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著作

古希腊文明史可谓源远流长。根据目前的研究成果，克里特岛早在公元前3千纪末即已进入文明时期，希腊大陆至迟在公元前2千纪中叶跨入了文明社会的大门。但古代希腊的史学并未随着文明时代的来临立刻产生。直到公元前5世纪，来自小亚细亚西岸希腊人城邦哈里卡纳苏斯（Halicarnassus）的希罗多德，才把伊奥尼亚纪事家创造的史话式作品改造成历史著作，他也因此被称为西方的历史之父，而他撰写的《历史》 （又称《希腊波斯战争史》）也成了西方史学的第一部经典之作。

希罗多德一生游历广泛。他本是小亚细亚的希腊人，但自从青年时代离开家乡后，便一直在海外游历，可能到过波斯统治下的两河流域、埃及、北非，后来到过希腊大陆，最后可能终老于意大利南部的希腊人殖民城邦图里（Thurii）。我们不清楚他通过什么途径谋生，而有时间和精力撰述历史。古代的一个传说称，他曾在节日上朗诵自己的创作，修昔底德感动得热泪盈眶。又有他因自己的朗诵在忒拜不受欢迎，未能赢得报酬，故在其著作中大说忒拜人坏话的传说。 事虽无法核实，但至少他有可能像古代的吟游诗人一样，靠在公开场合朗诵自己的作品获得部分收入。关于撰述历史的目的，他在自己著作的开头做过明确的交代：“我之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蛮族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 对希罗多德来说，历史的功能有两个：记录过去和探索事件发生的原因。按照希罗多德400年后的同乡狄奥尼修斯的说法，虽然之前的史话家们各有贡献，叙事风格和主题多样，有些人清晰，有些人普通，有些人简明，但都适合他们所叙主题的风格，并且保存了从希腊人和蛮族的古代流传下来的各种传说，既不减省，也不增添，具有史学求真和求实的基本精神，“但是哈里卡纳苏斯的希罗多德——他出生于希波战争前不久，而且活到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扩大了范围，给这个主题增添了光辉。他的选择不是记录某一个城市或单独某个国家的历史，而是将发生在欧洲和亚洲的诸多不同事件汇集起来，将它们聚合成一部独一无二的综合性作品。他以吕底亚（Lydia）帝国为起点，将叙述下延到希波战争，将这220年间发生在希腊和蛮族世界的所有重大事件，都整合进一部叙述中。此外，他的风格具有之前的史家所忽视的所有美德”。

《历史》共分9卷，主题是公元前5世纪前期希腊与波斯之间的战争，至今仍是我们研究这场冲突最可靠、最基本的史料。为了阐明战争的起因，希罗多德广泛搜集资料，记录了许多有关早期希腊史、小亚细亚、两河流域、波斯、埃及等地的风土人情与历史沿革的史料。虽然他的著作看起来杂乱无章，实际上有它自己的逻辑秩序。为说明战争的起因，他首先说到吕底亚和小亚细亚希腊人的冲突。由于吕底亚被波斯征服，他详尽叙述了居鲁士以来波斯的历史。他之所以详尽描述埃及、两河流域、印度等地的风土人情和历史，也是为了说明波斯的强大和繁荣。到第5卷，他才正式叙述这场战争的直接起因——小亚细亚希腊人的起义以及雅典和埃里特里亚对起义者的援助。为了报复雅典等对波斯的干涉，更重要的是波斯本有意征服希腊，于是有了波斯的3次大规模入侵和希腊人的抵抗活动。从总体上看，《历史》前后一贯，在西方历史上首次系统叙述了一个重大事件，希罗多德成为西方历史学的开创者。

