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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角度来看，制造业的处境正如狄更斯在《双城记》中所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一方面，制造者似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前途光明：创新层出不穷；资本充裕；科技进步带来了新材料和新的制造工艺；全球的生活标准在稳步提高，令数十亿客户能买到新的现货。另一方面，制造业也遭到了空前极端的多重挑战，其面临的巨大压力有可能会导致为数众多的企业破产，尤其是那些没有充分意识到制造业的战略价值以及独特机会的企业。
与原来商业环境相对稳定、静态相比，目前商业环境日趋动态和不确定性。企业所面临的动态和不确定性环境引发了动态竞争，动态竞争更关注企业家在系统可能变化的情况下如何做决策。过去做得好，不意味着在新的转变发生后依然能做得好。企业在制定、实施发展战略或竞争战略时，要通过构建、适应、影响企业的商业生态环境来生存和发展。因此，我们首先需要清楚企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商业、企业生态环境中，然后才能适应和改变商业、企业生态环境并获取竞争优势。
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到21世纪的今天，制造企业除了需要应对经典的T（Time, T）、Q（Quality, Q）、C（Cost, C）竞争外，面对日趋激烈的全球化竞争和日益严苛的资源约束，还承受着越来越大的改进服务（Service, S）、保持清洁环境（Environment, E）、提高知识含量（Knowledge或Know-how, K）的压力。所有这些都迫使制造企业必须面对不断变化的市场做出快速反应，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满足客户需求的、定制的“个性化产品”，去占领市场。市场竞争也主要围绕新产品（Product, P）和服务的争夺而展开。毋庸置疑，这种状况还将延续，使企业面临的生存环境更为严峻。随着物（互）联网、工业互联网的发展，引发了生产力要素、生产方式、消费者角色、价值创造、组织形式、核心竞争力等多方面的转变，导致21世纪制造业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制造企业面临的挑战（但不限于）如下。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社会化规模的空前扩大，世界各国的相互依赖性越来越强。人们逐渐、自觉地认识到各个国家和民族虽然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要求，要满足自身的要求必须先满足他人的要求，本国科技、文化的发展必须依赖于整个人类科技、文化的发展，不仅仅是简单利用或借鉴他国的科技文化成果，而是必须把它当作全人类的共同问题来对待和研究，世界上无论哪一个国家都无力解决当今人类所面临的全球性问题。世界各国在解决这些共同问题上各有自己的优势与不足，同时世界各国都应当积极承担起自己的义务与责任，绝不可袖手旁观。总之，世界各国越来越面临着一系列的共同问题，世界的发展是如此，世界的灾难也是如此，这些共同的问题将世界各国的利益联系起来。客观世界本身要求人们在实现自己本国利益的同时为实现世界的共同利益承担责任，每一个国家都要做一个对世界的未来发展负责的国家。这既是全球化产生的原因之一，也是全球化对各国提出的基本要求和共同准则。世界各国之间的差异性与共同性相统一使全球化的出现成为历史的必然。
今天所说的全球化主要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包括市场全球化、要素全球化和生产经营全球化。从某种意义上来理解，全球化就是生产力要素在全球范围的重新配置，所有的商品供所有的消费者选择。这些因素间的博弈关系致使资本等要素和商品的流动、聚散。全球经济一体化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出了国界，使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经济活动相互依存、相互关联，形成世界范围内的有机整体；或者说是世界各国均参与全面的经济合作，其中任何一国经济领域的变动均会引起世界经济整体的变动。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其推动力是追求利润、取得竞争优势和谋求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和不断深化的国际分工，在客观上打破了国家对资源配置的地域限制，要求对生产要素进行跨国或地区集中生产自己具有或可以实现较大利益的商品，使生产要素配置更加合理，最终将增加产品总量和生产规模，使各国受益。全球范围内的有效分工协作可以产生新的巨大生产力，而且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从而可以开发最先进的产品，获得最经济的成本和最贴近的市场，而具有最大的竞争力。
