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关于汉赋的起源问题，历来影响之大者莫如赋为古诗之流的说法。
西汉宣帝“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诏王褒作赋，歌颂圣主之得贤臣，并以之待诏金马门，“数从褒等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议者多以为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
。他认为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具有与《诗经》（宣帝所谓“古诗”当指《诗经》）同样的“仁义风谕”功能和作用，虽只是为其好辞赋作辩护，有点故意提高赋的地位的意思，而且也并没有直说赋源于《诗经》，但已隐然逗引了赋为《诗》之流的观点。
到了东汉，班固便在《两都赋序》中明确地说：
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灭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宝鼎》之歌，荐于郊庙；神雀、五凤、甘露、黄龙之瑞，以为年纪。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
这里的“或曰”，是不是指汉宣帝说的话，我们不必去细究，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在班固之前，已有赋为“古诗之流”的看法，班固不过认可了这种看法而已。汉宣帝认为赋“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班固则以为赋“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他们的赋学批评，都是着眼于《诗经》和赋都可以有或讽喻或揄扬的社会政治功能和作用来讲的，是从经学角度所作的赋学批评。因为二者的社会政治功能相同，所以，赋可以看作是“古诗之流”，是《诗经》之流脉、旁衍。于是，《诗经》俨然成为汉赋的源头。此后，左思作《三都赋》，其序首引《毛诗大序》中的话：“盖诗有六义焉，其二曰赋。扬雄曰：‘诗人之赋丽以则。’班固曰：‘赋者，古诗之流也。’”
显然已接受了赋为《诗》之流的观点。不过，无论是汉宣帝还是班固等人，他们的看法都不具有文体学的意义。从诗到赋，其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沿袭汉人赋为《诗》之流的看法，而从文体特征上对其加以论证的，是晋人挚虞。其《文章流别论》曰：
古之作诗者，发乎情，止乎礼义。情之发，因辞以形之；礼义之指，须事以明之。故有赋焉，所以假象尽辞，敷陈其志。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情义为主，则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为本，则言富而辞无常。文之烦省，辞之险易，盖由于此。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违；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此四者，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是以司马迁割相如之浮说，杨雄疾辞人之赋丽以淫。
“以事形为本”，由铺陈其志的《诗》“六义”中的赋，直接进入“言富而辞无常”的“今之赋”（指大赋），赋为《诗》之流的看法，被提升到了理论的层面，具有了文体学上的意义。自挚虞以后，赋源于《诗》的观点，逐渐占据了主流地位，直到现代，仍是汉赋起源问题研究中最主要的观点之一，这里不必赘论。然而，“以事形为本”，虽易于言富辞繁，但从文体和传播方式上看，在可歌的四言之诗与不歌而诵的散体大赋之间，并无必然联系；而从《诗》“六义”之一的铺陈之法，到赋中铺陈之法的极度运用，也缺少中间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