《历史》所叙述的，绝不仅仅是希腊与波斯之间的冲突，还大量涉及早期希腊的历史。从传说中的米诺斯和半真半假的特洛伊战争，到完全具有历史性质的古风时代，无不涉及，为我们保存了大量珍贵的资料。有关昔兰尼（Cyrene）殖民的历史，科林斯、雅典、米提林的僭主政治，斯巴达早期的历史与伯罗奔尼撒同盟，克里斯提尼的改革等重要事件的资料，很大程度上都因为希罗多德的记载而保存下来。

希罗多德兴趣广泛，有闻必录，对历史，对各个地方的风土人情以及地理等各方面的情况，均有记载。泰勒斯（Thales）预见日食，希腊人和埃及、西亚地区的关系，都在《历史》中得到了反映。甚至对于希波战争以后希腊的历史，也多少留下了些蛛丝马迹。但总体上看，对于公元前650年以前的希腊历史，希罗多德记载的可靠性值得推敲。因为他的资料来源少有官方档案和可靠记载，他所能依靠的主要是民间的口头传说。而此类传说不免会随着时代和地区的不同，受到不同程度的改造，导致历史的失真甚至被蓄意歪曲 。希罗多德显然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对于公元前7世纪之前的事件，不管是希腊的还是异邦的，很多时候他会承认自己的无知。对历史研究而言，承认无知比假装知道或许更加可取。希罗多德的处理办法，以今天的标准衡量，倒是值得肯定。

希罗多德缺乏精确的年代学体系，他几乎总是按代追溯过去的事件，而且很多情况下似乎是按照40年一代人的时间来推算，造成许多事件的时间，例如斯巴达的莱库古改革，早得让人难以置信。对于某些重大事件，希罗多德不能准确地判断其意义。雅典历史上十分重要的梭伦改革，希罗多德似乎不是不知道，但他有关梭伦的记载，不过是让人充分相信梭伦与克罗伊索斯（Croesus）的会面，以及他所说的道德教育故事，对改革内容居然只字不提。对于克里斯提尼的改革，他宣称改革家不过是在模仿西居昂的僭主、他同名的外祖父。甚至对于希波战争本身的事件，他更关心的好像也是某些人物的作为和故事，而不是事件的整体进程。关于撒拉米斯战役的战斗进程，他记载的也多是个人方面的活动，对全局的把握可能还不如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的悲剧《波斯人》；对于普拉特亚战役中希腊方面的战略，我们今天只能从统帅宝桑尼阿斯（Pausanias）的行动去推测了。希罗多德虽然也抄录过一些铭文，但对于组织雅典大撤退和战争部署的地米斯托克利命令，他一带而过。对于资料，他主要依赖口传和讲述。这样，虽然可以采访当事人，但也让他受到严重限制——他的可靠性取决于他的资料来源。在雅典和斯巴达问题上，他表现得尤其明显。后人推测，他之所以拼命为阿尔克美昂家族（the Alkmeonidai）辩护，是因为他与伯里克利的良好关系 ；克列奥美涅斯（Cleomenes）被描写成疯子，则可能因为他的资料来自克列奥美涅斯的对手戴玛拉托斯（Demaratus）的后代。最后，我们必须承认，希罗多德有闻必录，记录了许多荒诞不经的传说。在德尔斐神谕问题上，他表现得尤其天真。

