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十大主要研究发现

3.2.1 超过50%的都市圈的综合发展能力低于均值，深圳、上海和广州都市圈位列前三

从图3-1可以得知，深圳都市圈、上海都市圈和广州都市圈位列前三，三者的综合指数得分依次为64.52、58.92和56.47。从三者的比较来看，深圳都市圈在资源要素集聚能力、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社会福利保障能力上均具备突出优势（见图3-2）。一方面，深圳近年来着力打基础、增优势，进一步增强了核心引擎功能，提升了城市发展能级，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全国领先，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居全国第二，数字经济发展走在全国前列。另一方面，深圳加强与东莞、惠州交通互联互通、产业创新合作，形成了深、莞、惠1小时交通圈和经济圈。上海都市圈则在资源要素集聚能力上表现优异。广州都市圈在突发事件应急、社会福利保障方面表现较好。

但是，我们计算发现28个都市圈综合发展能力指数的均值为37.65，目前全国有15个都市圈的综合发展能力得分低于该均值，比例超过50%。这意味着当前我国不少都市圈仍处于发展的势能孕育阶段，仅有少数都市圈基本实现了圈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特征与模式。在未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过程中，需要进一步推广成熟型都市圈在综合能力提升方面的经验与模式，引领并带动处于孕育期、成长期的都市圈发展壮大。

3.2.2 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不足是制约我国都市圈综合发展能力提升的“短板”

从图3-3都市圈综合发展能力的4个分项指标来看，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指数得分的内部分化差异最为明显，除了深圳都市圈、上海都市圈、北京都市圈、广州都市圈和杭州都市圈5个都市圈的得分较高，其他23个都市圈在该项指标得分方面总体偏低。其中，有20个都市圈在该项得分上低于全国平均得分，这说明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是制约都市圈综合发展能力的重要影响因素。都市圈作为由核心城市引领带动的地域空间组织形式，关键在于中心城市在产业、创新、交通、市场等方面与外围城市融合发展，形成专业化的分工模式和一体化的市场运行机制逻辑。

3.2.3 都市圈综合发展能力存在东、中、西的非均衡性，但南、北区域的分化特征尤为显著

从综合发展能力的得分指数来看，中国28个都市圈中排名前5位的都市圈均处于东南沿海区域，这说明东南沿海区域在较好的经济发展基础之上，不论是资源要素集聚、中心城市辐射带动、社会福利保障和突发事件应急等领域均存在明显的优势，已经形成了能自我强化的内生集聚循环，在集聚中实现了网络化与均衡性的发展。当前，处于西部区域的成都都市圈出现了强势崛起的态势，综合发展能力排名位居第6。这证明了成渝城市群的建设富有成效，成为西部区域性的经济增长点。具体来说，成都正在着力构建绵阳—德阳—成都—眉山—乐山—宜宾的南北综合交通中轴线，以加快成都经济区的环线高速公路建设，以及成都至乐山高速公路扩容等项目建设。同时，在产业上成都已在全市范围内布局了14个产业生态圈，这些生态圈不断向德阳、眉山、资阳等地区进行“扩展”，以推动产业在区域内实现供需适配和多地互补。

而从南、北区域看，内部差异更为明显，在综合发展能力排名前10位的都市圈中，北部区域仅有北京都市圈（排名第4）、青岛都市圈（排名第9）和郑州都市圈（排名第10）三个都市圈入选，南部区域的都市圈在综合发展能力方面明显高于北部。为了对南、北地区都市圈的核心城市的经济体量和规模进行比较，这里选取秦岭—淮河线以北的北京、天津等15座城市作为北方城市样本，该线以南的上海、南京等19座城市作为南方城市样本，发现2018年都市圈核心城市中15座城市GDP超过万亿元，但北方地区仅有北京、天津、青岛、郑州四市。

3.2.4 从区域来看，西南、华北、东北、华东出现局部“塌陷”与“挤压”

