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贝托·博阿德亚
（Albert Boadella）

阿尔贝托·博阿德亚（1943—），1943年生于内战后的巴塞罗那，1962年与人合办“游唱诗人”剧团（加泰罗尼亚语Els Joglars）并担任团长，直到2012年9月11日（加泰罗尼亚的民族日）。五十年里他的名字与这个独立剧团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共同制造的“挑衅”也历久弥新（La provocación cumple años） 。

博阿德亚一生与戏剧为伴，先后在巴塞罗那戏剧学院（Instituto del Teatro）、斯特拉斯堡东部戏剧中心（Centre Dramatique de l’Est）学习理论，在巴黎一个滑稽剧团做学徒、揣摩身体语言。19岁时，他与卡洛塔·索尔德维拉（Carlota Soldevila）和安东尼·冯特（Antoni Font）一起成立了“游唱诗人”剧团，自编、自导、自演，迄今推出过约四十个剧目，在欧洲、美洲二十多个国家上演逾千场。

“游唱诗人”秉承希腊喜剧作家的讽喻精神，化身中世纪晚期弹拨乐器伴朗诵、歌唱的形象，常常与加泰罗尼亚新歌运动成员同台演出，用虚构、模仿、影射、讽刺的手法，不断探讨本土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和意识形态断裂的种种表现，建立起强烈的趋地中海，尤其是地中海北部的欧洲文明观，不认同现代西班牙“正统”的、压制性的卡斯蒂利亚政治传统和宗教传统。

也正因为这样，剧团和博阿德亚遭遇过种种阻挠，也因为不断逾越而成为自由和反叛的代表，如1977年年底首演的《添头》（La torna） ，因为触怒政府在面世不到一个月即被禁，博阿德亚本人也遭到羁押。虽然他利用就医的机会逃脱、潜入法国、后偷偷返回，但这一罪名到1981年年初才最终被撤销。此外他还担任编剧、执导过多部戏剧作品，后来发展到电台、电视台、电影媒介，毫不留情地讽刺佛朗哥、菲利佩·冈萨雷斯、乔尔迪·普约尔、多位主教、加泰罗尼亚共和左翼党、达利等，反对一切教条主义和既得利益。与此同时，他又极其热衷于斗牛运动，跟近年取缔这一运动的政治正确的声音发生龃龉。

最终，博阿德亚不仅在戏剧界树敌过多，也在多个圈子成为“不受欢迎的人”，如普约尔时代的电视3台、阿斯纳尔时代的国家电视台。于是继2001年回忆录《一个小丑的回忆》（Memorias de un bufón），他又于2007年出版了著名的《别了，加泰罗尼亚——爱与战争纪事》（Adiós Cataluña.Crónicas de amor y de guerra），获当年“埃斯帕萨散文奖”，正式告别连自己的作品都受到抵制的故乡。

2009年，博阿德亚受命担任新落成的马德里伊莎贝尔二世水渠剧院（Teatros del Canal de Isabel II）艺术总监 ，2012年他正式作别“游唱诗人”，随后被评为“阿方索·乌西亚奖”（Premios Alfonso Ussía）年度人物，2017年获得“西班牙历史剧之友”协会（Amigos de los Teatros de España）颁发的第二十届“佩佩·伊斯伯特国家戏剧奖”（Premio Nacional de Teatro“Pepe Isbert”）。

博阿德亚的剧目从来不乏评论、期刊论文、博士论文研究，但在笔者看来，他最大的创举是两个戏剧活动：圆顶排练厅（La Cúpula）和塔巴尼亚（Tabarnia）。

1972年6月，在准备《打鸡蛋的玛丽》（Mary d’Ous）的演出时，为了保证排练的专注、效率、连续性，博阿德亚决定把剧团带到普鲁伊特（Pruit），一个离巴塞罗那120公里，常住人口不足百人的小村庄。1976年他们干脆在山顶平地、村子的教堂和墓地旁搭建了一个固定的圆顶“帐篷”。到1983年，剧团又在村里买了一座小庄园“约腊”（Llorà），让全团成员排练期间就近居住、沉浸、切磋。这样一个外部开阔、尽收山水，内部去中心、不置一物的排练厅，完全展现了博阿德亚对空间的敏感和把控，锤炼出一种工作方式，即取消导演，也就是剧作家/观众双重视线的发出者，任由演员即兴、互动、享受动作和对话完全的自由。圆顶排练厅是博阿德亚提出的最为封闭，也最为自足的创意。

