经式的地位。《伊利亚特》长约15000余行，分24卷，以阿喀琉斯（Achilles）的愤怒为中心，叙述了特洛伊战争最后1年约50天中希腊、特洛伊双方战争的情况。《奥德赛》有12000余行，也分24卷，以奥德修斯（Odysseus）在特洛伊战争结束后的漂泊和回归为中心，交代了特洛伊战争和英雄们的结局，从而呈现出希腊社会的广阔画面。对历史学家来说，重要的问题在于史诗是如何创作的？创作于何时？与这两个问题紧密相关的，是它们主要反映了哪个时代？遗憾的是，截止到目前，学者们尚未就此达成一致意见。当前的基本趋向是把史诗作为对“黑暗时代”或者公元前8世纪的反映来对待，但也有少数学者坚持认为，它们主要反映的是迈锡尼时代的情况，或者干脆否认有所谓的荷马社会存在。无论如何，作为希腊最早的文学作品，“荷马史诗”作为史料的价值，在于它首次向我们描绘了早期希腊社会的政治、社会结构、生产与信仰，为研究早期希腊史提供了最为重要的文献资料。
如果说“荷马史诗”是从社会上层向下看，那么贝奥提亚的诗人赫西俄德可以说是从下向上看当时的社会了。他的两部篇幅不大的史诗《劳作与时令》（又译《工作与时日》）和《神谱》在研究希腊宗教和社会生产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劳作与时令》借一个农民之口，不仅叙述了一个农夫一年四季应当从事的活计，而且对农民的理想做了生动的描绘。对于神与人之间、统治者和普通大众之间，甚至邻里之间的关系，诗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说明。《劳作与时令》也因此成为研究古风时代早期希腊社会经济最为重要的文献之一。《神谱》则叙述了希腊人的世界观。它从天地万物的产生开始，列举了诸神的诞生，以及他们的各种功绩，为希腊宗教史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时代先后不一的《荷马颂诗》（Homeric Hymns），几乎给希腊所有重要的神灵都创作了一到两首颂诗。这些颂诗大多与神灵们的经历和职能有关，虽然长短不一（长者数百行，短者两行），绝大部分很可能是相关作品的开头部分，却是研究希腊宗教与神话的必读之作。
公元前7世纪至前6世纪兴起的抒情诗，大多以抒发个人情感为主。但它们的作者中有不少人，如梭伦、提尔泰俄斯、特阿根尼斯（Theagenes）、阿基罗科斯等，同时又是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者，他们的作品或多或少地反映了这一时期希腊社会与历史的变动。有些人的诗篇，因其与某些特定事件关系密切，还成为我们研究该事件的主要文字资料，最显著的是梭伦和提尔泰俄斯的诗篇。梭伦的诗篇是我们讨论公元前6世纪初雅典社会政治危机的出发点与基础。由于普鲁塔克和亚里士多德的摘引，相当部分保存下来。提尔泰俄斯的哀歌是对希腊重装步兵出现和战斗方式的最早的文献写照，其名为《优良政制》（Eunomia）的诗篇体现了斯巴达重装步兵的政治理想，是我们研究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以及与之相关的斯巴达社会和政治变革最基本的文献。其他诗人如阿基罗科斯、阿尔凯俄斯、萨福（Sappho）、安纳克瑞翁（Anacreon）等人的诗篇，与当时诗人们的经历、环境存在不同程度的联系。阿基罗科斯、阿尔凯俄斯的诗篇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他们在战场上作战逃跑、丢弃盾牌的经历；色诺芬尼的诗歌则充分描绘了一次贵族举行的酒会情景：“现在地擦干净了，人们的双手和酒器也洗净了。我们一些人在头上戴了编织成的花冠，另一些人用一只碗奉献着香膏。调酒壶已经放在那里，装满悦人的香醇，别的酒也早已盛在壶中，谁都可以来痛饮，这酒既甘美又芬芳。在我们中间香烟缥缈，发出圣洁的异香；这里有清冽的水，甜美，淳净。旁边放着棕色的面包，豪华的餐桌被重重的乳酪和浓蜜压得沉沉。中央是祭坛，满盖着鲜花，歌声和节日的欢笑洋溢在整个屋宇中。首先聪明的人们必须用神圣的歌词和纯洁的语言颂赞神明。然后奠酒并且祈请神明赐予力量，使人们能够做得允当（因为恳求这种力量是首先要做的事情），不要有一个人喝得过量，只要不太老，人人都能不用搀扶回到家门。在人们中间，要赞美那个饮酒之后仍然清醒、心里仍然不忘记美德的人。不要歌颂提坦诸神、巨人或半人半兽的怪物们的斗争，这些都是古代人的虚构，也不要去管那些纷乱的争吵，这里面并没有什么吉庆；而要时时对神灵崇敬，这才是可贵的事情。”
他还提到波斯人的来临，以及他对“荷马史诗”的态度，对于认识希腊人如何应对波斯人入侵以及如何观察世界，也有重要价值。因此，抒情诗中仍有大量资料可以挖掘和利用。由于学者们的努力，这些诗歌大多有比较确定的版本可用，其中的大部分还被译成了中文。
古典时代雅典的悲剧和喜剧同样是十分重要的史料。悲剧大多取材于希腊神话，其背景通常是希腊的远古，尤以关于特洛伊战争与忒拜的传说居多。但悲剧之中，也确实有部分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公元前493年，弗里尼科斯（Phrynichus）就上演了《米利都的陷落》，因让雅典人想起米利都被波斯攻陷的灾难，雅典人罚了他的款，禁止此后再上演该剧。公元前472年，埃斯库罗斯上演了《波斯人》，对撒拉米斯和普拉特亚战役都做了描绘，其中的某些段落可能还超出了希罗多德的记述。不可否认，大多数悲剧取材于古代神话，但即使是那些悲剧，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因为作者对神话的虚构和解释，无法脱离当时雅典的实际，间接地反映了雅典的政治气候与社会现实。由于悲剧表演是城邦官方组织的活动，观众是全体公民，因此悲剧表演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活动，悲剧所涉及的主题也经常与城邦有关。