《历史》叙述到公元前478年雅典人攻占塞斯托斯（Sestos）为止，对此后的史实极少涉及，所以关于希波战争后到公元前5世纪末的希腊历史，我们主要依赖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修昔底德出身雅典名门，曾任雅典将军。公元前424年因指挥战役失利，让雅典人丧失了在北希腊最重要的盟邦安菲波里斯（Amphipolis）而遭流放。不过修昔底德是个有心人，他自称从战争一开始，就意识到那将是希腊历史上最伟大的战争，关注着战争的进程。在遭到流放后，他广泛搜罗敌对双方的资料，撰写后来成为后世不朽名作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可惜天不假年，修昔底德的著作并未最终完成，叙事到公元前411年戛然而止，其最后一卷显然只是个草稿，甚至最后一个句子都不完整。有人推测，修昔底德可能是突然去世的。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共分8卷，除第1卷追述早期希腊海权的发展以及雅典帝国的扩大、分析战争的原因外，其他各卷均以年代为序，逐年记述战争双方的政治和军事行动。与希罗多德不同，修昔底德更多地受到了公元前5世纪后期雅典思想变革的影响，并且拥有丰富的政治和军事经验。对于那场战争爆发的原因，他区分了真实的原因和双方的战争借口，指出真正的原因乃雅典势力的增长及其所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所谓的科居拉事件、波提德亚争端和迈加拉法令等，不过是双方，特别是斯巴达方面发动战争的口实。对于战争双方的实力、推行的政策背后的动机，他通过政治家的演说进行分析。对于神谕，包括有关雅典瘟疫的神谕，他从理性的角度加以解释。在他的著作中，起作用的始终是人性，不是天意。

对于经济的作用，修昔底德有清醒的认识。对于早期希腊的弱小，他从社会生产发展的角度给予解释。对于科林斯的兴起，他从地理位置和商业发展的角度予以说明。对于雅典和斯巴达在战争中采取的策略，他同样留意到经济实力的影响。斯巴达国王阿基达摩斯之所以力劝斯巴达人推迟发动战争，很重要的原因是斯巴达缺乏强大的海军，缺乏足够的财政储备。而伯里克利在主张雅典拒绝斯巴达的最后通牒、接受斯巴达的宣战时，强调的也是雅典充足的财政准备。在后来的叙述中，他也多次提到了经济，特别是财政对战争的影响。

修昔底德的著作有相对精确的年代学框架，按年代分季节叙述了从公元前431年到公元前411年希腊的政治与军事史。对个别重要事件的年代，考虑到希腊城邦纪年体系的多样性，他甚至列举了多个可供参照的年代。在叙述忒拜进攻普拉特亚的准确时间时，他特意表明，那时“尤卑亚被征服后订立的‘三十年和约’延续了14年。在第15年，阿尔戈斯的女祭司克里西斯（Chrysis）在位第48年；埃涅西亚斯（Aenesias）任斯巴达监察官；雅典的皮特多罗斯（Pythodorus）执政官任期结束前4个月；波提德亚战役开始后第16个月，正值初春之时，一支比300人略多的贝奥提亚军队……” 。对于其他事件，他往往也提供多个可供参考的纪年。正因如此，我们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进程的了解比希波战争要准确得多。他纪年的参照系是他所记载的那场战争结束的时间（即公元前404年），由此前推一般事件的年代。所以希腊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海战，是“大约发生在260年以前”。对于当时的事件，他则根据“三十年和约”签订的年代或者战争开始的年代来判断，因此我们看到，他的叙述以战争开始的年份为基础。而对战争的爆发，他则使用了“三十年和约”签订的时间来说明。

他的著作显然经过周密考证。他很清楚，人们对于自己的过去经常持有不同的看法，“在研究过去的历史而得到我的结论时，我认为我们不能相信传说中的每个细节。普通人常常容易不用批判的方式去接受所有古代的故事——就是对于那些和他们本国有关的故事，他们也是这样”。“其他希腊人也同样地不但对于记忆模糊的过去，而且对于当代的历史，有许多不正确的猜想。”所以，“关于战争的叙述，我确定了一个原则：不要偶然听到一个故事就写下来，甚至也不单凭我自己的一般印象作为根据；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我亲自看见的，就是我从那些亲自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就是这样，真理还是不容易发现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个事件，有不同的说法，由于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或者由于记忆的不完全。” 为保证史实的准确性，对于某些重要的历史文件，例如“尼基阿斯和约”或者斯巴达人和波斯人签订的条约，他甚至原文照录。但对于那些他觉得不可信的故事，则予以抛弃，仅仅记录经过他考订的史实，但考订的过程基本没有呈现。他整部著作的叙述紧扣主题，绝无旁生的枝节。但这也让我们对伯罗奔尼撒战争这样一个重大的事件的认识，只能拥有修昔底德的版本，缺少其他人不同看法的参照。