这位白发丹心的戏剧人还参与了一个开放的作品：2012年，一些地中海沿岸小城建立了“巴塞罗那不是加泰罗尼亚”组织，试图对抗日渐高涨的独立潮流，2015年前后，一个新词在社交网络成形—塔拉戈纳和巴塞罗那两个词头合并的“塔巴尼亚”，新词“塔巴尼亚人/的”也在2017年12月27日获得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正式承认。2018年1月16日，博阿德亚受命担任这一“地区”的“主席”，发表一份讽刺演说，表示一旦分裂，将加入中央政府一方。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个政治实体，而是一个公共舆论平台，支持本地公民不为煽动性的媒体所胁迫，尤其不要被加泰罗尼亚“官方”的、部分政治家操纵的分裂话语所蛊惑。3月22日，博阿德亚还来到加泰罗尼亚前主席在比利时藏身的楼前，用自治区旗颜色的雨伞、精神病院白大褂、悲喜剧面具等，表演了对普伊格蒙特政治闹剧的模仿和嘲弄。可以说，博阿德亚无所谓派别，他永远追求的，只是自问的真理；也因此，只要加泰罗尼亚分裂者蠢蠢欲动，塔巴尼亚便会是他矛头所出的“进行中的作品”（work in progress）。

“乌布王”系列（Serie de Ubú rey）

20世纪90年代至今，博阿德亚出版了十多个剧本单行本或选集，如《我在美洲有个叔叔》（Yo tengo un tío en América，1995）、《塔利亚之被掳》（El rapto de Talía，2000）。他也曾对戏剧理念立下“十诫”：

拒绝幻想——艺术家的责任不是创造，而是揭示各色情境；

不要在人上厕所的时候打电话——对时间、空间和机会的把握是戏剧的本质；

打破诗人的垄断——诗歌对所有艺术来说都嫌艰深；

系统地参与恶趣味——这才是对时代潮流和品位最好的把握；

警惕现代性——它已造成无法沟通的局面；

壮大敌人——看见更好的自己；

不要老喝施舍的菜汤——保持攻击性；

周期性叛国——喜剧演员要不断拆解习见；

无情地跟新神作斗争——让社会反思自己塑造的权利体；

永远不要工作——戏剧是一个巨大的集体游戏。

但博阿德亚最具社会影响力的作品当属“乌布王”系列。实际上，这是对一个法国系列的借鉴：1896年，阿尔弗雷德·雅里推出《乌布王》（Ubu rey），因粗鄙怪诞，上演第二场即被禁；1898年、1900年、1901年，他又陆续推出三个同主人公剧作，令其贬斥的乌布王——作者当年中学物理老师的形象广为流传。

到了1981年，博阿德亚因《添头》被捕、逃亡、脱罪的风波刚刚要过去，立刻推出《乌布行动》（Operació ubú）重燃战火：对成为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的普约尔大加揶揄，为其设定的形象虽然不似原版乌布王大腹便便、令人作呕，但强烈的自我中心主义却如出一辙。1995年《乌布主席》（Ubú President）延续了针对普约尔的尖锐嘲弄，试图在一个保守、温和、享受音乐性和形而上的“白色幽默”的戏剧界恢复对真实生活戏仿、讽喻的实在力量。2001年，《乌布主席，或庞贝最后的日子》（Ubú presidente o los últimos días de Pompeya）再次不期而至，庆贺普约尔卸任的同时，不忘给后继的阿尔图尔·马斯（Artur Mas）一记耳光。

这一切看起来或许只像是文人对待政治的尖酸刻薄，然而在2014年普约尔被曝出拥有海外账户、涉嫌受贿洗钱多重罪名后，曾经茶余饭后的会心一笑，立刻变成普约尔盘踞加泰罗尼亚20年间一个“小丑”的洞见和反抗——博阿德亚从不介意自己被视为小丑（bufón），甚至自诩享有那种边缘人的观察、记忆和清醒。多年以后，面对媒体的马后炮，观众们将会回想起博阿德亚编排乌布主席面对电视台 记者慷慨陈词，而他的儿子们拎着装满欧元的手提箱溜走那遥远的一幕。

17世纪初，塞万提斯借用《神奇的祭坛圣像画》（Retablo de las maravillas），亦即“皇帝的新衣”原型，揭露强调基督徒血统论的宗教狂热。博阿德亚的“乌布王”系列深受其影响，甚至在2004—2005年还排演了这部幕间剧向塞万提斯致敬。他本人指出，个体的虚伪固然丑恶，但催生它的温床同样需要刺激和揭穿：一个道德和思想上松弛的社会，正是当下加泰罗尼亚和西班牙的现实。

（于施洋） j6/zAverGA7PlBY3lOSfnLA2OlepymmcwGv/595msEvCGWtQTjGTUganDV+pTg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