埃斯库罗斯的《奥瑞斯提亚》三部曲和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等，都包含浓厚的政治意味。前者呼唤城邦和解，后者提出了非常严肃的城邦与公民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强调了法治对于城邦的重要意义。
欧里庇得斯的《请愿的妇女》（Suppliant Women）的主题，是雅典给予攻打忒拜的将领的女眷以庇护，但在此过程中，欧里庇得斯却借提修斯（Theseus）之口，对民主政治和僭主政治进行了比较，把民主政治大大赞美了一番。
流传到今天的喜剧大多是阿里斯托芬创作的。近年来随着莎草纸文献的进一步整理和出版，米南德（Menander）的部分喜剧陆续被发现。喜剧一般取材于现实生活，虽不免有夸张的成分，但仍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在研究某些问题，如雅典经济、社会史时，甚至是我们必须参考的基本文献。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中，上至政治领袖伯里克利、克里昂（Cleon），下至普通的奴隶，都被一一搬上了舞台。在他笔下出现的各种人物，大体代表了雅典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一些西方学者利用喜剧提供的材料，写出了有很高价值的学术著作，显示了喜剧作为史料的重要意义。苏联学者如科谢连科，也在运用喜剧史料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米南德的喜剧虽然不直接涉及现实政治，将笔触更多地伸入社会和家庭，却也足以成为有心人的有用资料。在研究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时，罗斯托夫采夫（M.I.Rostovtzeff）就大量利用了米南德提供的材料。
希腊化时代的牧歌诗人大多和宫廷联系密切。卡里马库斯（Callimachus）、提奥克里图斯（Theocritus）等人所留下的诗篇，有些远离了现实生活。不过作为文化史资料，它们仍具有重要价值。
最后一类文献是地理游记
，主要是罗马时代地理学家与旅行家的著作。首先应当提及的是宝桑尼阿斯（Pausanias）的著作。他鉴于罗马统治时期希腊的衰败，不少历史名胜成为废墟，决定把古代的那些辉煌建筑记载下来，写成《希腊纪行》（Description of Greece）
。该书共8卷，用游记的形式记载了希腊中南部各地的风物，包括古代建筑、遗迹、道路、山川、物产、民间传说与历史传统，保存了不少已经失传的有价值的史料，其中关于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的叙述是所有古典作家中最为系统的。斯特拉波的《地理学》的重点是对各地自然环境加以描绘，但同时也记载了不少历史、制度以及风土人情方面的资料，对历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把所有上述文献综合起来，似乎洋洋大观，颇为丰富。但细细思索，我们则会发现它们存在严重不足。一是时间上分配不均。古代希腊文明长达2000年（从克里特文明之始到罗马征服止），但有正规史书记载史事的时期不过500年（下限到罗马征服止），古希腊文字迟至公元前8世纪才产生，史学的出现要等到3个世纪以后，可信的同时代文献并不多。关于公元前7世纪以前的希腊史，除了极不系统的线形文字文书和“荷马史诗”外，我们几乎没有任何文字史料可资依凭；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的同时代文献也极少。二是地域上分配不均。以希腊世界而论，有限的文献主要出自希腊大陆，对小亚细亚、黑海、西西里、意大利南部和北非的希腊人，记载非常稀少。唯一的例外似乎是狄奥多罗斯，但他的历史写作，无论是史识还是史才，都有严重的缺陷。且就是这样非常不足的文献，也没有能够完整地流传至今。就希腊大陆而论，文献主要出自雅典，或者与雅典有密切关系的作家，由斯巴达及其他希腊城邦保存下来的文献极少，不免使有限的文献含有严重的雅典中心色彩，其他城邦如果偶尔出现在历史文献中，大多是因为它们与雅典或斯巴达发生了某种联系。文献分布的偏向，严重影响人们对希腊历史的总体把握。即使就雅典而论，文献多集中在城市，对乡村生活反映不多。从希腊历史发展的实际来说，当时的绝大多数人乃是居住在农村的。
即使那些居住在城市中的，也没有与农村完全脱离关系。三是这些文献大多集中在政治与军事领域，对社会经济涉及较少。这虽不意味着古代人并非不注意衣食住行，但给我们全面认识古代希腊社会带来不少困难。四是几乎所有文献都出自有产阶级之手，主要反映贵族等统治阶级的看法，占社会人口大多数的普通劳动者的观点很少传诸后世，不可避免地使这些著作带有浓厚的阶级偏见。作为希腊社会中的既得利益者，文献的创作者们大都对社会变革，尤其是由社会下层发动的革命惊恐异常，古代民主在他们的笔下大多以平民暴政的面貌出现，这是他们保守的政治观的反映。就希腊化时代来说，可资利用的文献主要是希腊语的，被征服与被统治的埃及、波斯等当地土著居民的看法，在史料中难得一见。五是从性别上看，除极少数例外，所有作家都是男性（似乎只有萨福一个女诗人），占人类一半的女性的看法，几乎没有在文献中得到反映。即使对女性的活动有所记录，那也是从男性的立场出发。因此，对古代希腊史而言，女性像社会下层一样，成为失语的一群人。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者们努力发掘西亚北非居民编写的编年史之类的史料，要求人们更多地考虑西亚北非固有传统的作用，以及女性在希腊社会中的作用及其变迁，但积久成习，短期内尚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史料的构成。因此，在古希腊史研究中，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考古和人类学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