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的《满江红》不是伪作

岳飞的《满江红》是不是伪作？我前后考虑了多年。余嘉锡先生在《四库提要辨证》中提出了这一疑问。我当时只觉得这问题提得很有道理，我虽然不完全同意，却又做不出解答。

岳飞的儿子岳霖和孙子岳珂收集岳飞的文章不遗余力，由岳珂辑成他袓父的集子，即《金佗稡编》的《家集》。可是，尽两代人之力，并没有搜集到这首词。这是第一个疑问。第二个疑问是：宋元人的著述中也没有关于这首词的记载。所以余先生认为这首词是明人所伪托。但是我写《岳飞传》的时候，还是把它认作岳飞所作。因为余先生光是提出这个疑问，并无法证明，也没有说出、找出这首词的作伪者。

1960年代初期，夏承焘先生写了一篇文章。他受了余嘉锡先生的启发，并把上述的理由又加以发挥，最后断定这首词是明朝王越所作。在《月轮山词论集》中收了这篇文章。（去年，《羊城晚报》刊登了王起教授的文章，他说他当初就不同意夏老的意见。）夏老1961年来北京时向我谈到他的这篇文章，我说，现在不适于发表。我当时着重考虑的，还不是此词是否王越所作的问题，而是认为，岳飞和《满江红》在今天已经不可分了，提到岳飞必然想到《满江红》。他作为一个武将，当时的四大名将之一，代表作就是《满江红》。贸贸然加以否定，有些煞风景。可是，夏老认为现在北方少数民族的人对岳飞这首词很反感，如果断定不是岳飞作的，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后来，他又跟何其芳同志谈及此文，何的意见与我相同。但当时我们讨论的重点全不在是否王越所作这一问题上。

去年秋，海内外又掀起了讨论这一问题的热潮，香港、台湾地区都发表了文章。许多同志要我发表意见，这使我重新反复做了考虑。考虑的结果，对于余嘉锡先生提出的疑问，我觉得是可以解决的。对于夏老提出的作者是明朝的王越或其幕府文士的意见，我是不能同意的。我的最后结论是：岳飞《满江红》词不是伪作，是出自岳飞之手。

先来回答余嘉锡先生提出的疑点。是不是能够根据岳霖、岳珂两代人没有搜集到这首词，就断定这首词是假的呢？且看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南宋人赵与时编写的《宾退录》中记载了岳飞一首诗，这首诗岳霖、岳珂都未收录（余嘉锡先生在《四库提要辨证》里曾提到过这首诗），这首诗现在大家都知道了：“雄气堂堂贯斗牛，誓将直节报君仇。斩除顽恶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侯。”（最后一句和毛主席《沁园春·长沙》词中的“粪土当年万户侯”相似，不知后者是否从这句诗脱胎而来。）这首诗是岳飞在镇压江西一小股农民起义军的路上写的，刻在一个寺庙里。岳霖、岳珂就没有搜集到。假定说赵与时的《宾退录》失传了，诗是被明朝人抄录、流传下来的，我们是不是也就可以对这首诗产生疑问呢？我想是不行的。既然有岳霖父子遗漏的实证，就不能排除《满江红》是他们当时没有收集到的可能。这首词在宋元人的某一著作中也可能已经收录了，而这一著作又遗失了，才造成了今天的疑案。

从正面来说，包含在《满江红》里的思想，在岳飞的其他的作品中都存在着。就拿上面提到这首诗来看，“誓将直节报君仇”“斩除顽恶还车驾”，这不就是说“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吗？“不问登坛万户侯”，不就是“三十功名尘与土”吗？现在又有人说，如认定此词为岳飞所作，则“三十功名尘与土”句便等于是岳飞夸耀自己的功名，还有人以为那就等于是岳飞用自己的事迹做典故，这都得算作误解。其实这句话的本意是，不论功名多么大，都看得很淡薄，并不是说自己的功名有多么了不起；是自述，不是用典。

岳珂所编的《家集》，都是岳飞的作品。其中有几篇题记，是岳飞行军时走在哪里，随时记下来的。估计岳飞这个人投军以前的文化水平并不高，因为他少年时只是一个佃户，种田的人。投军以后，文化程度提高得非常之快，到哪个地方都喜欢卖弄一下自己的文才，写写题记。《家集》中收的几篇题记，其中所表达的思想，和《满江红》的思想可以说全都相同。第一篇叫《五岳祠盟记》，这篇文章在《云麓漫钞》上也有，文字稍不同。据它说，是题在张渚镇一个大户人家客厅内的屏风上。在内容上跟这篇差不多，只是更详细些，文字也多一些。

题记内容如下：

自中原板荡，夷狄交侵，余发愤河朔，起自相台。总发从军，历二百余战。虽未能远入夷荒，洗荡巢穴，亦且快国仇之万一。今又提一旅孤军，振起宜兴、建康之城，一鼓败虏，恨未能使匹马不回耳。故且养兵休卒，蓄锐待敌。嗣当激励士卒，功期再战，北逾沙漠，蹀血虏廷，尽屠夷种，迎二圣归京阙，取故地上版图，朝廷无虞，主上奠枕，余之愿也。河朔岳飞题。

