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龙川传》自序

翻开南宋的历史，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屈辱到令人气短的画图。

人们惯于把南宋和东晋相提并论，然而，就所迁的地点论，南宋离开中原更远，在御侮的精神方面，南宋也更为不振：渡江击楫和新亭对泣等等的故事，在南宋的士大夫间是不曾有过的。

当宋高宗赵构嗣位之初，确曾屡次和金人作过战，但那是为了意欲建立一个小朝廷而不可得的缘故；及至小朝廷的规模既已在临安安排粗定，他便深怕再因稍拂金人之意而致其以兵戎来临，于是，不唯忍受着百般的耻辱，而且像孝子之于尊亲一样，先意承志，任凭金人之予取予求，以苟延岁月。

生在那个时代的人群，江南的土著以及由中原流亡到江南的士庶，由于高宗的委屈求和，虽得免于直接遭受异族的侵陵、压榨，而异族的威势，却依然通过了这小朝廷的当轴者，照样，或且更加甚地，使他们受着侮慢、掠夺和迫害，而过着痛楚艰难的日子。

按道理，这些受着折磨的人群，是应当能从这些灾难当中受到一些教益而反转来使这时代改观的，不幸他们竟毫无所得：没曾激发起他们的坚韧的抗拒力和悲愤的同仇敌忾之心，甚至连一分敏锐的感受性和观察力也都没有磨砺成功。在最应该警觉清醒的时候大家却都沉沉入睡了。

对这现象负有最大责任的，是自北宋开国以来历世承用的那份“家法”。宋太祖、太宗鉴于唐末五代连续发生的篡夺之祸和割据离乱之局，对于文武大臣和州军长吏，均存有猜忌防闲之心，遂将地方上财赋兵政诸大权均收归朝廷，又且勤加更调，武将郡守乃不得不拱手以听朝廷的约束。对于京朝臣僚，一方面既分其事权，密其法文，使其不得邀功生事，甚且不得以一事自专，一方面则又厚其廪禄，施以笼络，以使其安分循规，不生他念。这种政策推行的结果，便造成了一种头重脚轻的局面，在外则给予异族以可乘之机，在内则形成了习常蹈故、萎靡阘茸的风气，而行政上乃毫无积极效率之可言。南渡之后，中原全陷，大仇待复，亟应改弦易辙，作新气势，以共图恢复大业，而高宗孝宗却还在牢守着那防微杜渐的旧轨而不肯稍有违失。

于是，居于上层社会的学士大夫们，体会着皇家的意旨，便都率先去寻觅并制造各自的醉梦境界，远远地避开现实的一切。他们，在朝的虽则名义上操持着军政大权，却是在其位不谋其政，听任军政诸大端之日趋隳败，终日只迷恋于官僚政客的放纵生活，用其心计于固位取宠之术，把精力施散在骄奢淫逸方面，借贪污僭取以补充其用度的不足，过此以往，非所关怀。在野的则用着更漂亮的借口而摆脱开所应负的时代使命：国事之日非，并非他们所致使；政治道德之窳败，本也为他们所非议；而且为了挽救这危亡的时局和世道，他们还提出了最根本的从正心、诚意作起的主张；因而，不唯对于实际政治表现出一副若将浼焉的态度而不屑参与，在学问方面，对于礼、乐、兵、刑、射、御、书、数等，也鄙为形下之事而不肯肄习。就这样，对于那时代所付与的严重任务，便都被这些人轻轻地放弃了。

当大多数人被危急存亡的关头所震撼，感到无可措手的苦闷，甚或因以灰心绝望的时候，另一方面，不论在数量上是如何少，却终于有人认为还可有望，而在竭尽其心力以谋挽救。陈同甫，这本书所传述的主人公，便是其中主要的一个。

陈氏生于当时浙江东路的永康县，身丁时艰，目所见，耳所闻，都好像芒刺在身一般，使他放不开，忘不掉，忧心忡忡，唯求所以解救的途术。那时的浙东，恰正产生了郑伯熊、薛季宣一辈人物，辈分稍长于陈氏，陈氏却均得与之上下其议论，熏染了他们的为学宗旨，专就典章、经制、史事和世事上去理会一切，先则观其会通，继则加以切实的体验。在他是，凡足以开物成务、治国家、平天下的，莫不兼举并包，不分其为内外精粗，也不问其为王霸本末。

以其所学，救其心所为危的局势，在陈氏的意念中，便逐渐有了这样的一种责任感。当他看到对内则拘守成规，对外则屈己求和的高宗和孝宗的一贯作风，看到终日拱手闭眼，把当世兴丧视若无睹的道学家们，看到陷溺其身心于利禄之途，但务浮华不理世务的一般从政者们时，他禁不住气愤填膺，加以谏正，加以非难，而最终的目的却是，要从根本处加以改革。他曾因此而六达帝庭上书，两讥宰相无能。

天下非有豪猾不可制之奸，虏人非有方兴未艾之势，而何必用此哉！

对于孝宗，他这样针砭着。

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

今世之才臣，自以为得富国强兵之术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时讲究立国之本末，而方扬眉伸气以论富强，不知何者谓之富强乎！