当代的全球化问题表面上看只是以市场为核心的经济问题，其实是关系到整个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的全方位问题；当代全球化是由发达国家首先发起的，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也是发达国家从中获利最大的，似乎对发展中国家是不利的，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如果孤立于全球化之外，只能更加不利，那将永远走不出封闭状态，永远摆脱不了落后。可以说，全球化带来的是全球共同获利和共同受损。至于获利与受损的大小，不能简单地用某一年度的统计数字来衡量，而是应当以历史的辩证的方法来分析和评定，世界各民族发展的差异性为全球化的产生提供了必要性，而各民族之间的共同性和相互依赖关系又为全球化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统观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化不是人们主观愿望的产物，而是客观辩证法在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以及其他人类共同面临的全球性具体问题上的体现。世界各国、各民族都为世界历史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同时，又都从世界经济、科技文化的总成果当中获取了有益的营养，促进了自身的发展，推动了全球发展。事实证明，无论什么时期，无论什么国家和民族，如果能够自觉地参与全球化过程，自觉按全球化的规律和规则办事，对国家和民族的兴旺发达就会起到巨大的推进作用，并将其负面影响减至最低限度，否则就相反。
2020年初全球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甚至一段时间内造成了全球市场的割裂和去全球化。疫情直接导致了各国消费需求的迅速下降，对于全球产业链的影响也十分深远，即使有订单，由于产业链的停工，导致交货陷入了极大的困难。在疫苗全球普及之前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虽然全球经济一体化可能会出现倒退的现象，但全球一体化趋势是势不可挡的，抵抗新冠肺炎是各个国家共同的责任，这更加证明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然。
从生产力质量互变的历史来看，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就是一个生产力要素不断地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一过程发展，则社会发展；这一过程停滞，则社会停滞。生产力要素处于不断的发展和变化之中，总的趋势是新的生产力要素不断产生，其作用不断加强。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要素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科学给生产力发展指明了方向，成为生产力的发动要素，成为任何一种生产力发展的突破口、生长点，成为提高和改进生产力的第一性要素。科学技术发展所引起生产力要素的一系列变化，有力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增强了经济活动的能力。科学技术渗透到生产力要素中，可以极大提高生产力要素的质。科技力可以使生产力要素中的劳动者的劳动技能大大提高，可以使劳动工具得到改进，可以使劳动对象一物多用，变废物为宝藏，可以使生产设施现代化，可以使能源交通大发展。
今天，生产力内涵从纯粹物质生产力逐步扩展到物质形态与知识形态两种因素相结合的生产力内涵，同时作为知识的现代化科技在两种因素中已占据首要地位，起着决定性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迅速兴起，打破了人们原先应用知识所受到的空间、时间限制，使知识的创造、存储使用方式发生革命，大大加快了知识应用于制造业、服务业的速度，大大提高了知识商品化的能力，促进经济增长方式发生根本转变，即经济的增长转向依赖于知识的生产、扩散和应用。随着接入物（互）联网、工业互联网的智能设备、感知设备等的不断增加，数据的获取更加简便、快捷，而且成本越来越低。制造企业可以通过大数据提取关注问题的特征数据，构建数学模型，将特征数据转化为信息，利用优化和智能算法，进行机器学习，并进一步将信息转化为解决问题的知识，而新的知识则融入知识体系并转化为新的生产力要素。这反映了知识已不是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而成了经济增长的内在的核心因素的态势，体现出知识处于首要地位的知识生产力要素系统结构形态。如今，越来越多的全球性企业在着手应对环境变化的同时，已经开始关注如何从组织的内、外部识别和获取有用知识，如何将其转化为技能和能力，特别是如何为实现组织的整体目标而存储、转移、分配和使用这些知识。
未来，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还会出现新的质变，还会产生新的生产力要素。随着新要素的出现和发展，原来已存在的要素，其地位和作用也会发生或大或小、或早或迟的变化。
回顾世界百年制造业历史，可以发现制造业的重大革命主要来自生产方式以及管理思想的变革。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亨利·福特和通用汽车的阿尔弗雷德·斯隆将世界生产由几百年的手工艺生产方式（14世纪起源于意大利的手工工场），引导到大批量生产的时代。其最大的影响，就是美国很快统领了全球经济。美国是大批量生产技术的先驱，世界各国纷纷学习和效仿这一方式。到了20世纪60年代，这一生产方式已成为主流，至今在汽车工业、电子工业等适合大规模批量生产的领域仍被广泛采用。20世纪，大规模生产模式在全球制造业领域曾占据统治地位，一度极大地促进全球经济的飞速发展，使整个社会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
今天，随着世界经济的日益发展，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消费者的消费观和价值观越来越呈现出多样化、个性化的特点，随之而来的是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越来越明显，大规模生产方式已经无法适应这种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大批量生产方式逐步被多品种、小批量生产方式渗透，并将被大批量客户化定制的敏捷、精益、智能化的生产方式所代替（基于订单进行装备定制化研发、生产，客户化定制产品的技术状态需要有效管理，敏捷精益的设计、生产过程需要可追溯）。