对希腊史研究而言，修昔底德所谓的“考古学”具有特别的意义。为了说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伟大以及战争发生的原因、战争双方准备的充分和资源的丰富，修昔底德追溯了希腊海权发展的历史，特别是雅典海上帝国的发展史。他从传说中的米诺斯开始，历述希腊海军从克里特时期，经过迈锡尼到古风时代的变迁。对希腊人的航海和造船技术，他也没有放过，明确提到“一般人都认为科林斯人是最早采用近代方法建造航海设备的，据说，希腊最早的三列桨战船是在科林斯建造的。当时科林斯有一个造船人阿密恩诺克利（Ameinocles），他似乎替萨摩斯人建造了4条船。……历史上所记载的第一次海军战役是科林斯人和科居拉人之间的战争，这个战役大约发生在260年以前”。 对希腊僭主政治的崛起及垮台，他也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说明，将前者归于商业和财富的增加，将后者归入斯巴达的干涉。虽不免有以偏概全之嫌，但总算是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修昔底德的一大创造，是他的著作中包含了大量演说辞。按照修昔底德本人的说法，“在这部著作中，我利用了一些现成的演说辞，有些是在战争开始之前发表的，有些是在战争时期发表的。我亲自听到的演说辞中的确实词句，我很难记得了，从各种来源告诉我的人也觉得有同样的困难；所以我的方法是这样的：一方面尽量保持实际上所讲的话的大意；同时使演说者说出我认为每个场合所要求他们说出的话语来” 。在修改过的前7卷中，演说辞占了相当大的篇幅。它或者被用来说明有关各方的基本立场，其采取政策的理由，或者是对战略和策略的说明，或者是战场上将军们鼓舞士气的话语，这些对修昔底德的历史叙述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尽管他所开创的此种写作方法为后世的大量作家仿效，但在近代批判史学那里，他的演说辞不免成为诟病的对象。因为如他本人承认，即使是他亲自听到的演说辞，他也很难准确记忆，只能求其大意。从别人那里听来的，准确性当然更要大打折扣。但使他的演说辞最遭批评的，是他最后的那句话，“使演说者说出我认为每个场合所要求他们说出的话来”，也就是说，大量的演说辞出自修昔底德本人的创作甚至杜撰，缺乏必要的史实支撑。现代对演说辞的分析表明，许多演说辞显然经过精心构思，多次修改。有些演说辞，例如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前伯里克利在雅典的演说和阿基达摩斯在斯巴达的演说，甚至形成对应关系。科林武德（R.G.Collingwood）因此批评道：“让我们自问一下：一个具有真正历史头脑的正直的人，能允许自己使用那样一套程式吗？首先来考虑一下他们的文风。从历史上说，使所有那些非常之不同的人物都用同一种方式在讲话，这难道不是粗暴吗？在一次战斗之前对军队讲话时或者在为被征服者乞求活命时，没有任何人是能用那种方式来讲话的。……第二，再考虑一下它们的内容。……在我看来，这些演说似乎本质上并不是历史学而是修昔底德对演说人行动的评论，是修昔底德对演说人动机和意图的重建。……作者的头脑不能完全集中在事件本身，而是不断在脱离事件而走到隐藏在它们背后的某种教训里去，走到某种永恒不变的真理里去。” 科林武德的评论不免极端，但他至少提醒我们，对修昔底德的演说辞需要做更谨慎和深入的分析 。