向着一般大臣和儒士，他这样呵责着。

在陈氏看来，既然生为那时代的国民之一员，那国家民族的兴亡休戚便息息与之相关，正如同舟共济的一群人，中途倘遇险恶风涛，单为救自身的性命之计，大家也应当各尽其力以谋挽救。这是己分内事，是无可旁贷的责任。

然而，当群情失掉了常态，相率而走入放辟邪侈的路径之后，善恶是非的标准便也都随之而颠倒错乱。这时候，最狡狯和最少廉耻的，将最有用武之地，占取社会上一切的荣华富贵，受到全社会的奉承与喝彩；一个特立独行，操心危、虑患深的人，也便成了注定要遭殃的人。所以在这本传记中，将只看到对于天才人的迫害，对于正义感的摧残，使一个最清醒热烈的人，却因其清醒和热烈而受到最残忍最冷酷的侮弄和惩罚，困顿蹉跌以至于死。

这是一幕惨痛的悲剧！

然而更不幸是这悲剧并不专属于陈氏一己，“不幸而吾言中，不听则国必亡”。和陈氏这幕悲剧紧相联系着的，是那个小朝廷的命运更被牵引到万劫不复的地步，成了整个时代整个民族的悲剧。

陈氏的旺盛的活动欲，要挺身而出独当救亡大任的热烈怀抱，到今天还以雷霆万钧之力震烁着我们的心，读着他的“天下大势之所趋，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这样的文句，不由便激动起我们的慷慨奋发之情。也就是因为受到这样的激励，我才执笔来传述陈氏的生平。当述写之际，我仔细体会着陈氏所处的那一个时代的氛围，也设身处地地寻觅着陈氏一己的心理、思想、行为等等和那个时代交织着的错综关联。当我体认出那个时代确实需要陈氏那样一个人，而也确实将陈氏作育成能负荷那时代使命的人，而却终于又由那时代的毒手将陈氏残害了，这使我有时不胜其昂奋，有时起无限的怜悯，有时又不自觉地满怀气愤或为之悲戚。

然而我绝对不曾忘记这里所需要的一份冷静和客观，我绝不滥用我的同情，致使其对于事实真相有所蒙蔽。我只是努力把搜集到的一些资料，施以融铸贯串之力，借以表现陈氏的活泼明朗的全部人格，不使其像天光照耀下的云影，只成为模糊灰暗的一个轮廓。

像奔驰在旷原里的野马，像倾泻在悬崖上的飞湍，到了用之驾辕或引以灌溉的时候，说是必不会偾事或冲决，确实是未必然的。对于陈氏，一向便有一些人怀着这等疑虑。即如对陈氏深致其同情的全谢山氏，也竟说道：

若同甫，则当其壮时原不过为大言以动众，苟用之，亦未必有成。

似这般设为不必有的事以减削古人的评价，是极欠公允的。倘使朱子等一般理学家们能得大用，谁可保证其定能成功呢？然而在这本书中，我并没有举出全氏等人的意见而稍加驳诘。

陈氏的思想，一向被综括为“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八字，而也一向受着正统思想家们的非议。成长在浙东经制事功学术空气中的陈氏，在其早年就曾揭橥了“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我相信其确为不诬，然而当朱子规劝陈氏黜去此说之时，陈氏的回信当中却明明有一段说：

诸儒自处者曰义曰王，汉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头自如此说，一头自如彼做，说得虽甚好，做得亦不恶，如此却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如亮之说，却是直上直下，只有一个头颅做得成耳。

这不但完全否认自己有这样的主张，而且派定对方的议论才真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论。这究竟是陈氏的诡辩呢，还是陈氏的思想前后有所不同呢？对此，我没有找到最好的凭证以资论断，因而也只将双方的议论平等胪陈，并不站在陈氏的立场上而特别有所申说。即对于后来人非难陈氏的种种议论，也一概置而不辩。

陈氏的才学干略，我固已尽量大笔特写，而对于他的某些缺陷，却也并不曾曲为回护。

所以我想，在保持冷静和客观两事上，我总算已经尽了我的能事了。

在这本书中，我不曾有意地牵引任何一事使其和我们这一时代的现实事件相比附，然而，如果我们这时代还多多少少有些和南宋相似之处，那么，这本书多多少少也还该发生一些警惕作用的吧。

这传记的正文部分，我是完全采用的纯然叙述的体裁，不羼杂些许考证或议论的成分在内。然而凡是多少有些问题的事件，例如陈氏到江西去会晤辛稼轩的年月，以及和朱子辩论王霸义利各书札的先后次第等，则于铺叙之前，全都作过一番详审的考订工作，收在书后作为附录的，便是关系较为重大的几篇。在这几篇之外，本还作有“朱（熹）唐（仲友）交讧中之陈龙川”等三数篇，战前均曾在报端刊布过。在此流亡期间，一时却均无法觅得附入了。

1943年8月写于重庆南岸海棠溪
（见《陈龙川传》，重庆独立出版社，1944年） 13iSJmnIXDbjumtovVsGDRKxkvNfWgKDLQdFOpiuf0WF25O+aP/8xJuwmCHw3Pw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