未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由大数据提取信息而转化为知识，由知识化进而引发的智能化、智慧化，生产方式也必然会发生新的变化，智能化的生产方式将取代当今的多品种小批量生产方式，并逐步向智慧化的生产方式迈进。
在传统价值创造过程中，企业与消费者拥有截然不同的角色——生产和消费。产品和服务中包含价值，生产者和消费者通过市场交换价值，价值发生于市场之外。但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特别是工业互联网的发展，消费者更多地参与到了定义价值和创造价值的过程中。企业决定价值转变为消费者、企业和供应商的价值共创。在价值共创过程中，这一区别消失了。
消费者角色的转变意味着，制造企业不能再自行主动、自作主张。产品的设计、开发生产、维护保障服务等将受到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干预。制造企业已无法独自决定产品的价值，供应商在价值创造过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例如，微软和英特尔公司（Wintel联盟）决定着PC市场，而不是苹果、IBM、惠普、联想等计算机制造商。
互联网生态下的消费者行为正在从个人转变为群体行为，消费者不再是个人，而是一个有共同兴趣、爱好与价值的群体（主题消费社区）。消费者可以获取全球范围的公司、产品、技术、性能、价格、消费者的行为和反映的信息。消费者自组织正成为创新活动的主动推动者。消费者不再被动地接受企业推介的产品和服务，而是通过自身体验，积极参与产品研发（角色变化）。现在的消费者可以借助互联网用产品做实验一级开发产品，特别是数字产品。例如，全世界软件用户的智慧共同开发出了Linux操作系统这样的畅销产品。
在工业时代，人们认为在价值创造过程中企业是中心，这一观点是根深蒂固的，也是那个时代竞争的基础。企业独自决定价值，即企业通过选择产品和服务提供的价值。管理者关注的中心是价值链。价值链通过由企业控制或者影响的经营来捕获产品和服务流程。如果企业创造价值，价值创造过程则与市场分离，各方仅仅是在市场上进行价值交换。
数字经济时代，制造商、供应商、经销商、消费者共同创造了一个协同共生的生态系统。消费者通过移动互联网，以接近于零的边际成本分享信息，并且能够随时随地与其他消费者进行沟通和互动，更加全面地了解产品和市场。消费者与企业之间的互动模式形成了价值创造过程，对当前的经营和价值创造方式是一种挑战。消费者不仅可以与一家企业交流共创价值，它们互动的对象是整个社区，包括专业人员、服务提供商以及其他消费者。价值链（网络）由关注企业内部转向企业之外的供应商、销售商，并充分考虑消费者参与共同创造价值，价值共创的体验成了价值的基础。未来的产业链也不再以制造端的生产力需求为起点，而是从消费端的价值需求出发提供定制化的产品和服务，并以此作为整个产业链的共同目标，使整个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实现协同优化。未来竞争的基础则是一种全新的价值创造方式，这一方式是以个体为中心，消费者与企业共同创造价值。
开放的市场大环境和快速迭代的技术让不同行业互为挑战，跨界和合作的热潮依然高涨不断，并且愈演愈烈。在面对环境的变化时，一些曾经拥有称霸市场优势的企业（公司）无法保持其巅峰时期的风光，即使它们认真研究了市场趋势，积极加大新技术的研发投入，企图依靠核心竞争力形成的壁垒占据市场时，外界甚至跨界的其他领域的发展也在不断挑战他们的优势和壁垒。在飞速发展的互联网商业环境中，已经很少有企业可以凭借自身的力量保证游刃有余的成长。
产业融合是当今经济学研究的前沿性课题。产业融合是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管制的放松，发生在产业边界和交叉处的技术融合，改变了原有产业产品的特征和市场需求，导致企业之间竞争合作关系发生变化，从而导致产业边界的模糊化。在当今经济发展中，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出现了融合发展的势头。这种融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服务业向制造业的渗透，特别是与生产过程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直接作用于制造业的生产流程；二是生产制造业企业越来越多地通过向服务业的价值链延伸来增加企业的增长空间。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可以从三个层次上来进行分析，主要是融合于企业内部、产业链和区域产业集群三个层次。
产业融合是推动发展的主引擎。一方面，数字经济加速向传统产业渗透，不断从消费向生产，从线上向线下拓展，催生O2O、分享经济等新模式、新业态持续涌现，提升消费体验和资源利用效率。另一方面，传统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步伐加快，新技术带来的全要素效率提升，加快改造传统动能，推动旧动能接续转换。传统产业利用数字经济带来的产出增长，构成数字经济的主要部分，成为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引擎。
虽然摩托罗拉的铱星计划（Iridium Project）成了一次商业灾难，但是在地球上随处可以沟通的梦想，在今天随着移动互联技术的普及已经成为现实，即使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或地区也已经在利用无线和蜂窝技术了。汽车、飞机、火车、家、餐馆、市场以及街道的各个角落，全都像办公室一样可以被商务活动所触及。移动互联网的广泛使用，实现了“零距离”“零等待”，曾经在组织互动中的时间和空间限制因素已经“荡然无存”。