修昔底德自称以追求真理为终极目标，多次暗中批评希罗多德是说故事的人，但他本人也说了不少故事。他有关西西里远征的描写，就借用了不少希罗多德有关波斯国王薛西斯公元前480年进攻希腊的结构和情节。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两者的出征本身都是错误的决定，出征的规模都异常宏大，出发之时都有军队之间的竞赛，入侵者都傲慢无比，结局皆以失败告终。所不同的是，雅典人失败得更惨，不仅全军覆没，主将也丢了性命。因此，对于这位历来被视为科学或客观史学奠基人的著作，人们发现了越来越多的主观臆断。在对人对事的评价上，他的客观性多有瑕疵。由于他是一个雅典人，而雅典人在战争中最终遭遇了失败，雅典城到庇里乌斯（Piraeus）的长墙以及雅典的城墙均被拆毁；雅典帝国在战争结束后被消灭；雅典国家丧失了对外政策的自主权，甚至内政都受到斯巴达的干涉。所以，修昔底德所关注的，更多的是雅典在战争中所犯的错误，以及希腊舆论中对雅典不利的一面。这样我们看到，对修昔底德而言，雅典帝国及其统治是对盟国的暴政；对战争的发动，雅典似应承担主要责任；绝大多数希腊人，包括德尔斐的神谕在内，都对雅典抱着敌视，至少是不友好的态度；雅典人多次在战争中犯下严重错误。相应地，雅典的许多政治家，特别是伯里克利之后的政治家，似乎除尼基阿斯这个唯一的好人外，其他都是些恶棍、流氓，雅典的公民大会也成了暴民的聚会，议事缺少理性，决策经常错误，而且朝令夕改。与此同时，斯巴达似乎成为希腊自由的捍卫者。其在战争中的错误和暴行，或多或少被修昔底德忽视了。对于斯巴达以出卖小亚细亚希腊人的独立为代价而获得援助的做法，他好像没有作任何批评。现代史学的研究表明，修昔底德的许多论断，至少不像他所自称的那么客观和公正，其著作的主观建构色彩也许远超过他的前辈希罗多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对关键事件和个人高度风格化的和选择性的处理”的著作。 他浓墨重彩地描写了许多人物和战役，却有意忽视或者抛弃了大量非常重要的史实。他详尽记录了公元前431年伯里克利在雅典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也会比较详尽地记录尼基阿斯和阿克比亚德斯在雅典公民大会上就远征西西里进行的辩论，甚至可能虚构出一篇冗长的雅典人与米洛斯人的对话，以凸显雅典帝国主义的本质，但他也会故意忽略许多非常重要的史实。他对迈加拉法令的沉默，就是其中最显著的例子。 对公元前425年雅典重新厘定同盟贡金、大幅度提高盟国缴纳贡金数量的沉默，或许是他最为重要的“省略”。在有关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许多问题上，他都是在“构思与创作”，在进行“理性历史建构”。 因此，我们在利用修昔底德提供的史料时，必须同时参考其他史料，有时还需要用作为历史家的修昔底德来批评作为编者的修昔底德 。

关于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史，我们缺少可靠的同时代文献，唯一完整保留至今的是色诺芬的《希腊史》。色诺芬是苏格拉底的门生，写有大量著作，但大多篇幅短小。对历史学家来说，最重要的是他的《希腊史》和《长征记》。《希腊史》上承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其第一句话正好接续修昔底德第8卷最后那句不够完整的话，下至公元前362年的曼提尼亚之战，实是斯巴达与忒拜霸权的兴衰史。在学术修养及对全局的把握上，色诺芬明显弱于修昔底德，有时囿于个别事件而忽略了带有全局性的问题，因而在他的书中没有出现雅典第二海上同盟建立、美塞尼亚独立、迈加洛波利斯（Megalopolis）建城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对于忒拜统一贝奥提亚的进程，他不甚了了。而对特拉美尼斯（Theramenes）被处死的全过程，甚至他喝毒酒的情节，却一一记录在案。政治上，他是个典型的亲斯巴达派，与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斯（Agesilaus）过从甚密，其《拉西第梦人政制》实在像是斯巴达制度的赞美诗，为后世所谓“斯巴达奇迹”的重要文献来源。所有这些，都让他的著作在见识上无法与修昔底德比肩，在客观性上不如希罗多德。

