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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由来，起源于十多年前我们中的一员与已故的Walter W.Stewart的一次谈话。谈话的内容是如何对商业周期中的货币因素进行统计研究（这是当时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所作的关于经济周期研究项目的一部分）。Stewart强调最好将美国内战之后的货币发展情况加以“分析性描述”（analytical narrative），以作为统计研究的背景，同时也指出有关“描述”的资料在当时并不容易获得，但是这种“分析性描述”会在数据之外为分析增加更为需要的视角。
他的建议使我们在原计划的专题报告中增加了一章来描述货币存量的历史背景。这一章是在我们已经完成其余章节的第一稿之后才开始着手撰写的，但是它的确显示出了自己的生命力：由开始的一章变为两章，然后成为独立的一部分，现在已独立成书。虽然本书与统计分析各自单独成书，但是本书并不是完全独立的。本书所使用的一些统计数据在即将出版的姊妹篇《美国货币存量的趋势和周期，1867-1960》（Trends and Cycles in the Stock of Money in the United States，1867-1960）中有全面的解释（后者成稿在前，但是付印在后）。当我们修订《美国货币存量的趋势和周期，1867-1960》一书时，Stewart具有先见性的建议一次又一次为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按照他的建议所增加的对货币史的描述对我们所作的统计分析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BER）对货币因素的周期性的兴趣，起源于它对商业周期的研究。与当前研究直接相关的最早研究成果是1947年出版的关于货币和库存现金的技术论文第4号（1947）。 [1] 该书所作的估算，虽然目前已经被取代，但是它是货币序列研究的第一步，这些内容构成了本书以及Phillip Cagan即将出版的《美国货币存量变化的决定因素和影响，1875-1955》一书中有关统计的主体部分。一些早期的成果发表在两篇关于货币需求的不定期出版物上，以及一篇关于插值计算方法可能存在的问题的技术性论文中。 [2]
尽管本书的篇幅已很长，我们还是痛苦地意识到它的覆盖面有限。在市场经济中，货币已经触及经济生活的每一方面，因此它不可能不对政治产生影响。在记录美国货币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所扮演的全部角色时，本应对经济和政治历史也进行全面的描述。当然，我们没有那么雄心勃勃。相反，我们紧紧固守着最初的目标，即为有关美国经济中货币的长期性和周期性表现所做的统计研究提供开场白和背景介绍，至于与此目的无关的材料，则被排除在外。
在本书创作的若干年中，我们获得了大量的帮助。几年前，我们就将本书的一份较早版本的手稿发送给了一些学者，他们对书稿的评论和建议使我们受益良多。我们特别要向Clark Warburton致以深深谢意。他对本书数稿所作的评论，都详尽而宝贵，对最终定稿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们不止一次地发现，当我们觉得似乎得出了一些原创和新奇的结论时，其实他早已经想到了。在此，我们还非常感谢其他许多人的宝贵意见，包括：Moses Abramovitz, Gary S.Becker, Arthur F.Burns, Phillip Cagan, Lester V.Chandler, C.A.E.Goodhart, Gottfried Haberler, Earl J.Hamilton, Bray Hammond, Albert J.Hettinger, Jr.，James K.Kindahl, David Meiselman, Lloyd Mints, Geoffrey H.Moore, George R.Morrison, Jay Morrison, Edward S.Shaw, Matthew Simon和George J.Stigler。
美国联邦储备体（Federal Reserve System）自建立之日起，就一直在美国的货币史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因此我们必须非常细致地研究它的运转。因为很多原始资料并不公开，我们不得不经常依赖二手资料。为此，本书的倒数第二稿曾被送到联邦储备管理委员会以及很多前任和现任美联储官员处征求意见。在此，我们要衷心地感谢三位为本书稿提供宝贵意见的人，他们是：费城联邦储备银行经济顾问Clay Anderson；1930-1938年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副总裁和副主席的Randolph Burgess；1940-1954年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主席的Allan Sproul。正是他们的意见使本书的终稿有所变化。另外，Sproul先生使我们注意到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所藏的George Leslie Harrison关于联邦储备体系的若干报告，我们在终稿中大量使用了这些报告。Harrison的报告与Charles S.Hamlin（1914-1936年间任联邦储备委员会成员）的日记，是我们在研究联邦储备体系历史中一些关键时期时所主要依靠的信息来源。