它的大概意思是：我从军以来打了二百余战，虽然没有扫荡到敌人巢穴中去，但总算是报了一点仇。现在来到宜兴，恢复了建康（今南京），一鼓作气，打败了敌虏，恨的是没能把他们斩尽杀绝，使他匹马不回。下面说，以后的目标，是打到漠北，“蹀血虏廷，尽屠夷种”。这不和“饥餐胡虏肉”，“渴饮匈奴血”，是一样的意思吗！“迎二圣归京阙”，这和“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又有什么两样呢？另一篇《永州祁阳县大营驿题记》中也有这样的话：“他日扫清胡虏，复归故国，迎两宫还朝，宽天子宵旰之忧，此所志也。”不也和《满江红》词意相同吗？总观四篇题记，都包含着这种思想；把这种思想用韵文的形式，用词的形式写出来，不就正是《满江红》吗？

现在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岳飞能不能填词，会不会填词？这个问题很明显，他孙子搜集的集子里就有《小重山》词嘛！而且他还能作诗。一来有这种思想，二来又有作诗填词的本事，为什么写不出《满江红》呢？他已经用诗的形式写出来了，为什么不能用词的形式写出来呢？

夏老的意见说，《满江红》词与当时的地理形势不符，如“踏破贺兰山阙”，贺兰山属西夏，并不属金；岳飞是著名将领，对此应该熟悉。如果是岳飞写的，不会写贺兰山阙，因为当时的目标是东北。这种意见是值得商榷的。岳飞在这里是泛写，不是实指，“饥餐胡虏肉”，“渴饮匈奴血”，如果是实写，应该写“女真肉”“金人血”才对呵。既然写的是匈奴血，就是泛写，是指广义的敌人。既然是写匈奴，他还可以写再往西一点的山，可以写祁连山。汉朝与匈奴作战，祁连山就曾是争夺的对象。汉朝占领祁连山，使匈奴吃了大亏。祁连山在甘肃。岳飞没有用祁连山，而用了贺兰山。我想这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如果认为敌人在东北，就只能写女真，那不就过于拘泥粘滞了吗？

夏老还提出：《满江红》词的作者是明朝的王越。因为把这首词刻在杭州岳庙中的时候正是明朝打败鞑靼五六年之后，而这次战争的指挥者是王越，而王越又是一个进士及第、能作诗填词、颇富文采的一个人；而且，只有明朝王越统领军队的那个时候，才有争夺贺兰山的事实。因此他说《满江红》的作者最大的可能是王越。我对这个判断有疑问，为什么呢？既然王越填词夸耀自己的战功，为什么嫁名给岳飞呢？那时候作《满江红》这首词决不会犯什么忌讳，要写自己的战功，完全不必借用岳飞的名字。

第二点，如果王越是在实写，那么，“踏破贺兰山阙”句前边的“靖康耻，犹未雪”句竟可以是泛写的吗？亡国是何等重大事件，词人岂能泛用？而且，如果泛用，则其所影射的究竟是明朝的什么事体呢？何况此句之后还有“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一句，又将如何解释？这一句，也只是符合岳飞当时的情况，南宋当时连淮水以北的土地都没有了，岳飞才有“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责任感。明朝的鞑靼只活跃在河套以北的地区，“旧山河”都在明朝手里，为什么竟要“从头收拾”呢？和当时的情况极不相符。所以，如果把《满江红》词后半阕全部文句进行通贯的理解，而不仅仅纠缠在“贺兰山阙”这四个字上，则由明朝人王越或其幕府文人所作的这种说法就很难讲通了。

至于说“饥餐胡虏肉”“渴饮匈奴血”这两句词兄弟民族很反感的问题，我认为这是历史上的事情，而历史应与现实严格地分开来。在历史上用这些话本是很平常的。凭着一时的仇恨感，即使是邻居也可以闹翻了脸，来个你死我活，甚至于兄弟之间闹了别扭也是如此，要置于死地而后快。现实的情况，在党的领导下，兄弟民族之间讲团结，讲友好，不该成天算旧账。这就是现在所说的向前看，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应该团结起来向前看。

现在我们之所以重视对《满江红》的讨论，是为了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把这个属于全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而不是继承岳飞的那种做法；不是为了对北方的女真族或是其他少数民族如何如何，而是要各民族团结起来，同仇敌忾，共同对付妄图侵略我国，亡我之心不死的人。这才是现在研究这首词的思想意义所在。

（原载《文史知识》1981年第3期） JBZmKA8YuRYbG/XU0WbYMVStR1NFLaFxxwnbmGGkJNnPAKYSEmvxaEjbAbAfs4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