但是，《希腊史》毕竟是我们有关公元前5世纪末到前4世纪前期希腊历史的唯一完整的连续叙述，是我们确立该时期希腊历史框架的基本素材。由于他在斯巴达生活了相当长时间，他对斯巴达历史的了解似乎较其他人更加深入和细致。在《希腊史》中，对于斯巴达内部政治的运作，包括公元前404年与雅典签订的休战条约、弗伊比达斯（Phoebidas）和斯福德里亚斯（Sphodrias）案件的审判等，他多有涉及。在有些问题上，他也能客观公允地加以记叙。他详细记载了雅典民主派在重建民主政权后推行的和解政策，批评了斯巴达偷袭忒拜并开脱肇事者斯福德里亚斯的做法。在《希腊史》的结尾，他有关曼提尼亚战役结果的评价，或许非常准确地反映了希腊人对当时局势的悲观判断：

这些事情发生后，所有人都相信会发生的对抗结束了。因为希腊人惯于走到一起，组成相互对立的阵营，所以所有人都认为，如果进行一场战斗，胜利者会成为统治者，战败者会成为臣民。但神的规定却是这样的：双方都建立了一座胜利纪念碑，好像他们是胜利者一般，而且任何一方都没有尝试阻止对方这样做，双方犹如胜利者一般，在休战协定下交还了死者，同时又犹如战败者一般，在休战协定下收回自己的死者。虽然双方各自都宣布自己是胜利者，但就额外的领土、城市或霸权而言，谁都不比那场战役前更好。那场战役之后，希腊的混乱与无序，犹胜战役之前。

《长征记》 以色诺芬的亲身经历为基础，叙述了小居鲁士远征军中的希腊人雇佣兵从巴比伦北部返回希腊的历史，其中不免有诸多美化或夸大自己作用之处。小居鲁士为争夺波斯王位，秘密招募了一批希腊雇佣兵，并利用这支军队进军苏萨（Susa）。可是在巴比伦北部的库纳克萨（Cunaxa）战役中，小居鲁士战败身亡。对于残存的希腊雇佣兵，波斯人将其主要将领谋杀。在这种情况下，雇佣兵们推举了新的将领，并由巴比伦北上，冲破波斯的阻击到达黑海地区。该事件曾极大地影响了公元前4世纪初波斯与斯巴达的关系，直接造成了斯巴达与波斯关系的破裂。不过色诺芬的记载让我们看到了当时希腊雇佣兵发展的情况，以及雇佣兵的招募、组织和给养的筹集等许多非常重要的方面，也记录了波斯统治下小亚细亚内陆的许多具体材料，成为研究公元前4世纪希腊雇佣兵以及波斯历史最为重要的资料之一。

大约与色诺芬同时或稍晚的另外两位史家——库迈的埃弗鲁斯和克俄斯的提奥庞波斯（Theopompos），也都写有著作，可惜无一完整保存至今，仅有少数残篇传世；而所谓的阿提卡史家的著作命运与之相类，我们今天仅知其残篇，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公元前4世纪希腊史的史料状况。在埃及莎草纸中曾发现一部《希腊史》（称为Hellenica Oxyrhynchia），重点记叙了公元前4世纪初希腊的历史，特别是贝奥提亚同盟在忒拜领导下的发展，因此有人推测其作者可能是贝奥提亚某个城邦的人。从现存的内容看，作者具有相当深厚的历史修养，其见识尚在色诺芬之上。在判断科林斯战争爆发的原因时，作者或许在回应修昔底德：“有些人说，他（波斯国王）的钱是这些人、某些比奥提亚人和前面提及的其他城邦的某些人协同行动的原因，但他们不知道，所有人都讨厌斯巴达人，试图找到一种他们可以促使城邦采取战争政策的方法。” 可惜该书损毁严重，完整的段落不多，而且有关作者以及作者所处的时代也存在争议，影响了学者们的有效利用。