从前文的综合发展能力指数看，西南区域的昆明都市圈和贵阳都市圈排名靠后，分别位居第24和第25位，华北区域的太原都市圈位于第26位，东北区域的哈尔滨都市圈位于第27位，华东区域的南昌都市圈位于第23位。再从周围都市圈的发展能力看，这几个都市圈均存在“区域性塌陷”特征。例如，以南昌都市圈为例，周边的长沙都市圈、深圳都市圈、厦门都市圈和合肥都市圈的排名均比较靠前，南昌都市圈则相对成为一个四面高、中心低的“洼地”，其原因应在于南昌都市圈的本地化经济规模存在劣势，加之周边核心城市的虹吸效应，使得南昌都市圈的发展受到明显的抑制。此外，武汉都市圈的综合发展能力排名偏低，主要原因在于武汉都市圈在疫情防控方面得分较低，从而使最终得分较低，这是因为风险应急管理与城市经济的发展韧性息息相关，突发事件的事前准备、事中处理和事后恢复能力的不足，必然会影响到区域内部综合发展能力的提高。

3.2.5 资源要素集聚能力与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协同关系显著

研究发现，都市圈的资源要素集聚能力与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资源要素集聚能力越强的都市圈，其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也越强（见图3-4）。且这一关系的成立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从两者的作用机制来看，一方面资源要素集聚能力强的都市圈能够吸引更多的要素，从而要求更高的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另一方面，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强也是吸引要素集聚的重要因素。总体来看，资源要素集聚能力与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的正相关关系还表明，我国都市圈之间的资源配置总体上是具有效率的。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强的都市圈容易吸引并获得更多的要素。

从资源要素集聚能力的二级指标来看，都市圈的人口集聚能力、产业发展能力、科技创新能力和资本承载能力均与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唯一例外的是生态支撑能力与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的线性关系并不显著，呈现出倒“U”形的关系，即生态支撑能力排名中间的都市圈的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更强。在一定程度上，这一结果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中国的成立。

3.2.6 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对社会福利保障能力的支撑作用显著不足

研究发现，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与社会福利保障能力的相关性并不强。从图3-5可以看出，两者间仅显示出非常微弱的正向联系。这一结果表明，要素集聚和资源配置所引致的经济发展还不能够充分地转化为都市圈居民生活福利和质量的提升。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工作节奏过快等大城市病在经济发达的都市圈中屡见不鲜。同时，劳动力的流动壁垒在区域间尚未完全消除，公共服务均等化也处于起步阶段。在新型城镇化阶段，都市圈将成为城镇化的主要空间载体。而在城镇化过程中，将经济发展成果转化为居民生活福利无疑是提升城镇化质量的重中之重。

从社会福利保障能力的二级指标来看，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仅与社会福利能力存在较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与社会保障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的关系均不显著。目前地方政府对要素配置的能力聚焦在房地产的调控上，而在都市圈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则略显不足。未来都市圈的发展应当在体制机制层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推动都市圈居民，尤其是流动人口的生活质量提升。

3.2.7 突发事件应急能力与都市圈城市体系联系紧密

研究发现，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更强的都市圈的突发事件应急能力也更高（见图3-6）。这一结果表明，都市圈的空间体系和资源配置结构能够决定都市圈的风险防范治理能力。要素的集聚能够带来规模经济效应，从而推动经济发展。同时，如果要素集聚在都市圈中更为集中的话，那么都市圈对于要素的整体统筹和调配的能力也将更强。

从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的二级指标来看，中心城市资源配置能力、中心-外围城市联系能力与突发事件应急能力呈现出显著的正向联系（见图3-7和图3-8）。中心城市资源配置能力越强，要素集聚程度越高，从而会更有力地推动都市圈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加强突发事件应急能力。值得注意的是，要素过度集聚将导致风险应急管理成本大幅提升，因此应当谨防中心城市首位度过高的情形。同时，中心-外围城市的紧密联系也有利于都市圈突发事件应急能力的提升。人流、物流、信息流等要素流动体系的构建有利于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常态化和精细化。在新冠肺炎疫情转为常态化的背景下，都市圈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策略应当从“围堵、封闭”转向“跟踪、监测”。此时，建立有序的要素流动机制将有利于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能力的提升。