很多学者非常慷慨地为本书提供了一些尚未出版的资料，比如：Phyllis Deane提供了英国价格指数；Raymond W.Goldsmith提供了1900-1919年间美国净国际资本流动数据（1919年以后的数据就可以从商务部获得了）；Simon Kuznets提供了美国年度国民生产净值数据。
在此，我们特别感谢拥有Charles S.Hamlin日记全部版权的国会图书馆手稿部主任David C.Mearns，允许我们引用该日记。我们还要感谢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特别藏品部主任Roland Baughman，他授权我们可引用前面提到的Harri-son报告中的著述。感谢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授权我们引用Harrison报告中的其他部分。我们还要向E.A.Goldenweiser女士表示感谢，她允许我们引用国会图书馆手稿部所存的Goldenweiser报告中她已故丈夫尚未发表的著述。
本书需要极其大量的统计计算。其中大量的工作，主要由国民经济研究局的Mark L.Wehle完成，他也为本书的手稿提供了宝贵意见。另外，我们在研究的不同阶段还接受过其他很多人的帮助，包括：Edith Hanover, Juanita Johnson, Phyllis A.Wallace, Nadeschda Bohsack, John Helbok, Martha S.Jones, David Laid-ler, Esther D.Reichner, Sophie Sakowitz, Hanna Stern, Judie Tomkins和Tom Teng-pin Yu。Harry Eisenpress和Millard Hastay为解决计算难题提供了宝贵的建议和帮助。另外，感谢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在本书的创作期间，米尔顿·弗里德曼曾一度在此任研究员）、货币与银行研讨会和芝加哥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提供了统计方面的帮助。我们感谢上述机构，感谢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已故的Mary Girschik和她的助手们，感谢芝加哥大学的Lilly Monheit和她的助手们。最后还要提到的是，Janet Friedman牺牲了很多个夏天愉快地为她的父亲操作计算机。
除了计算方面的帮助之外，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很多便利。在一些研讨会上与其他研究员的讨论，以及一些非正式的讨论都非常有价值。在芝加哥货币与银行研讨会上本书草稿也被讨论过，会上所提出的建议在本书的终稿中都有迹可循。
感谢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芝加哥大学图书馆、贝克图书馆、达特茅斯学院塔克分校图书馆以及纽约公共图书馆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便利。这些地方的图书管理员一直很合作，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帮助。
感谢Irving Forman在绘图方面的卓越工作，感谢Margaret T.Edgar提供了编辑上的建议。
最后，我们要感谢国民经济研究局和研究部前后两位主任Arthur F.Burns和Solomon Fabricant，正是在两位主任的管理下，本研究才得以完成。本着专心致志、追求真理的原则，他们一直鼓励和帮助我们沿着既定的方向前进，即使这意味着最终成果的再三延期，意味着最终成果实际上大大有别于我们刚开始的计划。
米尔顿·弗里德曼
安娜·J.施瓦茨
[1] Anna Jacobson Schwartz and Elma Oliver, Currency Held by the Public, the Banks, and the Treasury, Monthly, December 1917—December 1944，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Technical Paper 4，1947.
[2] Phillip Cagan, The Demand for Currency Relative to Total Money Supply, New York, NBER, Occasional Paper 62，1958；Milton Friedman, The Demand for Money：Som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ults, New York, NBER, Occasional Paper 68，1959；idem, The Interpolation of Time Series by Related Series, New York, NBER, Technical Paper 16，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