从公元前4世纪中期到公元前3世纪末的希腊史，我们缺少系统的、连续性的当时人的同时叙述。虽然这一时期希腊产生过不少史家，他们中的某些人不乏史才，如提奥庞波斯、埃弗鲁斯、卡狄亚的希罗里莫斯（Hieronymos of Cardia）、叙拉古的菲力斯提乌斯（Philistius）、提马埃乌斯（Timaeus）、多里斯（Doris）等，他们或者撰有通史性质的著作，或者写有关于希腊化时代初期及中期希腊大陆、希腊化诸国及西部希腊人的历史著作，但无一完整地保留至今。由于亚历山大大帝东侵成功，卡里斯提尼斯（Callisthenes）、托勒密、阿利斯托布鲁斯（Aristobulus）、米提林的卡莱斯（Chares of Mytilene）和克里特的尼阿库斯（Nearchus Creticus）等先后写过这位大帝的历史或者传记，但无一完整保留至今。公元前2世纪中后期的希腊历史家波里比阿（Polybius）撰写的《通史》（Histories）体大思精，可惜仅有一部分被保存下来。波里比阿本为阿凯亚（Achaea）同盟的政治家，曾作为人质长期生活在罗马，后得罗马西庇阿（Scipio）家族赏识，得以恢复自由之身。当时罗马已经崛起于西部地中海区，且已经将触角伸入东部地中海，到公元前2世纪中期已经征服马其顿和巴尔干半岛，数度击败塞琉古帝国，也已经可以对托勒密埃及颐指气使。因此，波里比阿的目的，是阐明罗马崛起于东西地中海区的原因。但他眼光远大，意识到东西地中海区的历史已构成一有机的整体，对希腊历史也给予了充分的重视，马其顿、斯巴达、阿凯亚同盟和埃托利亚（Aetolia）同盟的历史都曾得到叙述。对于公元前2世纪以前的希腊史，他主要依赖前人的研究成果。关于他那个时代的历史，有些事件是他亲身经历的，有些是他采访当事人、目击者得来，具有较大的可信性。但他在政治上是个亲罗马分子，而且关注的是罗马如何在不到53年的时间里能够征服地中海地区的原因，希腊仅是在与罗马发生关系时附带涉及，少有系统叙述。他的著作目前仅前5卷保存完整，其他均为残篇。尽管如此，他有关斯巴达、阿凯亚同盟和埃托利亚同盟的历史，仍具有重要的价值。