3.2.8 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有助于提高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

研究发现，都市圈科技创新能力提高时，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也就越强（见图3-9）。一方面，都市圈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能够通过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进一步加强都市圈吸收和辐射要素的能力。另一方面，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较高的都市圈越容易吸引新兴行业进入，创新型企业能够受益于要素集聚的规模经济效应。

从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的二级指标来看，科技创新能力与中心城市资源配置能力，以及中心-外围城市联系能力均显示出显著的正向关联（见图3-10和图3-11）。一方面，相比于传统制造业，科技型行业更依赖于高技能劳动力的面对面交流，进而促进知识溢出和创新，因此其集聚水平更强，从而有利于提升中心城市的资源配置能力。零工经济等新业态的出现，将进一步促进劳动力向中心城市流动。另一方面，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还会加强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的联系。高铁、城际列车的出现缩小了都市圈中心与外围地区的时空距离。同时，中心城市的进一步集聚将提升市场规模，促进专业化分工，因此，部分中心城市的职能将转移到外围城市，实现都市圈内部的合作分工。在未来，可以预见随着科技创新不断进步，都市圈的空间结构将日益呈现出网络化的结构。在区域分工不断深化的基础上，集聚逐渐走向平衡。

3.2.9 都市圈制造业辐射带动力仍是提升都市圈综合发展能力的重要因素

研究发现，都市圈的制造业发展水平仍是都市圈综合发展能力的重要维度。由图3-12可以看出，都市圈规模以上企业数量与综合发展能力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制造业基础良好的都市圈的综合发展能力普遍较高，这表明即使服务业已经成为诸多中心城市的发展重点，都市圈依然需要通过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的发展提升市场规模，促进要素集聚。制造业的发展还能够同时保障都市圈的低技能劳动力就业。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还能推动都市圈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

都市圈内部中心城市的制造业辐射带动能力同样有利于实现中心-外围城市的合理分工，从而使得外围城市吸收部分中心城市功能，带动都市圈内部协同发展（见图3-13）。目前，部分发达都市圈中已经呈现出制造业产业分工的趋势。例如上海都市圈的外围城市中，目前苏州以电子信息、新材料等作为主导产业，无锡以纺织加工、化工冶金为主导产业。深圳都市圈中，深圳主要发展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新材料等高端产业，东莞则为深圳提供制造业的配套，同时也逐步吸收深圳市的新兴产业要素。

3.2.1 0体制机制不健全仍是制约都市圈综合发展能力提升的重要原因

当前我国政府在都市圈建设过程中，主要的着力点在于推进基础设施一体化，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以及建立区域协同发展的机制。但是从以往的实践来看，目前最有成效的则是基础设施一体化，包括城际高铁、地铁、路网以及交通枢纽等的建设。例如，上海在高铁班次密度指数上占据绝对优势，新编制的《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提出了东平—海永—启隆城镇圈（涉及上海、南通）、安亭—花桥—白鹤城镇圈（涉及上海、苏州昆山）、枫泾—新浜—嘉善—新埭城镇圈（涉及上海、嘉兴嘉善）三个都市圈。目前，区域内共引入轨道交通、沪宁通道、沪杭通道等5条铁路，枢纽内有273 km支线和专用线。但是，即使在发展较好的上海都市圈，关于基本公共服务、城乡统筹发展的体制机制等仍有待进一步加强。

此外，本研究手工整理了28个都市圈是否建立了协商合作机制和是否出台规划协调政策或机制。结果发现，相比于未建立协商机制的都市圈，已建立协商机制的都市圈的综合发展能力均值得分高出约21个百分点。同时，相比于未出台规划协调政策或机制的都市圈，出台该政策或机制的都市圈的综合发展能力得分比其他都市圈高出26个百分点（见图3-14）。这意味着破除传统障碍，创新体制机制是政府推进都市圈建设的重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