近年来，几乎所有的组织都尝试了某种类型的变革，旨在建立更加易于穿透的边界。无所不在的物（互）联网使得构建全球化的动态企业联盟（虚拟企业）变得更加容易，企业、主题社团，乃至个人都可成为盟员。通过纵向-端到端-横向三类集成，企业的四类边界[垂直边界（层级壁垒）、水平边界（内部壁垒）、外部边界（外部壁垒）、地理边界（文化壁垒）]都将被打破，信息、资源、创意和活力会快速而轻易地穿透组织的“隔膜”，使得作为一个整体的组织能够有效运转。放松边界的最终目的是要打造一个更有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组织，使组织有能力实现任何确保生存所必需的结果。如果垂直边界、水平边界、外部边界和地理边界变得可以穿越，那么属于未来的组织就开始形成了。这些边界，每一种都需要有适当的渗透性和灵活性，以便创意、信息和资源能够自由地流上流下、流进流出、穿越组织。
这并不是说边界应该是完全可渗透的根本就不存在——那会导致“组织的瓦解”。更确切说，我们需要足够的渗透性，以使组织能够迅速而富有创造性地适应环境的变化。组织的边界一直存在。有边界组织要保留边界，完全是为了保证组织的稳定与秩序。如果一个企业组织没有一个相对的边界，那就是一盘散沙。
20世纪50年代，西方学者创立了环境的库兹涅茨曲线，认为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演变必然经历一个阶段：在经济起飞时，经济发展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生态环境逐步恶化。历史的实事也佐证了这个理论。18世纪中叶，英国率先兴起工业革命，出现了典型的“先污染，后治理”模式；19世纪，美国经济迅猛发展，但随后洛杉矶等多个城市相继陷入空气污染的困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工业飞速发展，工业污染和各种公害泛滥成灾……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WCED）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中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一权威界定标志着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的正式形成。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主题，在于正确规范“人与自然”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准则。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和谐是人类文明得以发展的“必要性条件”；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和谐以及当代的发展不以危及后代的生存与发展为代价，是人类文明得以延续的“充分性条件”。可持续发展通过系统内的人口、社会、经济、科技、环境、资源等子系统及各系统内部各元素间的相互协作、相互配合和相互促进而形成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态势。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时任浙江省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于2005年8月在浙江湖州安吉考察时提出的科学论断。习近平同志的“两山”重要思想，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观点，系统剖析了经济与生态在演进过程中的相互关系，深刻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引导下，党中央全面部署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把“美丽中国”作为宏伟目标，顶层设计与战略部署明确方向，相关配套制度密集推出，历法执法力度空前。党的十八大五中全会首次提出“五大发展理念”，将绿色发展作为“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理念，成为党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性认识的最新成果。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提出现代化是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2018年，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将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正式确立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两山论”作为六项重要原则之一，为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
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的共同命运，建设绿色家园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梦想。中国正在推进的这场深层次、全方位的生态文明变革，不仅改变着中国，也为携手创造世界生态文明的美好未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