以上所述以同时代人叙述他们亲历事件的历史著作为主。但希腊国家被罗马征服后，其历史创作活动并未马上终止，反而有某种走向繁荣的趋势。这些著作虽然产生的时代稍晚，但因利用了前人的著作，仍为我们保存了一部分十分珍贵的史料。首先必须提及的是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的《历史文库》，全书共40卷，相当部分被保留至今。狄奥多罗斯缺少历史批判精神，写作方法在今人看来也有不符合学术规范之处。在叙述某一时期的历史时，他通常以某一作家的著作为主，而且理解也并不总是准确的。但因其他著作大多失传，所以他的做法间接保存了已经失传的某些历史学家（如前述埃弗鲁斯等人）的著作。狄奥多罗斯有关希波战争后到公元前5世纪末的记载基本保存下来，主要史料可能取自埃弗鲁斯，而后者是小亚细亚的库迈人，立场和观点都有所不同，有些记载与修昔底德和色诺芬的说法之间有相当程度的出入，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不同版本的叙事。此外，作为公元前1世纪西西里的希腊人，狄奥多罗斯比较注意西部希腊人的历史，对其事件的叙述相对详细。生于罗马共和国末年的罗马史学家奈波斯（Cornelius Nepos），写有一部篇幅不大的《外族名将传》，叙述了公元前5—前4世纪希腊著名将领的生平和功绩。虽然他提供的史实常有不够准确之处，而且其资料大多取自早期的其他著作，但也提供了一些有趣的史实，其中某些史实显然来自一些已经失传的著作，补充了现有史料的不足。另一位值得重视的人物是公元1至2世纪的普鲁塔克。他写有众多的著作，包括60卷的《道德论丛》（Moralia）。该书的目标虽然并非历史，但其中保存了大量希腊罗马的历史掌故，有些篇章如《国王和将领的佳言警语》《斯巴达人的格言》《斯巴达人的古代习惯》《勇敢的妇女》《希腊掌故》等，包含着大量史实，而且相当多史实系从已经失传的著述中摘录而来，是学者们必须参考的重要资料。他有关雅典人和亚历山大大帝到底是因为功业还是文人宣扬得来的名声的讨论，至少反映了罗马帝国时代希腊文化精英对待传统与现实的态度。他的《名人传》（Parallel Lives）（又译《平行传记》或《希腊罗马名人传》，后一个译名显然与内容有出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该书采用平行立传的方式，大体上以一个希腊名人对应于一个罗马名人，个别有两人合传，后附以论赞。作者撰写此书的目的，一是宣扬其道德观，一是再现希腊过去的伟大，其伦理、哲学意图远远超过史学目的。有人甚至认为，普鲁塔克叙述得越生动、越具体，其可靠性就越要打折扣。但他学识渊博，熟知希腊史实，在其关于20余位希腊史上名人的传记中，作者为我们保留了大量久已失传的资料。尤其重要的是，普鲁塔克喜好征引名家言论，往往说明其资料来源，使我们由此可推知其史料的价值。《名人传》当然也存在不平衡问题，关于雅典的人物较多，关于其他各邦的人物相对较少；从时间上来说，关于古典时代希腊的人物多，关于早期希腊和希腊化时代的人物较少。他的《道德论集》篇幅宏大，保留了不少古代希腊人的趣闻逸事，有些对历史研究颇有价值。

马其顿亚历山大是个风云一时的人物，关于他的传说在古代即已十分流行，但没有一部同时代的著作传留至今。阿里安（Arrian）的《亚历山大远征记》虽写于公元2世纪，但充分运用了亚历山大的部将托勒密、尼阿库斯、王室历史学家卡里斯提尼斯等提供的史料，且摒弃了某些荒诞不经的传说，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成为亚历山大正史传统的代表。不过阿里安过于相信托勒密和尼阿库斯等人，又没有利用波斯方面的资料，把亚历山大严重地理想化了，把东侵写成了凯歌行进，低估了波斯的抵抗力量，因此在使用阿里安的史料时，我们必须同时参考查士丁（Justin）保存下来的、庞培·特罗古斯（Pompeius Trogus）和库尔提乌斯·鲁福斯（Curtius Rufus）等所谓“通俗传统”所提供的材料，并且注意发掘西亚地区编年史的相关记载。关于希腊化末期和罗马征服希腊的历史，我们的史料主要来自罗马时期的历史家如李维（Livy）、阿庇安（Appian）等。李维的《自建城以来》煌煌142卷，虽仅有35卷保存下来，但在叙述罗马扩张过程中，他也多次涉及希腊国家，特别是意大利、西西里地区希腊人的历史，至少在有关希腊与罗马扩张的关系问题上，提供了大量生动而具体的资料。阿庇安的《罗马史》采用的是记事本末体，其关于汉尼拔（Hannibal）战争、米特拉达梯（Mithridates）战争和共和国末年内战的记载大多被保存下来，为我们认识公元前1世纪本都王国、公元前3世纪罗马扩张时代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希腊人的历史，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不过他们大多站在罗马人的立场上从事写作，其史著较少涉及希腊各国的内政与社会经济，且不乏美化罗马扩张的嫌疑。 tKwKTWL7fxSST7SI63OQPRtbRm1eOzj7xOh0B3HdFsMJTem181fpirSmcn2Mfyd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