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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货币史：1867-1960》的中文精校本在经历了数年的校对和修订完善后，终于付梓。2020年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也必将载入美国乃至全球的货币历史。在《美国货币史》英文版首次出版的57年后，全球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创出了历史新高，美联储采取了史上最大规模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国货币史》中文版第一版出版于2008年，从那时起，美联储踏上了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 QE）之路的起点。当时金融界对于美国“直升机撒钱”的量化宽松政策究竟会引发什么——是恶性通货膨胀还是新一轮的危机，全球莫衷一是。12年后的今天，发达国家在应对新冠疫情的新环境下，仍在延续货币大投放的道路。然而，弗里德曼先生在包括《美国货币史》在内的一系列著作中所反复警示的货币的祸害，至少在目前，似乎并未体现为通货膨胀，取而代之的是全球高涨的资产价格。
美联储委员会前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曾称大萧条为“宏观经济学的圣杯”。弗里德曼先生的《美国货币史》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以详实的数据和严谨的逻辑得出了以下结论：美联储货币大紧缩恶化了一场本来普通的金融风暴，并令其最终演变为无法收拾的大恐慌。但与此同时，他也强烈反对以金融政策作为需求管理的手段，指出政府应该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以与经济增速相适应。显然，今天主要发达国家央行的操作尽管未将经济引致大萧条，却走向了另一条弗里德曼先生所不愿意看到的宽松之路。因为本质上量化宽松是另一种形式的政府干预。
因此，在当下重读《美国货币史》有着特别的意义。回望近100年前联储的大紧缩，再对照2008年以来一再被频繁使用的货币宽松，以及现代货币理论的兴起，中性货币政策似乎渐行渐远。主要发达国家货币当局的频繁干预并未减弱，而是以无限量的宽松代替了紧缩政策而已。与此同时，频频被动用的货币工具也为我们带来了关于货币理论的新的迷失与思考。
2016年10月，时任美联储主席的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在波士顿联储的一次会议上列出了危机之后四个最重要的宏观经济学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什么导致了通货膨胀。过去12年中，全球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货币宽松，全球通货膨胀却迟迟没有来临，通货膨胀似乎成为“求而不得”的稀缺品。这对于宏观经济学无疑是新的挑战，也有不少人质疑弗里德曼关于“通货膨胀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货币现象”的结论。为了从“三低”环境中走出来，全球各大央行只有不停尝试新的办法，从量化宽松到负利率，再到最近的平均通货膨胀目标，结果都收效甚微。不少学者从技术进步、全球化、人口老龄化、贫富分化等宏观层面给出了解释，也有学者从货币层面认为美联储的扩表大部分流向了超额准备金，甚至量化宽松也可能就是一个货币扩张的假动作
。那么，通货膨胀与货币的传统关系真的彻底消失了吗？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当前特别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的边际变化是，过去二十多年来推动发达国家通货膨胀中枢下移的全球化因素正在逆转，供给成本抬升，同时美国2020年M2增速显著上升，已经超出20世纪60年代有该数据统计以来的最高水平。供给端短缺+货币超发恰恰是20世纪美国两次通货膨胀的直接导火索。或许，从历史的轨迹中借鉴观察，货币超发驱动下的美国通货膨胀可能就在不远处。
从美国的经济数据看，与差强人意的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宽松的流动性带来了包括股票和房地产价格在内的资产价格的大幅上涨。有效需求不足进而货币派生受阻叠加信贷意愿下降，剩余流动资金更多地流向股市等资产投资，贫富差距加大，形成“资产通胀不平等”。从某种程度上说，当前货币超发的祸害已经从传统意义上的通货膨胀转向金融不稳定和社会阶层的撕裂。在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收入分配研究中，他认为不考虑价格因素，资本收入比的均衡水平上涨主要归因于老龄化和长期增长的放缓，但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这两个变量的影响只占一小部分，资本收入比上涨的主因是资产价格与其他价格比例的快速扩大。但目前美联储显然并未将这一问题纳入其政策考量。2020年6月，当有人问到如何看待贫富差距和社会平等的问题时，现任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Jerome Powell）说：平等性问题已经困扰我们四十多年，但这其实与货币政策无关。
从经济学说演变的历史看，货币学派兴起的历史背景是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将凯恩斯和新古典经济学所推崇的政府干预思潮拉下了神坛，经济学回归货币主义、供给学派、新奥地利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所倡导的自由市场，推动经济政策向古典主义的“市场至上”回归。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再次带来了经济学理论中政府与市场角色这一经典问题的周期轮替，放任市场的自由主义被认为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后凯恩斯主义重新受到重视。现代货币理论更将货币推向了支持“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角色。截至2019年年底，全球公共政府部门和民间部门的债务总规模达255万亿美元，约为全球GDP的322%，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就增加了87万亿美元。高债务迫使货币政策不得不维持宽松，有的主要国际货币甚至陷入负利率的情形。事实上，现代货币理论主张的“债务上限软约束”和提前进入“最后贷款人”状态已经在西方经济政策中出现了。在高债务之下，货币政策能否回归中性，若能的话又将如何回归中性，恐怕是一个难解之题。
“正是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举动，将这场普通的经济衰退——虽然可能是相当严重的一场，转变为一次主要的经济灾难，而不是试着用它的力量来抵消大衰退。1929-1933年货币供给减少了三分之一便是这场灾难的开端……大恐慌不仅不是一场自由企业体制的衰退，反而是一场政府造成的悲剧。”如果我们把弗里德曼这一判断中的年份替换为2020年，将“减少”替换为“增加”，这个结论会不会在并不遥远的未来被证实呢？日本前央行行长白川方明曾说，日本货币政策的经验教训之一就是货币政策不能定位于力所不及的目标。在全球越来越多国家陷入“日本模式”的今天，我们有必要重温《美国货币史》，以促使我们在眼前的全球化迷雾中，保持一份历史的清醒和对货币相对中性的理性。
是为序。
巴曙松 教授
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
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